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集 梁江海 刘书雷
摘要：[目的/意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深入推进，亟须把先进战略研究方法手段自主创新与运用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为新型智库形成优良战略研究模式，实现上升发展和走向世界提供坚实支撑。[方法/过程]本文运用演化分析、对比分析方法，梳理智库定性和定量战略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外发展情况，结合对我国战略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运用现状的认识，从思辨方法、系统分析、数据资源、试验推演、智能辅助等方面，提出新型智库推动战略研究方法手段创新与运用的若干建议。[结果/结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要传承发挥辩证分析、调查研究经典方法优势，深入推动系统分析、优化决策自主创新，加快数据资源、战略推演等建设发展，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群智决策服务战略研究。
关键词：智库 战略研究 定性与定量方法 决策工具 数据资源
分类号：C931.5 C932.2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2.02.0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要重视决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决策咨询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1]。先进研究方法手段创新，是在对科研对象和活动本身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提高研究效率和深度的更高层次科研活动。完善的战略研究支撑环境、创新的战略研究方法手段，是支撑国内外知名智库开展高水平战略研究的有力工具，也是其构建优势特色和形成影响的底蕴和名片。我国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进程中，应把战略研究方法手段自主创新和科学运用作为智库公共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夯实智库发展根基、提升战略研究效率提供支撑。
1 重视调查研究、思辨分析等经典方法的运用与创新
调查研究、思辨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方法，也是近代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并卓有成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指导理论，蕴含着我党历代领导人、思想家和理论家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唯物辩证法分析，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发方法运用必须传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迎来大调整、大变革，中国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科技等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治理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面临众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善于创新调查研究、思辨分析方法，善于运用经典方法围绕新兴课题开展创新研究。
1.1 善于从经典理论中汲取调查研究、思辨分析方法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的长期、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和方针政策。唯物辯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内在矛盾的唯物辩证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重大判断，指明了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以卓越的辩证思维和战略智慧，在党和国家历史重要关头做出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1.2 运用调查研究、思辨分析等经典方法开展创新研究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大国互动与复杂博弈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联动蔓延，我国周边部分地区安全纠纷、领土争端、军力竞争等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加剧，高新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焦点。在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并在国家由大向强跨越发展中提出许多重大时代课题。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应积极运用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且迫切需要新型智库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哲学智慧的滋养，为廓清、破解、设计国家安全与发展重大问题开发智力源泉。
1.3 立足网络信息化时代创新调查研究、思辨分析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书中指出：“我们党有着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如召开调查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我们要在新时期加以继承和完善。”调查研究、思辨分析作为经典方法，要联系时代、与时俱进才有生命力。新型智库尤其是党建、政法类智库，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方法，要根据调研任务和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调研方法，大胆创新，多管齐下，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科学性。
