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一体”与“中国版中国故事”: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框架

任孟山 陈强

关键词:五位一体;国际传播;中国版中国故事;象征框架

引言

自远距离通信技术被广泛应用,以跨越民族国家地理疆界信息流动为特征的国际传播自其形成起即被西方国家所主导,中国长期以他者的身份被言说和被定义,世界听到的是“西方版中国故事”。“西方版中国故事”由明清以降西方汉学界的知识生产和媒体界的新闻生产所共同建构,统领了国际传播场域里的“中国”几百年时间,此种局面的形成是制度、文化、国力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究其根本是中国没能跟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国际传播正是在此进程中得以形塑的。如今,“中国版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既是对“国际传播忽略中国声音”这一历史进程的终结诉求,也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之后的话语权诉求。

“中国版中国故事”与“西方版中国故事”在两个方面展开争衡:一方面促致国际传播领域的言说平衡,即强化中国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力争在国际传播舆论场形成言论平衡,至少不是完全意义上“西方版中国故事”主导的“一边倒”;另一方面竞争关于中国象征身份的定义权,涉及当前的中国如何建构自身在国际传播场域之中的身份象征,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与具有强大话语权力与历史纵深的“西方版中国故事”相比,“中国版中国故事”属后来者,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变动的中国社会使得中国现实具有足够的丰富性和庞杂性,何种中国现实以何种象征在国际传播场域进行传播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迫切需要寻求一个能够适应以平台化媒体为主要传播媒介的符号化的国际传播环境、有效统合中国现实(所指)的象征(能指)框架,“五位一体”为此象征框架的构建提供了基本路径。

一、“西方版中国故事”与“中国版中国故事”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的知识界和新闻界在国际传播领域共同建构起一个具有强大话语力量的二元话语体系,这也是一个以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为基础构成的用以掌握话语权力的利益体系,“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者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当下,中国与世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接触。与全球经济体系向中国敞开怀抱不同的是,西方的二元话语体系如同坚冰,以封闭的叙事逻辑拒斥“中国版中国故事”,以“西方版中国故事”主导国际传播舞台上的中国内容。两个版本的中国故事,定义着不同的中国,其背后是中西方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分配,因此在讨论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框架之前,有必要对两个版本中国故事的分野进行辨析,这是中国国际传播的行动逻辑起点。

(一)西方版中国故事:他者的定义权

从殖民时期宗主国相较于殖民地的文明开化与野蛮落后、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较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所谓“民主自由”与“专制集权”,及至当下美国及其盟友相较于其他国家的话语区分,西方的二元话语体系虽然在不断变化,但其本质就是以我者和他者进行区隔,运用话语权力对他者进行定义,这一话语体系之于中国最大的体现即“西方版中国故事”。“西方版中国故事”的存在,是自国际传播形塑时期起历史惯性的延续,也是中国国际传播所面临的现实环境,更是中国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之所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身的硬实力、新闻生产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构成了“西方版中国故事”定义中国以及中国形象的力量来源,其中,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是西方国家及其媒体拥有定义权的最根本原因。他们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概念和知识体系,一方面来自“西方汉学家”,其对中国的解释影响着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解释;另一方面来自其他学科的学术概念与理论生产。这是“西方版中国故事”和“中国版中国故事”在话语逻辑与叙事基础上的本质不同,前者基于西方知识界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在知识界影响下的新闻界的新闻生产,是一种西方文本和话语里的中国。“自从与中国第一次直接接触以来,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持久的志向,即企图制定出一套无所不包的观点、理论和范式,用以解释与西方相对应的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思想和人民的浩瀚知识。”

