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身份经济学理论，在将引领效应分为带头效应和带动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党员、村干部发挥引领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秦巴山区678户茶农的调查数据，采用泊松回归模型分析了党员、村干部对绿色生产技术的引领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党员、村干部不仅发挥了带头效应，而且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带动了非政治身份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第二，党员、村干部在带动非政治身份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时呈现“差序格局”，优先带动亲属农户，关系密切农户次之，关系疏远农户最后。第三，“传、帮、带”在党员、村干部带动非政治身份户采纳不同绿色生产技术中效果存在差异，即在浅绿色生产技术中，“帮”的效果最优，“传”次之，“带”最差，“传”与“帮”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在深绿色生产技术中，“带”的效果最佳，“帮”次之，“传”最后，“传”与“带”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
关键词：政治身份;带头效应;带动效应;绿色生产技术
中图分类号：F32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2）03-0148-13
收稿日期：2021-09-30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3.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1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8YJA630124）
作者简介：薛彩霞，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引 言
2020年6月中国农科院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2-2018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从73.46提升至76.12，农业生产方式持续由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这得益于中国政府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推动[1]，但也离不开广大农户对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认同和执行。小农户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面，它决定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需实行“以点带面、以面带全”的发展策略。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共党员（简称党员）和村干部在农业转型中所发挥的“点”的引领效应[2-3]。党员是执政党中的一员，村干部是国家和执政党的代表，两者都是政治身份的表征[4-5]，在政治关系网络中具有优势[6]。身份是行为的基础[7]，党员、干部处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或自我形象的维护，使其对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更具有认同感，进而引领了绿色农业的发展。
关于身份如何影响个体决策的研究属于身份经济学领域。Akerlof等开创性地把“身份”引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身份經济学[7]。近些年，一些学者将身份经济学引入了农户环境行为的研究[8-10]，虽然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但对“农户的行为决策也涉及身份问题”已达成共识。Dijk的研究表明，“身份”是农民实施无补贴农业环境措施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且农户的身份具有可塑性，更容易与社会理想目标相一致[10-11]。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政治身份对个体环境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身份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党员身份对私域和公域的环保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家中有党员或村干部的农户为环境治理捐钱的概率更高[13]。二是政治身份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党员身份对农户跨期绿色农业技术采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村干部户比其他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面积更大[14];也有学者发现了村干部在绿色生产技术中的扩散作用，如佟大建等通过水稻种植户研究发现，村干部户对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采纳具有示范效应，促进了其他农户对技术的采纳[2];刘丽等通过对黄土高原农户的调查，发现“农户与村干部的走动频繁程度”对其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5]。
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身份对个体环保行为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政治身份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但仍存在需完善之处：第一，根据身份经济学的观点，结合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实践，党员、村干部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中的作用，既包括他们的带头效应，也包括通过身份外部性带动其他农户对技术的采纳，而现有文献对党员、村干部在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中的作用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第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党员、村干部在某一项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中的影响，而绿色农业是多项技术的集成[16]，包含多种不同类型的技术，技术类型不同，政治身份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不同。