2 重视系统评估、优化决策等复合方法的运用与创新
从国内外实践以及学科属性来看，智库战略研究往往需要复杂的系统评估、优化决策等定性和定量复合方法作为支撑。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等蕴含着朴素的系统决策思想。二战以来，博弈论、运筹学、兰彻斯特方程、德尔菲方法、投入产出等定性和定量复合方法得到快速发展，罗马俱乐部、兰德公司等智库组织在其中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作为战略决策咨询的专业力量，我国新型智库要善于运用这些方法促进研究，同时也要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方法理论。
2.1 关注定性定量复合方法运用前沿
近半个世纪以来，复杂系统、战略分析、优化决策、网络科学等研究取得了突破，在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获得了充分运用，在系统预测方面，人口预测模型、经济预测模型、传染病预测模型、产业技术路线图等在重大战略决策领域得到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效益。在战略分析方面，结构化分析[如SWOT分析即优势（Strength）、弱点（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分析，层次分析等]、大规模德尔菲调查、探索性分析等基础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围绕国际经济政治、复杂产业链、大时间跨度演化分析、军事系统规划等领域在理论实践上得到突破和发展。在优化决策方面，平衡积分卡、桌面推演、决策树、不确定性决策等成为一流智库战略研究的常用工具集。在网络科学方面，从社会网络、军事网络、信息网络、学术网络等领域，先后产生了复杂网络、超网络、社会网络分析、科研协作网络等一批理论方法，为认识信息化社会的关联性、复杂性提供了可供采用的方法手段。
2.2 推进定性定量复合方法自主创新
我国科学家立足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实际，在运筹分析、战略决策等方面创新性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方法（见表1）。华罗庚、许国志等老一辈数学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合我国当时工业、农业生产实际，提出“优选法”“二分法”等创新方法理论，为我国运筹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工农生产管理提供了科学指导。钱学森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将系统科学思想带到中国，70年代末提出在国防科技大学设立系统工程与数学系，90年代初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以及建设定性定量结合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设想。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构建中国特色系统科学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近年来，灰色系统理论、战争复杂系统、平行系统、可拓学等均是由我国学者首创，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2]。中国智库学者提出的“数据-信息-智慧-方案”（Data-Information-Intelligence-Solution，DIIS）研究方法，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3]。新型智库尤其是经济、产业、科技类智库，要针对跨领域、多学科的系统评估、优化决策的研究实践，汲取中西方理论精华，有力地推动定性和定量复合方法自主创新，在国际战略分析、优化决策方法中占据一席之地。
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提出的 DIIS为例，该方法针对特定战略研究问题，提出一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收集数据、揭示信息、综合研判、形成方案的基本框架。例如，在“如何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内循环发展”的DIIS研究案例中：在数据收集阶段，对多国、多行业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
在揭示信息阶段，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得到内循环发展的量化指标，通过研讨评估我国经济内循环程度及其发展趋势，识别经济内循环的关键堵点；
在综合研判阶段，提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重障碍；
在形成方案阶段，从科技创新、消费潜力、基建投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图1对DIIS方法的具体运用流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2.3 建立定性和定量方法公共平台工具
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学、智库将战略研究相关定性、定量方法手段作为一种公共工具，在学术界、政府部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和平台，推进相关方法手段在高水平战略研究中的应用。例如，国外知名研究机构提出系统动力学、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并提供衍生了相应自动化工具Vensim、Swarm等向国际开源使用。2007年，美国航天宇航局发布了《NASA系统工程手册》，指导装备研发过程中系统工程方法的运用[4]。欧盟专门组织工作组，推动了技术评估、地平线扫描、情景分析等方法在科技創新和产业发展分析中的普及和应用[5-6]。近年来，国内采取在线服务的方式，推动了计算机辅助的层次分析、灰靶评估等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公共推广使用。随着我国新型智库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管理、科研层面应把应用和推广先进研究方法作为一项基础性、公益性的工作，促进形成运用先进方法理念、提升战略研究质量和水平的良好氛围。
3 重视数据资源、推演手段等资源平台的运用和创新