从西方传统汉学界到当代中国研究界的知识生产,再到西方新闻界的新闻生产,数百年来,基于他者视角的大量文本和据此搭建的话语体系构成了“西方版中国故事”的话语逻辑和叙事基础。“中国观察实为现代西方的一种自我想象”,这也是以他者视角观察作为叙事基点的“西方版中国故事”与“中国版中国故事”的最大区别,基于想象的观察与现实必定有着巨大落差,表现之一即为西方社会对期望中的与中国经济改革相伴随的其他改革推进步伐和当下中国现实相对照形成了巨大的失望心理,此种失望心理反映在“西方版中国故事”中即为对中国政治的批评,这些批评的诱因之一就是此种落差所带来的情感冲动。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身的硬实力、新闻生产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在国际传播场域上所形成的自身观察中国的视角,可以在历届“列文森图书奖”获奖名单中窥得一二。在1987-2021年的87部获奖著作中,以民国之前作为研究背景的著作占绝大多数,对新中国研究的几部著作多集中于改革开放之前。这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学术旨趣,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观察中国的视角——重视一个专制、集权的古老帝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中国,轻视改革开放之后更加进步的中国。此种观察视角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割裂,也是造成“西方版中国故事”与“中国版中国故事”巨大分野的逻辑基点,将其放置于符号化的国际传播环境之中,继傅满洲、蓝蚂蚁之后,“西方版中国故事”非常容易地塑造出了“大气污染严重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国”“对非洲经济殖民的中国”“诱使小国进入债务陷阱的中国”的象征元素,且充斥国际传播场域。

(二)中国版中国故事:我者的话语权

从国家级外宣旗舰媒体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落地海外到草根自媒体李子柒火爆YouTube,从TikTok等社交短视频平台出海到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国际传播舞台上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多,有更多人开始倾听由中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但是,虽然冷战结束已逾三十年,国际传播领域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原则进行划界的“冷战思维”却依然根深蒂固,西方二元话语体系对“中国版中国故事”的排斥即是一例,这也是当下“中国版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场域面临的舆论环境。与“西方版中国故事”以他者视角观察中国不同,“中国版中国故事”是一种我者视角。虽然不必否认来自他者的观察在某些时候具有客观性的可能,但在充斥着意识形态纷争的国际传播场域,我者故事的讲述直接关联着国家利益与权力,因此,“中国版中国故事”较少是文化意义层面的故事講述,而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无论是“西方版中国故事”还是“中国版中国故事”,其叙事目的均为向国际传播场域的受众提供他者视角和我者视角的两类“中国现实”。当下的现实是,国际传播场域中充斥着他者视角的“西方版中国故事”,而我者视角的“中国版中国故事”则供给不足。

从19世纪后半叶电报的应用使得帝国传播体系在世界扩展,到三大通讯社对世界信息市场的瓜分,再到报纸工业的全球发展,继而到无线广播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版中国故事”基本被排除在进程之外,国际传播史上的中国故事均为“西方制造”。当下国际传播环境从以传统媒体到以平台化媒体为国际传播主要媒介的变化,首先在传播渠道上使得“中国版中国故事”得以突破“落地”的掣肘,而国际传播环境符号化的特点使得“中国版中国故事”在象征叙事上具备了与“西方版中国故事”竞争的可能。因此,寻求到一个能有效统合中国现实的象征框架成为必要。

二、“中国版中国故事”的多重象征

在平台化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媒介之后,短视频、推文和图片等传播形式与用户的移动阅读习惯相耦合,形成了符号化的国际传播环境,“在符号化的现代社会中,强符号是进行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一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更加重视符号的建构,“国家形象的传播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符号叙事,以塑造、传达特定的意义框架”。从索绪尔语言学角度来讲,象征(symbol)与符号(sign)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上有着“自然联系”与“任意性”的区别,鉴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传播应为该国具体现实在国际传播场域呈现的基本原则,其能指与所指有着较强的“自然联系”,属于索绪尔所称的“象征”意涵。为避免“象征”与“符号”在概念使用上的混淆,本文用“象征”(symbol)一词统指民族国家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符号叙事。

(一)“象征”与“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从叙事学角度看是一种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传播领域,此种叙事也可以被指称为民族叙事,是“叙事学视野下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政治性传播,以对外展现国家形象获得国际认同”。按照米克·巴尔(Mieke Bal)的观点,叙事内容由三重维度即素材、文本和故事构成。“文本(text)指的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一个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故事(story)是以某种方式对素材的描述,素材(fabula)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但国家叙事是社会宏大文本的叙事,“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战略概念,“作为叙事内容的国家故事,一方面,易于陷入他国的叙事逻辑和文化结构,无法再现真实、客观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存在素材组织拘泥于本国语境,难以实现通约性表达和触动情感共鸣”。此类问题在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的大规模实践中广泛存在,在此两难境地中,“中国版中国故事”正在寻求能够再现真实、客观中国国家形象的通约性表达,进行了诸如“宏大叙事到诗意栖居的自然转变”的探索。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待“中国版中国故事”,都殊途同归为中国现实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意义输出。在以平台化媒体为国际传播主要媒介的符号化的国际传播场域中,一国国际传播的“象征”(能指)可以更好地传播其国家现实的意义(所指)。索绪尔认为,“象征的特点是:它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这就要求我们在塑造中国的国际传播象征之前,寻找到与其具有“自然联系”的中国现实。在此方面,最大的挑战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动不居使得单一现实很难全面反映中国的情况。同时,在明确了“西方版中国故事”塑造中国象征的诱因和逻辑之后,寻求一个能够统合中国现实且彼此之间具有有机联系的多重象征框架成为必要。