本文基于身份经济学理论，利用秦巴山区678户茶农的调查数据，在将绿色生产技术分为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的基础上，从自身带头和带动其他农户两方面分析政治身份在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的作用。这既是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研究内容的补充，也可以为秦巴山区实现茶叶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决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治身份引领效应的两个维度——带头效应和带动效应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引领”的解释为：“引导、带领”，即带动事物跟随他或他们向某一方向运动、发展，因而，政治身份的引领效应首先是党员、干部在对事物发展方向判断的基础上先于他人行动，即带头效应;其次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影响他人跟随其导向的方向行动，即带动效应。
根据身份经济学的观点[7]，每个人都归属于某种特定的身份类型，每种身份类型的个体都有与其心理感知相匹配的行为规范，如果个体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则身份效用增加，否则，身份效用损失。因此，每种身份的个体行为都会通过自我调整逐步与其所属身份类型的行为规范趋同。身份不仅决定了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还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9]。传递积极身份的信息可强化身份效用，传递负面身份的信息则会引起污名，使得身份拥有者蒙羞并破坏其身份[11]。在我国，党员、干部对居民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身份。《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员要“在生产、生活、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个体在成为党组织成员的那刻就被赋予了“先锋模范”的标识[17]。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中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担当作为”。无论是党员还是干部，在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中其行为规范就是要“带头、模范”，如果违背了与身份相对应的行为规范，其内心就会感到内疚和“丢面子”[18-19]。因此，政治身份的引领效应首先应该是带头效应。
党员、干部带头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更多的群众追随其行动，以使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成果。根据身份经济学的观点，身份具有外部性[7]，即具有溢出效应[12]。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员应该具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从农村基层党建的发展史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员联系群众”工作的重心已由“思想沟通”转向以资源输入为主的“帮扶”[20]，况且“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因而党员具有带动群众效应。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具有“政府代理人”和“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21]，其行为包括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的“公务”和管理村民自治事务的“村务”[22]。一方面，特殊的角色定位与职责使得村干部发挥了农村社会网络“核心”的辐射作用，对群众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村干部要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帮扶群众是村干部获得群众支持的常用策略。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层“带头人”队伍建设，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村干部培养政策，如陕西省的“领头雁培训工程”、四川省的“优秀农民工回引培养工程”，都旨在将“带富能力强，服务能力强”的青年培养成村干部，因而，村干部也具有带动群众的效应。“普通群众不敢搞，就党员、村干部带头，党员、村干部成功后，群众就看到希望了，热情就调动起来了”[23]。因此，本文关注政治身份引领效应的两个维度，分别为带头效应和带动效应。
（二）政治身份在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的带头效应
特定身份在社会情境中的启动称之为“身份凸显”，当身份凸显时，特定的身份及其行为规范将主导个体行为[11]，而身份是否凸显取决于社会情境和相对可获得性[24]。在社会情境中，个体以获得积极自我评价为导向，按照外群体和内群体进行自我归类，当指令性规范与内群体的行为规范相一致时，属于少数群体的内群体成员表现出更高的身份凸显性[25]。在农村，党员、村干部属于绝对的少数群体，且发展绿色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指令性规范，因而，农村党员、村干部应该成为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采纳的“排头兵”和“领头雁”。党员、村干部带头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不仅可以满足其构建和表达政治身份“先进模范”的需求，而且通过带头采纳可以有效地向他人展示“勇于担当”的形象，帮助其进行身份印象管理[26]。已有研究表明，给个体贴上“标签”可以鼓励其实施绿色行为[11]，且“将动机从奖励驱动转向自我认同”[10]。从现实层面来看，政治关系网络可以给党员、村干部带来行政和生产信息等稀缺资源[4]，为他们在绿色生产技术采納中发挥带头效应提供了可能。首先，当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时，推广部门往往需要得到基层村级组织的协助。村干部、党员作为农村精英且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推广部门基于节约经费和示范效应的考量，往往倾向于选择他们作为联系户[2]。其次，党员、村干部加入党组织或村委会，使其具有了更多的组织依赖、更多的社会关系，他们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可以更早更快更准确地获取有价值的绿色生产技术信息，信息优势致使党员、村干部成为绿色生产技术的“早期采纳者”。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政治身份在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具有带头效应。
