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秦雪松
【关键词】虢国;墓地;层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春秋早期
关于考古学文化中的层次结构，滕铭予先生曾指出：“所谓层次结构，是指在考古学文化中由存在于不同层次上的遗存所形成的结构，如高台建筑和小型居址、大型陵园和中小型墓葬、青铜礼器和日用陶器等就可视为处于不同层次上的遗存。”[1]遗存的层次结构反映了处于不同社会阶层、使用不同层次物品的人群之间的差异性，因此对考古学文化層次结构的分析，是探索古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途径。
在诸种考古学遗存中，墓葬最能体现人群的阶层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考古学文化层次结构。以往关于墓葬的研究多涉及墓葬的等级分类，其实质即是对墓葬进行层次结构的划分，但这仅是层次结构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最终目的应是通过分析各等级墓葬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等级墓葬的内部构成情况，探讨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及相关问题。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分析墓葬遗存所反映出的不同等级墓葬之间的差异，并进一步讨论当时社会的阶层状况等问题，如宋玲平对晋系墓葬制度的研究[2]和梁云对秦与东方六国墓葬等级序列的比较研究[3]。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尝试对虢国墓地的层次结构进行探讨。
一、墓地情况与墓葬分类
虢国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北部的上村岭，自1956 年被发现后，经过了四次钻探和两次大规模发掘，可判明墓葬总数在500 座以上（包括车马坑和祭祀坑），是一处等级齐全且保存完好的大型邦国公墓地。1956—1957 年及1990—1999 年进行的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52 座，相关资料主要见于《上村岭虢国墓地》[4]和《三门峡虢国墓》[5]两本报告，另有三座墓葬资料先后在《文物》上发表[6—8]。此外，三门峡市陕县后川发现的M3502、M3508 两座陶器墓中出土有典型的虢国式陶器，地理位置也与虢国墓地接近，其文化性质和时代应与虢国墓地一致[9]，故一并归入讨论。经整理，以上考古资料中未被盗扰的完整墓葬共231 座，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这些材料。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材料并不是虢国墓地的全部，依此来分析整个墓地的层次结构是一个由样本推断总体的过程，但鉴于所用样本量较大，可认为这种推断具有统计学意义。
虢国墓地的年代下限，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655 年虢国灭于晋，但关于其上限的观点不一，主要有西周晚期[4]48—49，[10，11]和两周之际[12—15]两种说法。其中朱凤翰先生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和青铜器形制两方面的考证，认为该墓地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770 年平王东迁，同时指出，虽然墓地中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从形制上看可归属西周时期，但其随葬年代已入春秋[15]。本文同意这种观点，将虢国墓地的年代大致定在公元前770 年到公元前655 年，即春秋早期。另外朱凤翰先生还将部分铜器墓的年代进一步分为前后两段，但同时也指出这种划分尚带有一定的推拟性[15]，考虑到整个虢国墓地的年代跨度并不长，除部分铜器墓外，其余墓葬难以进行细致的年代划分，故本文视这批墓葬属于同一时期，不再进行历时性研究。