(二)“五位一体”与中国国际传播的多重象征

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都在尽力向世界推销自身的国家叙事,而此类国家叙事也是由多重故事建构起来的。2017年《纽约时报》刊载的文章《四种美国叙事》(The Four AmericanNarratives)就提出了美国当前的四种叙事:自由主义美国、全球化美国、多元文化美国和优先的美国。虽然文章的基调是在批评这四种叙事撕裂了美国,但却从另一角度印证了美国正在通过多重故事在全球塑造多个身份象征。在“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之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通过什么讲”即传播渠道的问题:在传统媒体方面,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新华社海外记者站的数量大幅增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MG)的外籍报道员在多起重大国际事件中在全球发声,这是体制机制创新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新媒体方面,以TikTok为代表的中国社交短视频平台在海外异军突起,承担中国国际传播任务的媒体账号在YouTube、Twitter等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了一定的粉丝数量和影响力。

但是,“讲什么”即传播内容始终是一个没有厘清的问题。从象征(能指)角度来看,中国传统艺术、熊猫、长城等长期以来作为中国际传播象征元素的意涵的狭窄性,决定了其所指的涵盖范围已经不能充分体现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迅速变动的中国现实。与“西方版中国故事”不同,“中国版中国故事”的逻辑起点和叙事基础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基于文本的中国故事和基于具体实际的中国故事相比,后者的说服力在理论上讲应该更强,就像美国媒体讲述“美国版美国故事”,道理是一样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变动不居的中国现实以什么样的象征在国际传播场域进行传播,这就要求我们“回到中国”寻求中国故事的立足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因其“中国建设发展蓝图、具体目标和前进方向的指导方针”的定位和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构成的“五位”分析框架,可以在多重象征角度上反映中国现实,基于此提炼出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元素,进而形成一个“一体”的象征框架,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出多重、完整与平衡的中国形象。立足于“五位一体”的中国国际传播象征框架的形成,也意味着“讲好中国故事”从战略指引层面落实到策略执行层面。

三、统合“五位”形成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体”象征框架

“西方版中國故事”在较长历史时期里形成了文化积淀,其对古代中国和现当代中国在象征层面上也形成了体系化传播,甚至形成了一个观察和解释中国的“汉学主义范式”,相比之下,“中国版中国故事”在象征层面上较为分散,无法充分涵括中国社会的现实。当下中国现实的丰富性和中国象征的多元性,使得“中国版中国故事”会出现两个极端趋向:一方面,中国故事素材选取的片面化,无法全面体现中国现实;另一方面,面对丰富且复杂的中国现实,手足无措,无处下手。戈夫曼脉络下的框架理论指出,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方面的考量,构建起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框架,可以使“中国版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场域运用更多象征,从而有效指代中国现实。但正如“中国版中国故事”的庞杂性一样,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五方面同样是内涵丰富、表现多元的现实,“相较于关注自身事务,国际媒体的受众对中国的关注精力有限,因此,我们需要在概念整合与媒体展现中提炼出足够涵盖中国内涵的象征元素,力求让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有涵义、有效率、有效果”。对此,本文针对中国内部现实和外部传播环境提炼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贡献者”“国际政治合作者”“文化多元支持者”“社会治理创新者”和“生态文明推动者”五重象征元素,形成一个具有国际社会“通约性”的符号体系,建构起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体”象征框架。