（三）政治身份在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的带动效应
根据农业技术扩散理论，在技术扩散的早期，推广人员以及信息优势是引起农户关注绿色生产技术的主要通道，但随着扩散进程的推进，起主导作用的则是社会网络[27]。中国农村是通过亲缘、地缘等形成社会网络的熟人社会，亲属之间、邻居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交流较为频繁[28]，社会网络是农户农业生产信息的重要来源。虽然农户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众多，但其行为受社会网络中“关键少数”成员的影响较大[29]。拥有政治身份的党员、村干部凭借能力、威信及资源占优与外界联系、协调村务，为村民提供庇护，村民对其形成依赖，他们之间形成了“庇护-依赖”关系[30]，这种关系使得党员、村干部往往成为影响普通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关键少数”。
党员、村干部通过“传、帮、带”促使亲朋好友成为绿色生产技术的“早期追随者”。首先，党员、村干部借助信息获取优势为农户“言传”（即“传”）信息。以亲缘、地缘为纽带建立的社会网络中，交往双方表现出较强的信任感和身份认同感，因而，党员、村干部的“言传”不仅使农户接收到了绿色生产技术的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虚假的顾虑，触发了采纳意愿。其次，党员、村干部带动群众、帮扶弱小的行为，根植于乡土社会所形成的互帮互助的乡土情义[31]。在农村社会，熟人之间的“给予”与“亏欠”形成“人情”“感恩”“良心”，触发人情机制，即“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机会回个礼”[32]。党员、村干部在获得政治身份以及自身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群众支持，这些欠下的“人情”成为日后帮扶群众的理由。当党员、村干部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并取得较好效果时，不论是出于“还人情”还是出于责任感，都会促使他们帮助村民一起发展绿色农业，因而，党员、村干部通过提供帮助（即“帮”）助力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再次，党员、村干部对绿色生产技术会对周边农户产生溢出效应[33]。农业生产主要是在大田里进行的，露天作业条件使得绿色生产技术具有公开性，未采用农户可以通过观察、模仿党员、村干部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而成为追随者，因而，党员、村干部通过身体力行的“身教”（即“带”）带动了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政治身份通过“传”（即言传）、“帮”（即帮助）、“带”（即身教）在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发挥带动效应。
上面仅考虑了政治身份发挥带动效应“传、帮、带”三个路径的独立影响，尚未考虑不同路径之间的交互效应。事实上，政治身份发挥带动效应的各路径不一定是孤立发挥作用的，政治身份带动效应是“传、帮、带”交互作用的结果。比如，党员、村干部“传”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可能会因其“帮”力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党员、村干部“帮”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可能会因“教”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果先验假设“传、帮、带”发挥作用是独立、平行的，相互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是不符合现实的。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政治身份的“传”“帮”“带”在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存在两两交互效应。
综上所述，本文所构建的政治身份在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发挥引领效应的机理模型见图1。
二、数据来源、变量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2020年7-8月对秦巴山区陕西、四川两省茶叶种植户开展的一对一访谈。秦巴山区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上游的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地跨甘肃、四川、陕西、重庆、河南、湖北六省市，其主体位于陕西省，承担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生态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三峡库区生态建设等重大任务，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秦巴山区曾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茶叶因是“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而成为秦巴山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截止到2018年年末，秦巴山区76个县（区）中超过65%的县（区）种植茶叶，茶园面积已达675.36万亩，占全国的15.36%[34]。其中，陕西和四川两省的茶叶种植面积分别占秦巴山区的30.18%和27.36%根据2019年陕西省统计年鉴和隶属于秦巴山区四川省各县市区的统计年鉴计算所得。，因此，选择这两省作为调研区域，能反映秦巴山区茶叶种植的基本情况，具有代表性。
课题组在陕西、四川两省选取的茶叶主产县（区）为：西乡县、汉滨区、平利县、紫阳县、南郑区、万源市、青川县和旺苍县。样本农户的选择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在每个县（市、区）随机选取2～3个乡镇，其次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5个村，再次在每个村随机选8～10户进行调查。共获取问卷708份，其中有效问卷678份，有效率为95.76 %。调查内容包括茶农家庭成员的政治身份、党员与村干部对农户传帮带情况、茶叶种植技术等。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见表1。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核心自变量。政治身份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对于带头效应中的政治身份，采用“户主是否党员或（和）村干部？是=1;否=0”来度量。为测度政治身份对非政治身份户的“纯”带动效用，本文仅选择非政治身份户为样本，用“您平时与党员、村干部交流茶叶种植技术的情况如何？非常少=1;比较少=2;一般=3;比较频繁=4;非常频繁=5”“您身边的党员、村干部对您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帮助程度如何？很小=1;较小=2;一般=3;较大=4;很大=5”“您身边的党员、村干部都实施绿色生产技术。非常不同意=1;有点不同意=2;说不清=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来测度政治身份的“传”“帮”和“带”。
