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楚艺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联防联控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成为我国抗疫实践中的一大亮点。根据疫情中联防联控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实践中暴露的短板，“以疫情防控为契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形成长效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成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方向。
关键词：疫情防控;城市社区治理;城市社区抗疫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6-0050-03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末梢”。疫情是一场大灾，也是一场大考，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在面对“压倒式”疫情防控任务的危急关头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也应看到权力、任务的“下沉”与城市社区的承受能力相失衡等问题，因此，后疫情时代形成长效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机制，从根本上增强我国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抵御能力成为今后社区治理的重点方向。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联防联控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阻击作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受到重大考验。众多城市社区努力探索抗击疫情的方法，通过联合预防和控制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形成了“中国经验”，对此机制的探索和反思的价值是巨大的，这对于现代化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党建为引领的共建共治管理机制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长春市调研时指出：“提高社区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考察疫情防控中的武汉城市社区具有独特的属性：党员干部的“绑定性网格下沉”，在非常态阶段的城市社区网格中，强化了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对接关系，“下沉”的党员干部与城市社区干部共同奋战，直接呼应防疫指挥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通过跨部门组织（如防疫总部和临时党支部）整合各种组织资源，并在统一指挥下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应对此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中，“精细化治理”和“差异化治理”的结合体现在“全政府”的治理机制中。一方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人员和应急物资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调度;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实施更精准的政策，城市社区可以使用市场导向的方法进行人员和物资派遣。这种以党建为引领的共建共治管理机制，不仅体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而且还反映了基层人民某种程度的灵活自治，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机制，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深化。
（二）以全民抗疫为主线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强大领导下，将全国14亿人动员起来抗击疫情，形成强大合力，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期间，即使在武汉“封城”后，也保证居民供水供电，各种资源连续供应，从城市到农村都体现着稳定与秩序。其背后是全民参与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城市居民服从统一安排，自觉居家隔离;城市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物管保安挨家挨户排查统计，严防死守;民警、消防员、环卫工人等各司其职，以确保城市社区秩序。联合防控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如连接社会的脉络，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党的领导下，全民参与的抗击疫情城市社区管理机制，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三）以城市社区精细化服务为特色的联防联控主战场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做斗争的过程中，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发性流行病迫使城市社区改善和创新微服务方法，例如，许多社区委员会和物管帮助被隔离人员和孤寡老人购买蔬菜和药品;为严重老龄化的社区建立帮扶小组，结合社区实际情况采取“一帮一”的管理服务;安排专人通过线上联系，实时监测隔离人员的动态状况，提高防控效果。此外，这次疫情还催生了社区管理流程的创新。例如，许多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管部门共同打造了临时快递点，实行生活必需品集中消毒配送，并将快递移至社区内部的公共通风区域，避免居民聚集的同时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利。城市社区各种精细化服务为特色的联防联控不仅在防控疫情中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四）以行业组织為支持的城市社区“横向治理”新平台
通过与社会组织建立紧密联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是近年来社会治理的主要趋势。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众多行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建了许多专业平台并整合各种资源防控疫情。例如，在坚持抗疫并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办公楼复工是城市联防联控的一个难点。为此，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等行业组织合作，听取专家和公众的建议，推出了全国首个商务写字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团体标准。在此标准的指导下，办公楼物业管理公司与城市社区紧密沟通，并为已入驻的公司防疫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公司恢复业务流程。各个行业组织的联合推动了一个综合平台的形成，该平台整合了抗疫过程中的各种资源，这已成为城市社区“横向治理”的重要方式。
（五）以高科技大数据为依托的智慧城市社区“云管理”
这次疫情还催生了城市社区中的高科技“智能”管理，例如：杭州市余杭区在隔离人员家中安装云视频设备，社区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手机App操作来实现远程视频对话;使用人工智能语音系统为居家隔离者进行健康管理;一些城市社区开发了电子通行证;利用大数据技术管理和服务出入境人员，以实现地区性疫情预防和控制等;一些城市社区还使用各种智能技术产品，如送餐机器人和无人机消毒等以辅助防疫。
二、疫情“大考”中城市社区治理的短板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在党的领导和全社会的通力合作下，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许多地方的城市社区加强了对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和数据技术的改进管理，以协助疫情防控机制，建立统一、专业、多样和智能的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结构，积累了初具特色的经验和做法，但也暴露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一些弱项和短板，主要问题如下。
（一）防疫工作“面宽量大”与“人力短缺”构成矛盾
城市社区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任务极其繁重。据民政部有关数据，每个城市社区干部平均面对至少350人，全国平均每6名城市社区干部负责1个城市社区，武汉的社区基层工作者每天至少打600个电话询问疫情情况。许多城市社区工作者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排查。大部分城市社區工作者坚守岗位，日夜值守社区防控一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400多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用血肉之躯捍卫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同时也要看到，城市社区防疫人员职业定位不明确，能力不突出，缺乏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大部分城市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创新不足，不会也不善于利用网络、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来开展相关防疫工作。
（二） 治理主体相对单一，参与治理的机制不健全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治理壁垒依旧存在。在党中央的强大领导下，举国同舟并济，积极抗击疫情。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愿意捐赠金钱和物资，并申请志愿者参加抗击疫情的斗争，他们表现出卓越的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极大的热忱。但是，还有许多城市社区未充分开展动员居民工作，使得居民对城市社区的联合预防和控制工作漠不关心，不愿意配合城市社区人员防疫工作。还有些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等希望帮助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但城市社区大众参与的机制尚不完善，很难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居民共同体意识欠缺，难以激活居民自治