东周时期的墓葬分类多以随葬器物的类别、墓葬规模和葬具的多寡等多方面因素为根据，分为青铜礼器墓、仿铜陶礼器墓、日用陶器墓、无陶小件器物墓和无任何随葬品的墓葬[2]14—15，[16]。不同类别的随葬品，尤其是青铜礼器的使用在当时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所以可以据此判断墓葬的等级。对于铜礼器墓，笔者曾以随葬鼎的状况及组合作为主要标准，综合考虑墓葬各项因素，将包括虢国墓地在内的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分为甲、乙、丙三类，分别代表铜器墓葬的高、中、低三个等级[17]，本文延续此分类方法。因虢国墓地中尚未见有仿铜陶礼器墓，因此可将本文讨论的231 座墓葬划分为高等级铜器墓、中等级铜器墓、低等级铜器墓、日用陶器墓、小件器物墓和无随葬品墓六类，为叙述方便，分别称之为A、B、C、D、E、F 六类。其中A 类墓4 座，B 类墓8 座，C 类墓27 座，D 类墓120 座，E 类墓63 座，F 类墓9 座。前三类墓随葬有可以表示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而后三类仅见有日常用器或无随葬品，所以也可将这六类墓分为铜礼器墓和非礼器墓两大层次，分别代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墓葬。下文将分别讨论这两大层次墓葬之间的差异以及各层次内部的情况，进而探讨虢国墓地所反映出的社会阶层状况。
二、铜礼器墓与非礼器墓的差异
本文统计的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铜礼器墓有39 座，非礼器墓有192 座，均为土坑竖穴墓，人骨葬式以直肢葬为主，少数为屈肢葬，头向多朝北。这两个层次墓葬最本质的差别在于是否随葬代表权力的青铜礼器，这也是将二者严格区分开的标准。笔者对这两个层次墓葬的葬具使用情况（主要分为一棺、一棺一椁、一棺重椁三种。另外据《上村岭虢国墓地》，有2 座墓葬没有葬具，6 座墓葬情况不明，但是这两者之间很难界定，所以本文将无葬具者视为情况不明，未计入统计分析之中）以及青铜车马器、青铜兵器、青铜工具、成组串饰、玉器等器物的随葬情况进行了比较，可看出两层次墓葬存在明显的差别（见图一）。
如图一所示，非礼器墓的葬具以一棺和一棺一椁为主，罕见一棺重椁，而铜礼器墓的葬具均为一棺一椁或一棺重椁，不见葬具为一棺者。前者完全不见青铜车马器，青铜兵器、青铜工具、成组串饰随葬的比例也极低，而后者这几类器物的随葬比例大多较高，仅青铜工具略低，但仍明显高于前者。此外，两个层次墓葬中玉器的随葬比例都很高，但非礼器墓中仅见有玉玦或碎玉石片，铜礼器墓中则各类玉佩、礼制性玉器等更为常见。也就是说，相比于非礼器墓，铜礼器墓在三重棺椁的使用以及青铜车马器、青铜兵器、青铜工具乃至成组串饰等器类的随葬上具有明显优势。
图二为铜礼器墓与非礼器墓墓室面积①的比较图。由图可知，铜礼器墓的墓室面积分布相对分散，其中以6～14 平方米为多，而非礼器墓的墓室面积分布则相对集中，约80% 的墓葬墓室面积在2～6 平方米，整体上明显小于铜礼器墓。但非礼器墓中有少数墓葬面积偏大，铜礼器墓葬中也有部分墓葬面积偏小，即二者在墓葬面积的分布范围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由此可知，两层次的墓葬虽在墓室面积上差别明显，但当时似乎并不存在严格的制度以限定各自的规模。
三、铜礼器墓的层次结构
39 座铜礼器墓中包含A类墓4 座、B 类墓8 座、C 类墓27 座，这三类墓葬的划分实质上是对铜礼器墓内部进行的更进一步的层次区分，下面主要从这三个亚层次墓葬之间差异程度的角度進行分析。
在进行相关讨论之前，需先明确与铜礼器墓等级相关的各个因素——主要包括墓室面积、棺椁重数、礼制性乐器、青铜容器、青铜兵器、青铜车马器、青铜工具和日用陶器①。为观察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计算出它们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并以此为度量标准，对各变量进行系统聚类（见表一、图三）。需要指出的是，铜礼制性乐器只见于A 类墓中，显然具有很高的等级象征意义，但其仅出现在个别墓葬中，为避免误导分析结果，在此未将其纳入相关性分析中。
从相关性矩阵和系统聚类图来看，可将以上变量分为四组。第一组包含青铜车马器、青铜工具和青铜兵器，它们彼此之间相关系数最高，且在最近距离处聚在一起，表明三者象征着相同或相近的因素。青铜兵器显然与军事因素密切相关，铜车马器象征马车，代表了当时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方式[18]，而青铜工具则代表着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并且与兵器、马车的制造有关，所以推断这三者共同代表着与军事相关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铜兵器和铜车马器多共出，仅上村岭M2006、M2012 和M2013 三座墓随葬有铜车马器但无青铜兵器。这三座墓均缺少有关人骨的鉴定材料，但从随葬的青铜礼器铭文来看，墓主人均为女性[5]312—313，[6—8]，可见性别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铜兵器的随葬，但不影响铜车马器的随葬。第二组为墓室面积和青铜容器。