国际知名智库尤其注重建设和运用数据资源、推演手段等资源平台，将“最详实的数据、最科学的方法、最聪明的大脑”结合，针对重大战略问题形成高质量咨询报告[7]。从兰德公司、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简氏防务、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等机构来看，它们在战略研究的案例库、数据库、资料库以及推演机制手段等方面开展了长期的建设。随着大数据治理、信息化科研模式日趋普及，“数据、方法、手段”成为新型智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要重视积蓄、利用国内外数据资源，推动数据支撑、人在回路的推演试验研究，推动传统研究模式向“重数据、建模型、可验证”转变。
兰德公司作为世界知名智库，其智库数据体系依托各领域、各专业强大的数据库，将战略知识产出与政治行为方式联系起来，探讨宏观政策限制下的战略评估研究的方法，获取并集成广泛的数据资源以促进智库分析决策的全面性、可靠性及科学性。目前，兰德公司公开的经济、教育、卫生、能源、反恐、安全等数据库达数百种[7]。兰德公司世界恐怖主义数据库，集成了从1968年至今4万个恐怖主义事件编码和详细信息。在《恐怖分子是如何终结的——对打击“基地”组织的启发》报告中[8]，研究人员通过数据库检视了1968—2006年之间活动过的648个恐怖组织之后，发现恐怖组织通过走向政治进程而终结是普遍方式，并对美国中东反恐策略“情报分析”“关键人物抓捕”“军事行动”等方案进行了推演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方案。目前，这种思路已成为反恐安全战略研究的常见研究模式之一。
3.1 持续推动和多源汇聚数据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深刻指出了大数据技术在科学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背景下，智库不但要成为本领域决策分析的专业力量，更要成为该领域案例、数据、专家资源的建设力量。当前，我国新型智库已经建立了一些以数字文献、开源情报为主的专题化数据库，但与国外一流智库相比，我国新型智库在国际数据资源建设、数据汇聚渠道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在数据资源建设模式上，可参考英国简氏数据库（防务、安全和交通）、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中心等做法，长期聚焦特定领域的开源、专题数据资源，通过媒体采编、设计架构、专题跟踪、定期更新等数据收集、甄别、编辑、维护工作，形成丰富多元的数据库和持续发展的运行模式。
3.2 善于利用数据资源支撑战略研究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据来源、数据处理以及数据分析等数据相关技术发展迅速，特别是以统计学习、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乃至更为广泛意义的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据分析手段，正在带来新的认知方式，为形成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新范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要围绕新时代事关我国利益的国际问题、国家发展问题，加强对联合国、友好国家、非政府组织优秀数据资源的交流、共享和运用，积极构建具体领域国际数据资源，更善于运用数学建模、统计分析等传统数理分析方法，以及创新大数据支撑的战略研究方法，主动挖掘多元基础数据，搭建社会主体间的联系网络，充分利用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模式，对研究对象进行精准量化的结构解析和预测推演，形成数据驱动科学决策咨询模式。
3.3 重视决策推演手段平台建设运用
智库研究对象往往是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的复杂系统，所形成的战略研究和决策咨询方案则较难以通过实际系统进行检验。虚拟仿真、兵棋推演、情景演化等定性和定量决策推演手段的发展，为复杂系统决策方案的预实践提供了支撑。例如，在军事领域运用兵棋推演、作战试验、模拟仿真，对军事领域新事物、新现象进行模拟和仿真实验，形成理论设想，并在训练基地进行实兵演练，相互验证和循环迭代，已经成为国内外军事理论研究的常用模式。目前，决策推演手段平台建设运用仍是我国政策分析领域的短板，许多智库研究人员习惯使用国外开发的模拟系统，这不利于政策分析工作的扎实开展。因此，建议鼓励防务、安全、国际关系类智库独立开展政策模拟研究，自主开发相应的模型与模拟平台。
4 重视智能决策、众智创新等先进方法的运用和创新
新一代人工智能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战略研究提供了创新的方法和创新的手段。人工智能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快速提炼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历史数据和案例进行趋势预测，通过大量案例训练形成优化决策方案，其作为战略研究方法工具的重要性、创新性和颠覆性将更加突出[9]。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推动下，创新2.0时代的众创以及众包、众扶、众筹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快速发展，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贴合智库智慧创造、汇聚、加工的特点，为智库研究模式开辟了新思路、新途径。
4.1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智库研究
“AlphaGo”人工智能大战表明，人们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建立作战实验室，把对历史经验的归纳和对未來的预测融为一体，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解析计算和过程仿真、计算机自动推理与专家经验指导结合起来，为战略理论研究、实验检验和迭代优化提供新的渠道和广阔空间。近期，要着眼于人工智能在战略研究信息获取、翻译、提炼、分析中的成熟应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方法提升智库研究工作的效率；
远期，要着眼新一代人工智能在认知洞察、趋势预测、策略生成中的优势，运用人工智能提升军事、经济、金融等复杂系统研究分析和科学决策的能力。图2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对决策咨询研究的潜在支撑进行了概括。
4.2 重视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群智决策
