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
最近在网上看了一部颇为有趣的微电影。影片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大学生还有半年毕业，计划到海外看看，但不知道去哪里好，于是闭上眼随手转动桌上的地球仪，想看看天意如何。当地球仪停转时，手指刚好落在一个地方——爱尔兰。于是，他开始狂攻爱尔兰语。几个月后大功告成，小伙子带着满心好奇来到了这个地球另一端的遥远国家，没想到处處碰壁，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人能听懂他说的话。他误以为是自己对语言不精，怀着无奈的心情来到一个酒吧，可酒保听他说爱尔兰语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正在尴尬之时，旁边一个老人听明白了他说的话，开心地和他聊上了。一脸惊讶的酒保转身跟身边人说：“这老头在这儿喝了几十年的酒，我居然不知道他还会说中国话！” 这部微电影的故事情节充满了夸张和调侃，也让人在笑声中对这个国家的语言状况产生了兴趣。
爱尔兰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凯尔特人国家，可一直是公认的六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之一（其余五个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这里极少有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爱尔兰语，相反，95%的人口说的是邻国的语言——英语。事实上，爱尔兰人讲英语清晰、悦耳，爱尔兰英语被视为世界上最纯正的英语。
用英语写作自18世纪以来在爱尔兰一直很盛行。在英语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爱尔兰涌现了不少成就卓著的作家，如群星般闪耀，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代表作《格列佛游记》），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代表作《夜莺与玫瑰》）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代表作《尤利西斯》），弗兰·奥布莱恩（Flann O’Brien，1911—1966，代表作《第三个警察》）等；
仅都柏林就诞生了三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代表作《当你老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代表作《圣女贞德》），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代表作《等待戈多》）。
客观地说，爱尔兰是一个无论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很小的国家，用英语写成的爱尔兰文学却对世界文学做出了与其国家规模极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
那么，爱尔兰人的母语爱尔兰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消亡”，最终被一种外族语言——英语所取代的呢？
这一切还要从爱尔兰的历史说起。
爱尔兰人的先民是属于凯尔特部落的盖尔人，并吸收有伊比利亚人、诺曼人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成分。他们的母语属于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在英语中称为“Irish”“Gaelic”“Irish Gaelic”，翻译成汉语叫 “盖尔语”“盖德尔语”“爱尔兰盖尔语”。爱尔兰语和布列塔尼语、威尔士语以及苏格兰盖尔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语言早在公元前 500年到 300年间进入爱尔兰，成为爱尔兰的主要语言，10 世纪后称作中期爱尔兰语，16 世纪后变成现代爱尔兰语。1170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并控制了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自此，英语在城市中流行，爱尔兰语依然在乡下使用。17世纪初，讲英语的移民来到爱尔兰，使用爱尔兰语的本地人被迫迁移到边远地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640—1688），克伦威尔发动了对爱尔兰的殖民战争，大批本地人被屠杀，土地也被英国移民所瓜分。到17世纪末，爱尔兰岛已完全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在1800年左右，英语在爱尔兰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势语言。在爱尔兰岛上，上层社会使用的都是英语，而不是爱尔兰语。尽管如此，爱尔兰语仍然有400万左右的使用人口，多数都是属于下层阶级的农民。然而，19世纪上半叶的两个事件却把爱尔兰语几乎完完全全地从爱尔兰连根拔除，一个是1831年开始实施的国民教育体系，另一个则是爆发于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
1831年，英国政府开始在爱尔兰建立“国民教育体系”，以英语当作该教育体系的媒介语言，同时禁止学生在校说爱尔兰语。1860年后，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大量乡村人口涌向城市，作为城市和新技术的语言，也是教育和工作的语言，英语开始代替爱尔兰语成为日常交际语。
另一方面，1845年至1850年，一种突如其来的农作物病菌在这个岛国蔓延，马铃薯大面积枯死，给以此为主食的爱尔兰带来了灭顶之灾，史称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这场震惊世界的浩劫造成了约100万人饿死，无数人背井离乡，逃离祖国（以至于在北美形成了庞大的爱尔兰群体），岛上800万人口锐减了近四分之一。因为饥荒主要发生在爱尔兰语使用区，这更加剧了爱尔兰语消亡。待到饥荒结束时，爱尔兰已几乎成为英语的社会，只会说爱尔兰语的人口只剩下5%。此时，爱尔兰语几乎和贫困划上了等号，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对自己的文化显得非常不自信。乔伊斯久负盛名的小说《都柏林人》就是描述大饥荒后爱尔兰人那种麻木与消沉的状态。
最终，在“人祸”和“天灾”的夹击下，到 19 世纪爱尔兰语已衰落到不足以成为社会通用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爱尔兰民族复兴思潮和民族独立运动也不得不使用殖民者语言反对殖民者。
1922年，生活在爱尔兰这片美丽富饶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凯尔特人终于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欧洲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爱尔兰独立后，出于民族情感和政治考量，政府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爱尔兰语为国语和第一官方语言，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1928年，爱尔兰语成为中学会考的必考科目。1934年，爱尔兰语成为中学入学的考试科目。1973年，爱尔兰政府试图设立爱尔兰语区以保护爱尔兰语。2006 年，爱政府制定了促进爱尔兰成为双语国家的 20 年计划。然而这些措施依旧难以阻挡爱尔兰语滑向没落。目前，英语是爱尔兰政府和民间的通用语言（只有西部一些偏远地方的老人会说凯尔特语），而爱尔兰语常常只是作为民族象征或身份标记，比如：路标、公共场所的指示牌以及航空公司的标识（如爱尔兰航空Aer Lingus）等。可以说爱尔兰语一方面濒临“绝种”，一方面又在岛上无处不在。
时至今日，爱尔兰语言复兴已历经百年，在理论上爱尔兰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使用的人数和范围仍在缩减。据该国媒体报道，爱尔兰国家剧院Abbey Theatre（艾比剧院）在过去的15年中，仅举办过一次大型的爱尔兰语戏剧演出。
这种现象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关注。如今，在语言学者关于母语复兴运动的讨论中，最常提到的两个例子就是希伯来语和爱尔兰语。不过，前者因为以色列建国采用希伯来语作为官方语言，通常被视为是极少数成功的母语运动的代表，而后者的母语运动则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爱尔兰语之所以复兴艰难，除了前文所说的历史原因之外，与其自身的局限也有很大关系。比如，这种语言有三个分支方言——Munster，Ulster以及Connacht，很难互通，缺少类似“普通话”的“标准爱尔兰语”。此外，爱尔兰语发音方式独特，没有严密的音标体系，每一个读音都要靠老师逐词逐句地教，一切都要以近乎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
这就是爱尔兰的语言变迁史。纵观世界，像爱尔兰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而转用另一民族语言的语言现象确实罕见，极具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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