2.因变量。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核心是施用有机肥料、利用自然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杂草管理[35]。尽管绿色生产技术没有完全禁止施用化肥和农药，但要“少污染”[36]。美国环保局科技计划根据着眼点的不同，把绿色技术分为以减少污染为目的的浅绿色技术和以治理污染为目的的深绿色技术[37]。结合农业部“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和《茶叶生产技术规程》（NY/T 5018-2015）《茶叶生产技术规范》（GB/Z 26576-2011）中规定的关于茶叶种植土壤管理、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要求，本文将茶叶绿色生产技术分为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其中，浅绿色生产技术包括物理除草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无公害农药施用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这四项技术的采纳可以减少农药或化肥的污染;深绿色生产技术包括有机肥施用技术、地表覆盖技术、种植绿肥技术、修剪枝叶还田技术和生态建设技术，这五项技术的采纳可以提高茶园保土蓄水能力或改良茶园土壤结构。根据农户采纳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的项数赋值。
样本农户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情况见表2。从表2可知，样本农户对浅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项数以1项为主，对深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项数以2项和3项居多。对政治身份户而言，采纳1项和2项浅绿色生产技术的比例较高，占比均超过40%，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以5项所占比例最高，超过1/3;而对非政治身份户而言，浅绿色生产技术以采纳1项为主，占比超过50%，深绿色生产技术以采纳2项所占比例最高。由此可见，无论是浅绿色生产技术还是深绿色生产技术，政治身份户的采纳项数均高于非政治身份户。
3.控制变量。借鉴既有相关文献，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见表3）有以下四类：一是户主特征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务农状况、技术培训和种植经验;二是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茶叶收入占比和参加产业化组织;三是茶园特征变量，包括种植规模和茶园地形;四是市场与政策特征，包括绿色生产技术补贴数量、是否有非綠色生产处罚政策、市场对绿色茶叶的认可;五是区域变量。
（三）模型构建
被解释变量“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项数”为非负整数，属于计数变量，常用的计数模型有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由表3中样本农户对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均值和标准差可知，被解释变量的分布不存在过度分散问题，故本文采用泊松回归对政治身份的引领效应进行估计。分析政治身份带头效应的模型为：
yi=α+β1Di+δZi+εi（1）
式中：yi 表示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项数（包括浅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和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Di 表示农户是否属于政治身份户，Zi 为控制变量，α、β、δ是待估参数，εi 是随机干扰项。
分析政治身份带动效应的模型为：
yi=α+β2x2i+β3x3i+β4x4i+δZi+εi（2）
式中：x2 、x3、x4分别表示政治身份“传”“帮”和“带”变量。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按照温忠麟等提供的方法[38]对政治身份“传”“帮”“带”的交互效应进行检验，即在对政治身份言传、帮助和身教变量做中心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检验它们两两之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来进行。具体模型如下：
yi=α+β2x′2i+β3x′3i+β4x′4i+β23x′2ix′3i+β24x′2ix′4i+β34x′3ix′4i+δZ′i+εi（3）
式中：x′2 、x′3、x′4分别表示经过中心化处理的政治身份“传”“帮”和“带”变量，Z′表示中心化了的控制变量。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政治身份带头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Stata 14.0对678个样本数据进行Possion回归，并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显示，政治身份在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政治身份户比非政治身份户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项数更多，党员、村干部走在了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前列，发挥了“排头兵”和“领头雁”的作用。假说1得以验证。