(一)“全球经济贡献者”象征元素

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实践即为经济建设,经济长期高速稳定的增长使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传播领域,伴随着“中国经济奇迹”故事的是诸如“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威胁论”等议题。这些威胁论的基本立场是从西方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出发,很多时候此种讨论还与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政党竞争紧密结合。所以,作为“中国版中国故事”象征框架首要构成的经济部分,应该具备向世界说明中国经济、回应“威胁论”的双重属性。基于此种考量,提炼出“全球经济贡献者”的象征元素(能指),向世界说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所指)。鉴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与各国深度连接,在国际传播领域有关中国经济的元素会越来越多,两个版本的中国故事会胶着于中国经济领域。例如,伴随着西方国家“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常常是各种中国企业不正当竞争的象征;中国“一路一带”倡议的推进,常常伴随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象征;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拓展,常常伴随着中国正在“经济殖民非洲”的象征。这些“西方版中国故事”关于中国经济的象征,除一部分涉及商业行为,需要运用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规则外,更多是在事实认定上戴着意识形态眼镜,具有强烈的政治因素而非市场因素。“中国版中国故事”在经济方面要找到恰当的象征元素来回应前者。国际舆论场中对中国经济的种种论调与中国对全球经济所作出的实际贡献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经济领域较之于其他方面,意识形态色彩较弱,“全球经济贡献者”象征与“西方版中国故事”在经济方面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模式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等象征在国际传播舞台展开竞争。值得注意的是,讲述中国“全球经济贡献者”象征,要考虑国际传播领域受众的接受偏好,避免自说白话。

(二)“国际政治合作者”象征元素

与经济层面的故事不同,政治层面上的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和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冷战思维的存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惯性抵触心理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中国政治故事也占据了“西方版中国故事”相当大的篇幅,国际传播领域非常关注中国政治,却缺乏看待中国政治的客观心态。在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道路的时候,如何在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道路、充满意识形态纷争和国家利益考量的国际传播舞台选择一个政治故事的共通点?“国际政治合作者”的象征元素是重要选择。此种象征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对外部舆论及其全球效果进行回应与澄清,比如“中国威胁论”;二是对中国提出的主张与诉求加以传播与呼应,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逐渐拥抱世界、与世界各国合作的过程,意识形态上存在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政治上必然存在分野,更不应该成为国家间合作的障碍。“国际政治合作者”的象征元素可以历史和现实两条路径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来选取素材。在历史路径上,从新中国成立取得国际社会承认,到重返联合国大家庭;从到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国门,到新世纪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事务,这是中国七十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加深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进程。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进程中注重选择那些冷战与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素材作为故事内容。在现实路径上,一方面要选择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与道义的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不仅要讲述中国政府作为合作者的故事,还要讲述中国共产党作为合作者的故事。中国共产党跨越意识形态藩篱,与世界多国政党深度对话和交流,建立起成熟的对话机制,通过政党交流对话推动国际事务合作,就是在用实际行动讲述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政治合作者的故事。

(三)“文化多元支持者”象征元素

在中国经济腾飞之前,中国以一个具有绚烂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形象在国际舞台被认知,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国际传播其实仅限于传统文化内容的国际传播,但中国文化并不止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也并不止于古代文明。基于此种考量,提炼出“文化多元支持者”的象征元素,该象征元素涵括对内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对各民族的文化保护和弘扬,对外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以“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的理念处理与世界各文明关系,促进各文明交流互鉴。在国际上,如何处理多民族或多族裔国家的文化问题是—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叙事当中,将“多元文化”作为象征的国家并不鲜见,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国家都有自身的“多元主义”象征。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的民族政策下,各民族平等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解决了多民族国家文化构成这一国际难题。在“西方版中国故事”中,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不断被炒作的话题,尤其是涉疆、涉藏问题,将“文化多元支持者”提炼为象征元素是对这些歪曲和炒作的有力回击,也是对“西方版中国故事”中谎言的揭露。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和”文化,“和而不同”是我国的文明交流互鉴准则。在西方的二元话语体系当中,以西方为中心对其他文明持有色眼镜的情况大量存在。“西方版中国故事”中所呈现的西方的文明一定是先进的、美好的,对其他文明的呈现经常是审视的和居高临下的、落后的和愚昧的,是需要“十字军们”去挽救的,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具体体现。“文化多元支持者”象征元素突破了以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掣肘于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的窠臼,呈现了中国内部文化多样性、对外文化包容性的现实,也是对“西方版中国故事”所谓“中国文化殖民”歪曲象征的回应。