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低是当今世界各地城市社区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部分居民不配合防疫工作，甚至辱骂城市社区工作者，认为疫情防控与自己无关。从根本上说，城市社区居民抗疫动员工作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城市居民缺乏社区共同体精神。在大多数城市社区中，居委会倾向于负责所有事务，造成居民的参与意识低下，而社区自治最重要的主体就是居民。随着自治概念的普及，城市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已经得到激活，但是对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意识仍然不清晰。居委会要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在疫情这种特殊背景下促进城市居民自治进程。
（四）应急机制不完善，基础建设还需加强
城市社区检测系统落后，预警系统布点密度不足，潜藏风险点摸查不清，尚未形成综合预警和科学决策;城市社区卫生应急服务区域不平衡，各城市社区应急物资储备的种类和数量不一，缺乏必要的应急资源。同时在一些老旧小区和“无物业、无封闭、无安保”的“三无”小区，城市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数量有限，综合服务设施和生活环境较差，物业管理水平低;租赁房多，导致流动人员多，社区人员构成复杂，城市社区治理难度高，且主要还是依靠人力，“智控”作用并未有效应用，造成精细化管理无法实施到位，成为此次疫情危机之下的防控工作的重要难点。
（五） 法治观念有待增强，治理界限不明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公共危机下打破常规，采取多种应急管理方法至关重要，但是，即使在危机时期，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也应遵守法制并坚守底线，防止陷入权力异化和“绝对正义陷阱”。在此次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城市社区禁止房客进入社区，缺乏相关法律依据;甚至个别社区任意泄露从湖北返回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和地址等个人信息，严重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一些城市社区干部在预防和控制工作中忽略了人文关怀，暴露出法律知识不足和法律意识差等问题。
三、后疫情时代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举措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全国防疫战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目前，境外疫情暴发增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仍不容小觑，“以疫为契机”，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城市社区治理暴露出的问题，形成长效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成为今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一）重视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转移治理重心，首要是权力和资源的下移。因此，今后有必要重点建设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结构合理、活力充沛的城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进一步明确城市社区工作人员的职业序列、职位编制、身份定位、人员数量、来源渠道、选拔方法、激励机制、工作职责等方面。提高城市社区职工福利待遇，建立工资增长机制;畅通城市社区工作者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通道;加强城市社区职工的教育培训，以吸引大批优秀人才下沉到城市社区。同时，利用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动员力量，进一步开展区域党建工作，建立“上下左右”资源聚集在城市社区的常态机制。
（二）培育城市社区居民共同体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共建共治社会治理格局的主要前沿。面对城市社区居民共同体精神的缺乏，在后疫情时代，建立新的熟人社区和信任体系对于这种精神的培育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定期开展社区文娱活动，鼓励城市社区工作者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联系熟络;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机制，鼓励城市社区居民借助城市社区公共管理平台实时反馈意见与想法，对个人数据及时更新，让城市社区居民成为数据的更新者、使用者，促使各方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迅速达成共识，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和危机。
（三） 深化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
第一，建成城市社区治理多主体网络，以“党建+”模式为主轴，建立城市社区与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沟通、对话、合作协商的机制，充实城市社区工作力量。第二，以现有城市社区组织为主体，增加社会组织对城市社区的支持，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使其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可靠伙伴。第三，从调查居民需求出发，构建城市居民动员体系，不仅要准确响应居民的需求，还要引入居民的自主服务和参与，以提高居民的能力和参与水平，使城市社区能够在危机时期有效动员居民，弥补城市社区防控力量的不足。
（四）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
为了大力推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的改革，可以考虑选择全国一些城市进行改革试验。武汉市的城市社区在此次防控疫情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既有优秀的經验可以提炼，也有教训需要总结及日后规避。一是建设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居委会负责、协商讨论、服务群众的治理结构，使基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城市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发挥领导作用，完善城市社区协商机制，建立“协商在一线”等制度化的参与平台。二是实行城市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坚持人员、财产、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对称下沉。三是依法厘清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清行政事务与城市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与城市社区自治事务之间的界限，并制定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和责任清单。
（五）建成有抗逆力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体系
第一，多维度提高城市社区的预防能力，推出多样化预警系统、应急预案、应急中心、灾害保险、空间建筑标准、救援培训等系统政策，增加应急演练、城市社区安全教育等环节。第二，调整和升级现有的应急管理责任制，将曾经是“分门别类、各负其责”和“单灾种”的各个部门整合到应急管理组织结构中，制定全面的应急管理系统工作职责，并完善各基层主体的工作职责应急责任清单与合作机制。第三，增加用于城市社区应急的设备，确保城市社区应急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创建功能混合的多样化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储备必要的急救和医疗等应急资源，突发性风险、灾害暴发时，有畅通渠道支持该机制，可以为政府系统、社会系统和市场系统的资源及时进入城市社区提供保证。
（六）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方式法治化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鉴于城市社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面临的法律问题，有必要提高城市社区治理者和社区居民对法治的认识。提高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法治意识和能力，有必要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加强法治观念，提高日常工作中依法治理的能力。对于城市社区居民来说，通过自学和参与城市社区法治宣传活动来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强化城市社区居民规则意识。同时，要充分发挥志愿者、城市社区民警、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从业人员的作用，提供法律援助和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居民形成法治理念。
总之，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推动城市建设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在党的领导、全社会全行业支持和科技的支撑下，城市社区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疫情防控不仅是一项应急工作，还是一项需要长期做好的保障工作。只有真正建成城市社区长效治理机制，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稳定性的综合提升，才能更好推进城市建设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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