由表4可知，种植年限、家庭年收入、茶叶收入占比、参加产业化组织、补贴政策、惩罚政策对农户浅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种植经验较丰富、家庭年收入较高、茶叶收入占比较高、参加产业化组织的农户对浅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项数更多，补贴政策和惩罚政策都有助于农户采纳浅绿色生产技术。技术培训、家庭年收入、茶叶收入占比、茶园地形和惩罚政策对农户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参加技术培训、家庭收入较高、茶叶收入占比较高的农户对深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项数更多，茶园的平地地形和惩罚政策有助于农户采纳更多的深绿色生产技术。种植年限和种植规模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种植经验较丰富、茶园面积较大的农户对深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项数较少。区域变量对农户浅绿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显著但系数为负，说明陕西省农户对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浅绿色生产技术采纳项数都比四川省农户少。
（二）政治身份带动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Stata 14.0对627户非政治身份户的数据进行Possion回归，并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显示，政治身份“传”“帮”“带”在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说明党员、村干部无论是在浅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还是在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通过身体力行的言传身教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带动了其他农户对技术的采纳，假说2得以验证。
由表6可知，政治身份“传”与“帮”的交互项对浅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验证了假说3中的政治身份“传”和“帮”存在交互效应。
表6说明，在农户对浅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过程中，政治身份的言传和帮助彼此对对方起着“放大器”的作用。其原因是，茶叶种植的浅绿色生产技术对采纳者的知识、信息、劳动付出有更高的要求，党员、村干部的帮助降低了农户的技术采用壁垒。在调研中发现，测土配方技术的提供、非化学防治病虫害技术指导、无公害农药甄别是农户需要得到较多帮助的技术。“传”使农户完成了技术的“知”，“帮”使农户具备了“行”的能力，“传”与“帮”同步才能实现农户的“知行合一”。政治身份“传”和“带”的交互项对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验证了假说3中的政治身份“传”和“带”存在交互效应。这说明，在农户深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过程中，政治身份的言传和身教彼此是对方的“放大器”。其原因是，茶叶种植过程中的深绿色生产技术大多具有田间作业带来不便、需较多劳动投入、技术效果短期无法显现的特点，大多数农户是不愿意主动采用的，但也具有外显性的特征，即更容易被观察到，党员、村干部在口头传授的同时以身作则、躬亲示范，提高了农户对技术的可信度，因而“传”与“教”并行不悖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改变核心解释变量设置来重新衡量政治身份及其“传、帮、带”的作用。具体而言，政治身份设置为2个虚拟变量，即“户主是否党员？是=1;否=0”和“户主是否村干部？是=1;否=0”。政治身份“传、帮、带”都设置为虚拟变量，对于政治身份言传变量，当农户与身边的党员、村干部交流比较频繁或频繁时，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对于政治身份帮助变量，当党员、村干部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帮助为较大和很大时，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对于政治身份身教变量，当农户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身边的党员、村干部都实施绿色生产技术时，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在对核心解释变量重新定义的基础上，政治身份引领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7。表7中政治身份与其“传”“帮”“带”及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尽管系数与表4、表5和表6中的系数不同，但在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方面基本一致。可见，本文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内生性问题
为解决政治身份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本文使用“您家在村里是否属于大姓家族？是=1;否=0”作为“农户是否政治身份户”的工具变量。选取这一变量是基于以下考慮：首先，从相关性来说，农户在村里属于大姓家族，其家族成员具有数量优势，在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选举中赢得相对多数选民选票的可能性较大，成为政治身份户的概率较大。其次，从外生性来看，是否是大姓家族很难影响到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即便是产生影响也是基于农户政治身份户来发挥作用的。本文选取党员、村干部对本村除了该农户外其他农户“传”“帮”“带”的均值作为政治身份对农户“传”“帮”“带”的工具变量，原因如下：一是相关性，党员、村干部对本村除了该农户外其他农户的“传、帮、带”水平较高时，该农户很可能也享受到了党员、村干部较高的“传、帮、带”水平;二是外生性，没有理由说明，党员、村干部对其他农户的“传、帮、带”会影响到该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表8报告了政治身份带头效应和带动效应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从Wu-Hausman检验结果来看，原回归方程是存在内生性的;Cragg-Donald检验的F值大于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表明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从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进一步地，在带头效应估计中，政治身份的显著性与表5的结果基本相同。从带动效应的直接影响来看，政治身份“传、帮、带”的显著性与表5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从交互效应来看，政治身份“传、帮、带”交互项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表6相同。
四、带动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一）政治身份首先带动了谁？
