刘培齐 祝大勇
摘要：2021年初，华北一些地区新冠疫情出现反弹，凸显了全面脱贫后乡村振兴发展的接续性问题，包括治理的贫困、“财富的生产”与“意义的生产”空间错位逻辑、常态化治理的乏力等，需要依据乡村振兴接续性发展的要求。全面脱贫后，要实现乡村振興连续性发展，必须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基层乡村规范有效的治理机制，以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关键词：疫情反弹;乡村振兴;接续性发展;考验
中图分类号：F323.8;R18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137-03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疫情的大规模传播扩散，迅速恢复了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任务，按照预定战略安排推进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底，全国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彻底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然而在2021年年初，华北农村出现的疫情局部反弹暴，露出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尽快提升包括乡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城乡公共资源一体化，建立便利农民融入和退出城市生活的制度性保障，建设规范化的基层乡村有效治理长效机制，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解决“治理的贫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标志性指标，实施精准脱贫，到2020年底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贫困治理工作成就举世瞩目。脱贫工作，或曰“贫困的治理”，以“两不愁、三保障”作为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重点解决了农民个体家庭在经济方面的贫困，即“不愁吃、不愁穿”的难题，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在一些地区仍存在发展短板，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及其治理能力明显不足。今年年初在华北农村发生的新冠疫情反弹说明，在完成“贫困的治理”之后，急需调动资源解决“治理的贫困”。
河北部分地区发生的疫情集中暴露了基层农村公共卫生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条件差、医疗设施落后、公共卫生防疫预警缺失。新冠肺炎感染者多数去过本村或邻村的小诊所，然而由于小诊所医疗水平和信息化水平都严重不足，误将一些感染患者当作普通感冒来治疗，没有技术条件进行必要的检测、远程会诊或者进行预防性报备，最后造成了疫情的局部扩散。村卫生室作为乡村公共卫生资源供给的前沿，逐渐出现在舆论聚关灯下，必须承认，村卫生室在乡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区诊疗价值，然而疫情一旦爆发，这些小诊所就被要求关门，以免首诊时难以发现新冠病毒，而当疫情高潮退去的时候，这些不可或缺的乡村小诊所又会重新营业。老百姓一旦有个头疼脑热，依然会按照此前的习惯首选身边的小诊所。如果不能有效提升对这些小诊所的基层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若再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很难说是否能有效地识别、报告和诊治流行性传染病毒。
华北地区疫情反弹暴露的乡村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足问题，并非仅是局部问题，且具有全国的普遍性。为持续推进脱贫攻坚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自2019年起，党和国家大力提供公共产品供给，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2009年的9类、21项服务逐渐增至2015年的12类、46项服务，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等内容，但与需求相比仍存在着不足，当前，各地普遍存在基层服务能力与服务开展要求不匹配的现况[1]。从供给侧看，限于资源投入和专业能力等因素，村卫生室的医疗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突出问题是村医队伍数量越来越少，年龄越来越大，许多行政村仅配有1至2名村医，承担慢性病随访、老年体检、健康档案建档等面广量大、费时费力的工作，为数不多的村医队伍存在年龄偏大问题，而有执照的执业医师则更少，大多是赤脚医生。老年村医往往缺乏操作信息平台的技能，医疗信息化建设困难较大。在《柳叶刀》2017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调查的2582个村卫生室中有92%未开展电子健康档案建档[2]。而且这支并不充足的村医队伍仍有流失，全国乡村医生总人数已从2010年的103.2万逐渐降至2018年的84.5万[3]。除此之外，基层乡村的公共文化资源，涉及村民重大利益关切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宣传教育工作体系均存在供给不足不够完善的问题，农村基本人居环境改善配套资源也未达到理想状态，公共资源总体供给不到位，治理资源捉襟见肘，加之治理过程中注意力分配给重点项目，使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和乡村振兴发展要求存在差距。
2003年的一场“非典”疫情促使国人反思发展的科学性问题，不再将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进而倡导和践行科学发展理念，那么，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时，华北部分地区疫情反弹促使我们思考在农村完成了最基本的脱贫攻坚任务之后，应该迅速推动（包括基本医疗文化在内）公共产品公共资源的丰富提升，推动乡村振兴全面接续性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解决“治理的贫困”问题。
二、有效整合城乡资源，补足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短板
有学者认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复流动采取了“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既可以获得两个收入来源，又是一种生活逻辑的空间分配理性：城市是财富生产的主要空间，农村则是价值生产的主要空间。农民用部分进城获取的经济资源满足所在地生活基本所需后，剩余全部被带回农村，用于支持下一代的“接力式进城”和维系村落中的社会生活，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和人生价值。学者对农民这种“财富和价值生产空间的错位配置”持肯定态度，认为这种模式让农民能以相对低成本地获得体面与尊严，同时也生产着乡村社会的活力[4]。
然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这种生计模式将城乡往返流动的农民放置于容易感染疫情和扩散传播的链条危险环节上，他们在人员密集的大城市从事生产活动，极易感染流行性传染疾病，在病毒潜伏期未被识别诊断的情况下于年假节庆期间返乡，参与稠密的人情往来互动，容易扩大乡村疫情传播规模和危害程度。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却不能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也不能将消杀防护的卫生公共资源带回乡村，只是说明，公共资源城镇一体化、均等化任重道远。