铜容器属于重要的礼器，其数量的多寡与墓主的身份地位相关，所以能够代表当时的礼仪制度，而墓室面积的大小与建造墓葬所付出的劳动力成正比，反映了墓主人能够支配的劳动力，二者聚在一起，推测共同代表着政治因素。这组变量与上一组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在较近距离处相聚，可认为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紧密相连。第三组为棺椁重数，与前两组变量在较远处聚合，且其仅与第二组变量中的墓室面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与其他变量相关性均较弱，说明其等级象征意义较弱。第四组为日用陶器，距上述三组变量最远，且与其他变量不相关或有较弱的负相关，或许其代表着与墓葬等级相反的属性。
表二为铜礼器墓葬各变量的统计学信息。观察此表可知，A、B、C 三类墓葬在墓室面积和青铜容器的数量上依次递减，数值范围上仅略有一点交叉，反映墓主人在政治地位上差异显著。其中A、B 两类墓葬在铜容器数量上的差距明显大于B、C 两类间的差距，表明A、B 两类墓葬所代表的高、中层次的人群之间政治地位的差距更大一些。从随葬青铜兵器、车马器、工具的比例来看，A、B 类墓葬较高，C 类墓葬低，说明当时的军事权力主要掌控在高、中层次的统治集团手中，这三个变量在A、B、C 类墓葬中的数量和比例依次递减，也体现出这三类墓葬之间明显的等级差别。另外，在棺椁重数上，三类墓葬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但也大致体现出由多到少的变化趋势。而陶器方面，A、B、C 三类墓葬在随葬比例和数量上呈依次递增的趋势。加之上文提及的铜礼制性乐器仅见于A 类墓，可知与墓葬等级相关的各项变量都反映出铜礼器墓中高、中、低三个层次墓葬之间明显的等级差别。
综上可认为，铜礼器墓中A、B、C 三类墓葬分别代表统治集团内部的高、中、低三个层次，它们之间的等级差别明显，尤其是高、中层次之间差距相对更为显著。
四、非礼器墓的层次结构
192 座非礼器墓中包含D 类墓葬120 座、E 类墓葬63 座、F 类墓葬9 座。由于F 类墓葬数量少、无随葬品，故着重分析前两类墓。其中D 类墓葬随葬品种类主要有日用陶器、成组串饰、玉石玦、石戈、蚌贝饰，E 类墓葬除不见日用陶器外，其余与D 类墓葬基本相同。由此可将D 类墓葬与等级相关的因素分为墓室面积、棺椁重数、日用陶器、成组串饰、玉石玦、石戈、蚌贝饰七个变量，E 类墓葬与等级相关的因素分为除日用陶器外的其余六个变量，分别计算两类墓葬各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得到相关性矩阵（表三、四）和系统聚类图（图四、五）。两类墓葬中另见有碎玉石片、石璜、石璧、石簪、漆器等器物，但仅见于个别墓葬中，因此未将其包含在变量内，以免误导分析结果。
由表三可知，D 类墓葬中墓室面积和棺椁重数之间相关系数较高，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其他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较低，虽存在一些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的数据，但这应该是样本量较大造成的① 。
由表四可知，E 类墓葬中墓室面积与棺椁重数、成组串饰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其他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弱。由此可认为在D 类和E 类墓葬中，墓室面积和棺椁重数是反映墓葬等级的两个重要因素，成组串饰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等级象征意义，其他变量则与墓葬等级基本不相关。所以在讨论D 类和E类墓葬的内部差异及两者之间关系时，应着重分析墓室面积和棺椁重数这两个因素。
图六为D 类和E 类墓葬面积的茎叶图。由于D 类墓葬中上村岭M1625 的墓室面积不明，茎叶图中D 类墓葬的实际数量为119座。由此图可知，D 类墓葬的墓室面积大体为偏峰分布，即上下分布不对称，数值较大的方向拖尾较远。约94.11% 的墓葬面积集中在1.6～6.2 平方米，且基本呈正态分布，可认为这些墓葬代表同一层次的人群。而从葬具情况看，面积在1.6～2.9 平方米的墓葬绝大多数为一棺，面积在3.0～6.2 平方米的墓葬则以一棺一椁为主，表明D 类墓葬所代表的人群内部存在一定的分化现象。约85.71%的E 类墓葬面积在1.5～5.9 平方米，与D 类墓葬中大多数墓葬的面积数值范围大致相同。
葬具情况反映出的人群内部分化现象也基本可以与D 类墓葬相对应，即面积在1.5～2.8平方米的墓葬普遍为一棺，面积在3.0～5.9 平方米的墓葬普遍为一棺一椁。D 类墓葬和E类墓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有无日用陶器随葬，而其又与墓葬等级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可认为E 类墓葬和D 类墓葬属于同一层次，代表较为广泛的被统治人群，其内部可根据墓室面积和葬具情况进一步分为高、低两个亚层次。