(四)“社会治理创新者”象征元素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生改善是中国人民生活最大的变化,这一类故事的素材也是最生動和庞杂的。但“西方版中国故事”会刻意回避中国民生福祉的增进,塑造出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道德失范”的象征,指责中国社会缺少公共空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民权利缺失。相较于全球经济贡献者、国际政治合作者、文化多元支持者等国际化的故事,中国社会建设的国际参与度较低,更多的是中国国内的民生故事。如何将中国的社会故事讲给世界,需要寻求一个既可以全面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回应“西方版中国故事”,又在国际传播领域易于理解的社会建设共通点。将社会建设聚焦到“社会治理”,提炼出“社会治理创新者”的象征元素是可供选择的方向。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治理”是一个现代文明体系的新概念。与传统的“管理”相比,“治理”概念更加强调多元参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方面的控制概念,而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互动”的概念。“社会治理创新者”象征在国际传播领域更易被理解,也可以更有效矫正“西方版中国故事”中中国社会密不透风、死气沉沉的歪曲形象。作为人口大国,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矛盾突出、问题复杂,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背景,也是“西方版中国故事”炒作的焦点。“创新社会治理”直面这些问题,目的就是有效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讲好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者的故事就是在向世界讲述如何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治理”这一中西方共通的语境下,“来解释、说明和支撑自身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生动、鲜活的制度实践和改革成效”,可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在扶贫等社会建设方面的进步。

(五)“生态文明推动者”象征元素

在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具备全球性议题的属性。“西方版中国故事”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塑造成了一个为了追求经济指标而不顾一切、牺牲环境国家的象征,在BBC、CNN等媒体的画面中,中国经常以工厂烟囱林立、河流污水四溢的晦暗画面出现,更有甚者将视频画面加上“死亡滤镜”以凸显其灰暗色调;在全球生态环境方面,将巴西亚马孙雨林、马达加斯加原始森林的生态破坏归咎于中国经济的“蝴蝶效应”,據此以责难中国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此种国际传播背景下,如何有效讲述中国生态文明的故事相当重要。在全球化的时代,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是世界性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可以从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素材当中提炼出“生态文明推动者”象征元素,向世界讲述中国对内、对外承担生态治理责任的故事。在讲述中国承担国内生态治理责任的故事方面,中国经过数十年高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局面,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西方版中国故事”当中“中国生态退化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的象征充斥着全球环境议题,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生态环境的改善是看得见、摸得着和可量化的,此种象征元素的提炼更具易得性。在讲述中国承担全球生态治理责任的故事方面,与国内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纯粹的环保问题不同,全球生态治理很多时候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经济与政治因素考量,中国既要对西方媒体污蔑进行有效回应,又要严守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基本立场,积极向世界阐明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发展框架内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的象征元素进行提炼,搭建出一个以“全球经济贡献者”“国际政治合作者”“文化多元支持者”“社会治理创新者”和“生态文明推动者”五重象征元素为基础的中国国际传播象征框架。这一框架之下的“中国版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场域进行象征叙事,是一种以我者身份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路径。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国际传播面向的是国际社会,是以“西方版中国故事”为竞争对手和传播背景的国家叙事,在象征叙事上也要以国际社会的通约性价值为主导理念,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问题上选择“非对抗性”的取向。经济贡献、政治合作、文化多元、社会治理和保护生态即为全球价值共通所在,可以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五重象征元素有机结合、互为补充,最终形成“一体”的框架。

四、结语

在以平台化媒体为国际传播主要媒介的国际传播场域当中,一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更加契合受众的接受偏好。中国现实的丰富性与庞杂性,要求搭建起有效统合中国现实的象征框架。立足于“五位”搭建起“一体”中国国际传播象征框架,提炼出“全球经济贡献者”“国际政治合作者”“文化多元支持者”“社会治理创新者”和“生态文明推动者”五重象征元素,在此基础上深耕每重象征,进而在国际传播领域塑造出多重的中国形象,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样的象征框架在更大程度上符合和展现中国现实,贴合国际传播的实际环境,以“中国版中国故事”平衡与矫正“西方版中国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间的国际传播虽然具有战略、策略和技术等要素,但其根源是国家实践,本质上来源于一国的具体现实。从根本上讲,国际传播是对国家实践的象征修辞。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水平越高,中国的象征元素就越生动,“中国版中国故事”的说服力就越强,就越有可能打破“西方版中国故事”的话语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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