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关系型人情社会”，是以亲缘、地缘等为纽带形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的小社会，亲朋好友在农户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28]。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作为一种个人或家庭决策，会受到亲朋好友言语与行为的影响。“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圈子的中心”[28]，己方根据与对方“格局”远近来配置资源。在以党员、村干部为中心的圈子中，“亲属是自己人，原则上是痛痒相关，有无相通”[28]。按照非政治身份户与党员、村干部的关系亲疏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亲属户，即与党员村干部是亲属关系;第二类是关系密切户，与党员、干部没有亲属关系，但日常交流频繁或非常频繁;第三类是关系疏远户，与党员、干部没有亲属关系，且日常交流一般、較少或非常少。构建政治身份的差序格局变量，即“亲属户赋值为3;关系密切户赋值为2;关系疏远户赋值为1”。差序格局变量的泊松回归结果见表9。
表9显示，差序格局变量对农户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技术采纳的影响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党员、村干部在带动非政治身份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过程中，符合“差序格局”的顺序，即优先带动自己的亲属，关系密切户次之，关系疏远户最后。
（二）哪种带动方式更有效？
“传、帮、带”是党员、村干部带动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重要方式，那么，哪种方式更为有效呢？为此，本文计算了政治身份“传”“帮”“带”变量在泊松回归中的平均边际效应。由表10可知，政治身份的言传、帮助和身教在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模型中边际效应大小不等，具体来说，在浅绿色生产技术模型中，政治身份“帮”的边际效应最大，政治身份“带”的边际效应最小，政治身份“传”的边际效应居中;而在深绿色生产技术模型中，政治身份“带”的边际效应最大，政治身份“帮”的边际效应次之，政治身份“传”的边际效应最小。因此，党员、村干部“帮”是带动其他农户浅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最有效的方式，“带”是带动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最有效的方式。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身份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党员、村干部发挥引领效应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说，并利用秦巴山区678户茶农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表明：（1）党员、村干部不仅在浅绿色生产技术和深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发挥带头效应，而且通过“传、帮、带”带动了非政治身份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2）党员、村干部在带动非政治身份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时呈现“差序格局”，优先带动亲属农户，关系密切农户次之，关系疏远农户最后。（3）“传、帮、带”在党员、村干部带动非政治身份户采纳不同绿色生产技术中效果存在差异，在浅绿色生产技术中，“帮”的效果最优，且“传”与“帮”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在深绿色生产技术中，“带”的效果最佳，且“传”与“带”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如下：（1）在新型绿色农业技术推广的“初始期”，推广部门可以以政治身份的行为规范为导向，通过信息引导、选择联系户等途径鼓励党员、村干部以身作则，发挥表率带头作用，率先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并辅之以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以确保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达到预期效果。（2）在绿色农业技术推广的“起飞期”，不同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需要选择不同的技术推广策略。具体而言，推广以减少污染为目的的浅绿色生产技术要侧重于通过党员、村干部的“帮”来降低农户对技术采纳的壁垒，“言传”“帮助”双管齐下可以相得益彰;推广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深绿色生产技术要侧重于党员、村干部“带”的榜样力量，“言传”“身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于法稳.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动因、核心及对策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8（05）：21-36.
[2] 佟大建，黄武.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推广服务获取与农业技术扩散[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128-143.
[3] 张童朝，颜廷武，仇童伟.年龄对农民跨期绿色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J].资源科学，2020，42（06）：1123-1134.
[4] 付振奇，陈淑云.政治身份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行为吗？——基于28省份3 305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7（05）：132-146.
[5] 程名望，史清华，JIN Yanhong，等.市场化、政治身份及其收入效应——来自中国农户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6（03）：46-59.
[6] 谢琳，罗必良.土地所有权认知与流转纠纷——基于村干部的问卷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3（01）：2-10.
[7] AKERLOF G，KRANTON R.Economics and Identit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03）：715-753.
[8] MCGUIRE J M，WRIGHT M L，ARBUCKLE J，et al.Farmer Identities and Responses to the Social-biophysical Environment[J].J Rural Study，2015（39）：145-155.