此外，D 类墓葬和E 类墓葬的墓室面积中均存在少量的偏离值，即有5.88% 的D 类墓葬和9.52% 的E 类墓葬的墓室面积分别在6.5 平方米和9.0 平方米以上，明显高于同类其他墓葬，接近或超过了C 类墓葬墓室面积的均值8.35 平方米。其中上村岭M1647、M1683 的面积分别高达14.5 平方米和16.2 平方米，甚至超过了C 类墓葬墓室面积的最高值13.1 平方米。这些墓葬的葬具均为一棺一椁或一棺重椁，个别墓葬随葬有骨质车马器、数量较多的铜镞和铜鱼等可能具有一定礼制性质的器物，同时较多墓葬还随葬有成组串饰。从墓葬的布局上看，它们或相对独立于墓葬群，如上村岭M1683、M1624、M1659，或与其他铜礼器墓相邻构成一个中心，其他非礼器墓环绕其分布，如M1647、M1821 与C 类墓葬M1820、M1692 构成的中心区（图七）。
无论是独立分布还是构成核心区域，均可以看出这些墓葬的墓主人受到了较大的重视。考虑以上因素，可认为这部分墓葬的级别明显高于其他非礼器墓，墓主人的地位可能接近低层次的统治人群。
F 类墓葬共有9 座，无任何随葬品，其中座墓葬的面积在1.5～3.4 平方米，大致属于普通的被统治人群的墓葬。上村岭M1771 的墓室面积为9.0 平方米，但葬具情况不明，可暂将其与上述墓室面积为偏离值者视为同一层次。
通过以上分析，可大致将非礼器墓葬划分为高、低两大层次。高层次墓葬的墓室面积一般在3.0～6.2 平方米之间，绝大多数的葬具为一棺一椁，代表被统治集团内部较上层的人群。
低层次墓葬的墓室面积小于3.0 平方米，葬具多为一棺，代表被统治集团内部较下层次的人群。另有少数墓葬墓室面积大于所在层次的偏离值，葬具为一棺一椁或一棺重椁，其级别明显高于其他墓葬，属于非礼器墓中较为特殊的一个层次。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 虢国墓地包含铜礼器墓和非礼器墓两大层次的墓葬，分别代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人群。两层次墓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尤其表现在三重棺椁的使用及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等随葬数量的明显优势上，反映出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界限。
2. 铜礼器墓葬可进一步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墓葬在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等器物的随葬以及墓室面积的大小、葬具的使用上均有明显的不同，显然存在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以维护这种等级结构。
3. 非礼器墓内部亦可分为高、低两个层次，主要表现在墓室面积和葬具两方面，也从侧面说明了棺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被统治集团。另有极少数较为特殊的墓葬，其级别明显高于其他非礼器墓，接近于低层次的铜礼器墓葬。
西周时期通过分封制和宗法制建立起各级政权，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国家组织。分封制的实质是将王室子弟和亲戚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其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19]420，而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20]。分封制和宗法制确保了统治集团的成员是以姬姓族群为主体的世袭贵族，各贵族之间由于血缘的亲疏自然地区分出不同等级。正如《左传》“桓公二年”所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19]94，各级贵族和平民都被束缚在这个严格的宗法等级结构之中。从本文对虢国墓地层次结构的分析结果来看，铜礼器墓和非礼器墓两大层次墓葬之间差异显著，各层次内部亦有明显的等级差别，这种特点正可与西周时期以血缘亲疏划分等级的社会结构相对应，说明春秋早期虢国社会大致继承了西周社会的宗法结构。但非礼器墓中存在极少数的墓葬在墓室面积、葬具及部分器物的随葬等方面已与铜礼器墓接近，这似乎表明当时的宗法等级结构中已经暗含一些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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