农民无法在城市中获得基础公共产品，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们的意义世界只能返回乡村寻找。他们在年节假期返回乡村，一种类似补偿式的人情往来互动频繁发生，而且多以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为载体展开。华北一村庄距离某大型国际机场只有不到二十分钟车程，村民可以围绕机场客流，方便獲得经济收入来源，但却不能真正享有城市化所内含的基础公共产品，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返回居住地，却利于病毒借助生产价值和意义的人情社交网络进行传播。在农忙节庆期间，平时人口稀少的乡村，会因为有更多的人情走动而出现甚至比城市更加稠密的人口和疾病传播机会。返乡农民抓紧进行各种确证生存意义的走亲访友和请客聚餐，往往会将本来分散的人群聚合起来，其流动和聚集程度有时胜过城市，潜在感染者聚集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大大抵消了分散居住的潜在优势。可以这样说，人类历史上爆发的大传染病并无证据证明与城市化有直接的关系。相反，城市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为控制疫情能够提供更便利的基础条件，减少病毒的扩散传播，斩断农村疫情扩散的链条，必须加快城乡公共资源一体化配置。
此次华北一些地区疫情反弹是城乡公共服务未能真正实现均等化的典型症状。年节返回乡村的人多了，但相应的社会服务却没有跟上，各种急需的服务空间没有得到充实，乡村社会也就无法获得保障的满足感。虽然乡村已经全面脱贫，但与城市之间仍存在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还表现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所以，推进农村社会建设范畴内一系列基本建设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最为重要的任务。如果达不到城乡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也就不能说实现了现代化。农民“半工半耕”所产生的“财富的生产”与“意义的生产”错位，只是说明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仍处于未完成状态，是城乡公共资源未能实现均等化的权宜之计，是不得已的适应性生存策略，不能乐观于此，更不能使农民生计停留在这个阶段。
只有真正实现内涵丰富的城乡一体化，有效整合城乡资源，补足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短板，让公共服务覆盖整个农村，解决政府为城乡居民提供不平等、不公正的公共服务问题，使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城乡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等，才能最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崭新格局，让农民无论在哪里都能进行财富的生产和意义的生产。
三、努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积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华北地区某些农村疫情反弹过程中，基层乡村再现一些硬核抗疫措施。这些非常规的硬核举措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下极端化的响应措施，是典型的极端治理。所谓极端治理，是一种以集体为治理单位，大规模集中采取偏激的、非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反常态治理行为，“坚壁清野”“封村封路”“土法消毒”和“诅咒式喊话”等响应措施都属于极端治理行为[5]。这种“硬核”手段在短暂的特殊时期内用起来很管用，针对于乡村的特殊情境，其非常规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些举措并不利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甚至会制造新的治理矛盾。非常规硬核防疫举措暴露出在乡村全面脱贫后、走向现代化治理格局过程中所出现的治理疲惫困境。
常态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多元化的参与主体，然而在基层农村，壮劳力基本外出进城务工，乡村留守人员以老幼妇残为主，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行动较为散漫随意，自组织化程度较弱，特别是对智能手机使用存在一定障碍，不能及时通过数字移动设备接受外部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信息并及时作出反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这些治理环节中的薄弱问题充分暴露，部分乡村采用传统大喇叭硬核喊话，甚至出现诅咒式喊话，这些问题反映出普通农民在基层治理中无话语权、主体参与意识淡漠的现实状况。这种来自农民的多元性治理主体性的缺失，客观上给公权力使用提供了较大的裁量空间，使得公权力容易突破法治的红线和道德的底线。村民没有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的意识，习惯于公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运行，有的村干部甚至是打着“为了村民们好”的旗号而无所顾忌地使用所谓的“硬核”手段，治理主体的缺失和公权力行使缺乏必要的规法约束，乡村治理过程的主体多元化和过程自主化就不能充分实现。
乡村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不确定的过程，其所涉及的一切事务都围绕着不断发展变化的乡村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这些问题都处于社会的基层。社会基层事务琐碎而繁多，加上乡村社会面积广阔，人口分散，政府部门不可能完全控制所有事务。应贯彻党和国家的要求，着眼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多元主体参与、权力配置多元化、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治理过程自主化，使乡村治理能力储备充足，只有这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快速地进行思想动员，引发村民重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在坚持党和国家防疫大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发展自组织进行有效自主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应充分全面地依法尊重村民的权利，包括参与、决策和评价的权利以及人格尊严等权利，将合目的性与合工具性统一起来，提升农民现代传播媒介素养，完善便利基层乡村的表达和参与机制，最大程度满足农民利益诉求，避免农民在乡村治理中陷入失语现象，在乡村治理各主体现代化中凸显农民群体的政治意愿[6]。对于乡村抗疫“关键少数”的党员干部，既不能仅看重治理的策略效率而忽视政策的伦理价值，一切以“摆平”为标准追求结果，用“不出事”来掩盖“硬核”抗疫带来的政治道德破坏效应;又不能简单否定乡村一线抗疫干部的贡献和奉献，而是应客观评价其表现并逐渐引导进入现代化农村治理轨道，明确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明确功能定位，优化组织环境和组织结构，列出权力清单，让公权力在阳光下依法规范运行。
参考文献：
[1] 陈勇，金晔鑫，潘翔，等.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于乡村医生队伍建设问题探讨[J].上海预防医学，2020（12）.
[2] LI X，LU J P，CHENG K K，et al.The primary health-care system in China[J].The Lancet，2017（10112）.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9：20-55.
[4] 贺雪峰.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61.
[5] 任家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乡村治理疲惫问题反思[J].安徽农学通报，2020（26）.
[6] 李红霖，潘坤.“硬核”抗疫与乡村治理现代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21）.
作者简介：刘培齐（1994—），男，汉族，河北沧州人，单位为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治理。
祝大勇（1976—），男，汉族，河北保定人，法学博士，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治理。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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