[9] SULEMANA I，JAMES J H S.Farmer Identity，Ethical Attitudes and Environmental Practices[J].Ecol Econ，2014，98：49-61.
[10] DIJK W F A，LOKHORST A M，BERENDSE F，et al.Factors Underlying Farmers’ Intentions to Perform Unsubsidised Agri-environmental Measures[J].Land Use Policy，2016，59：207-216.
[11] LEQUIN S，GROLLEAU G，MZOUGHI N.Harnessing the Power of Identity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2019（93）：112-117.
[12] 王群勇，趙玮，刘旭阳.个体身份与环境保护：基于身份经济学的考察[J].中国经济问题，2020（05）：43-54.
[13] 唐林，罗小锋，余威震.外出务工经历，制度约束与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1）：126-137.
[14] 李想.多重约束下的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9（14）：61-64.
[15] 刘丽，苏玥，姜志德.社会资本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技术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09）：2057-2067.
[16] GHADIYALI T R，KAYASTH M M.Contribu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ector[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Development，2012，7（01）：590-596.
[17] 段梓斌.谈党员干部的政治身份[J].前线，2020（01）：56-58.
[18] 鲁元平，王军鹏，王品超.身份的幸福效应——基于党员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6（09）：29-40.
[19] 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7（08）：147-160.
[20] 冯川.农村“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的历史与现实[J].长白学刊，2020（02）：13-19.
[21] 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当家人与代理人[J].二十一世纪，1997（07）：1-7.
[22] 张建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行为的二重性[J].管理世界，2017（03）：78-179.
[23] 张高军，易小力.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9（05）：32-52.
[24] YANG H S，LIAO Q M，HUANG X T.Minorities Remember More：The Effect of Social Identity Salience on Group-referent Memory[J].Memory，2008，16（08）：910-917.
[25] 吴小勇，杨红升，程蕾，等.身份凸显性：启动自我的开关[J].心理科学进展，2011（05）：712-722.
[26] ROBERTS L M.Changing Faces：Profess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in Diverse Organizational Setting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04）：685-711.
[27] 冯晓龙，霍学喜.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激励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72-81.
[28]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3-30.
[29] BANDIERA O，RASUL I.Social Network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Northern Mozambique[J].The Economic Journal，2006，116（514）：869-902.
[30] MARQUIS C，TILCSIK A.Imprinting，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3（01）：195-245.
[31] 马荟，庞欣，奚云霄，等.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0，153（03）：30-43.
[32] 陈柏峰.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1）：106-113.
[33] FRIEDMANN H.Household Production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Concepts for the Analysis of Agrarian Formations[J].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980（02）：158-184.
[34] 辛雨.绿科技：秦巴山老茶园焕发新生[N].中国科学报，2019-07-09（06）.
[35] UNEP.Towards A Green Economy：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A Synthesis for Policy Makers[M].Nairobi：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2011：5-6.
[36] BEHERA K K.Green Agriculture：Newer Technologies[M].Nipa：New India Publishing Agency，2012：11-12.
[37] 衡孝庆，邹成效.绿色技术三问[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27（06）：111-115.
Leading Effect of Households’ Political Identity on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XUE Caixi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identity economics，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leading effect into the guiding effect and driving effect，and constructs a leading effect framework of member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CCP） and village cadres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678 tea households in the Qinba mountainous area.The article adopts the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guiding effect and driving effect of MCCP and village cadres in the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ly，in the adoption of light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dark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MCCP and village cadres not only played a leading effect，but also promoted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by non-political households through “words，support and action”. Secondly，MCCP and village cadres present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when driving the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for non-political households，giving priority to relatives，followed by close-knit households，and estranged households last.Thirdly，the effect of “words，support and action” in the MCCP and village cadres driving non-political households to adopt different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s different.In the light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support” has the best effect，“words” is the second，“action” is the worst，and “words” and “support” have a significant interactive effect.In the dark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the order of effect is “action，support and words”，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words” and “action”.
Key words：political identity;guiding effect;driving effect;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責任编辑：董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