群智决策依托网络平台，发挥由人类智能、机器智能构成的智慧群体，进行战略分析、推演和决策。群智决策的优点主要表现在：有利于集中不同领域专家和网络信息系统的智慧，应付日益复杂的决策问题。通过这些专家和系统的广泛参与，可以对决策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定量分析推演结果，有利于在决策方案得以贯彻实施之前，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决策的针对性。群智决策能够利用更多的知识优势，借助于更多的信息，形成更多的可行性方案。由于决策群体的成员来自不同的部门，从事不同的工作，熟悉不同的知识，掌握不同的信息，更容易形成互补性，从而挖掘出更多的令人满意的行动方案。
4.3 运用网络建设智库“众创”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各领域拥有常设智库2，000多家，这些智库是其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和决策咨询的重要力量[10]。自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智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要面向我国军队智库、军工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加快建立按需购买、以事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推进提供服务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战略研究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子，高效运用军与民两类研究力量、两类智力资源，着力构建战略理论创新的云智库网络体系，构建军地合作、中外合作的智库网络，拓展国内官方智库和社会智库的机制性学术合作，拓展与世界知名智库的学术交流协作，全面挖掘与利用国内外“智库”智力资源，加快我国一流智力资源库建设。
5 启示与建议
目前，新型智库研究方法手段创新已引起关注[11-13]，针对思辨方法、系统分析、数据资源、试验推演、智能辅助等不同类型方法，在党建、政法、经济、科技、国际、防务等不同领域智库均得到应用[14-15]。有研究分析指出，党建、政法类智库比较侧重于思辨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的创新运用，经济、科技类侧重于系统分析、数据资源、智能辅助方法的运用，国际类和防务类智库则侧重系统分析、数据资源以及试验推演方法。
我国新型智库在建设进程中，应从引导支持、理论创新、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等方面入手，营造既重视智库决策方案产品，也重视研究方法创新的科研氛围，切实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更好的基础支撑。
5.1 加强对战略研究方法手段创新的引导支撑
应在国家和各级智库考核评价标准中，考虑将“研究方法手段创新运用情况”纳入指标体系范畴。国家和各级管理部门可从课题立项、服务采购、条件建设等方面，对国家高端和各级智库建设和科研进行支持，既要重视对决策咨询方案本身的支持，也应重视对先进战略研究方法理论、研究工具、数据资源等研究运用的支持，鼓励运用科学方法提升决策咨询水平。
5.2 着力推动战略研究理论方法手段自主创新
国家科研院所和综合性大学是专家、智力和技术密集区，部分具有国家和各级智库建设职能，普遍设有决策、信息、管理、系统等相关的高水平学科，具有相对较好的研究条件，应重点围绕思辨方法、系统分析、数据资源、试验推演、智能辅助等方面，着力推进战略研究理论方法手段的自主创新，从而提出更多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法”。
5.3 积极推广战略研究方法手段和提供公共服务
借鉴国外相关做法，产业、科技、教育、卫生、安全等公共部门，可结合自身管理决策需要，通过制定发布方法工具规范、组织开展示范研究、培育专业研究团体等，把推广应用相关战略研究方法手段作为促进管理决策科学化的一项工作。对一些具有共用性和标准化的通用工具，如决策分析、风险评估、成熟度评估等，应主动建设形成网络化的公共服务，进行部门内或社会化推动使用。
5.4 推动战略研究重要数据与资源的共建共用
应加快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以数据为中心决策、实证化战略研究模式转变。在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框架下，在政务、产业、科技、安全等重要领域，建议采取统筹布局、分工建设、整体集成和持续运营的办法，通过共建形成网络化、服务化、共享化的关键领域大数据与科研资源，持续服务国家治理、评估分析、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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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吴 集：提出选题，撰写、修订与完善；
梁江海：收集资料，参与撰写，整理文献；
刘书雷：提炼观点，修订与完善文章。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rategic Research Methods and Means for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Wu Ji Liang Jianghai Liu Shulei
Think Tank of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Strategy Research， College of Advance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urgent to tak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strategic research methods as a basic project， which will provide solid support for the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to form excellent strategic research models， realize their rising development and go to the world. [Method/process] With the methods of evolutionary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developping status and trend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c research methods of think tanks are surveyed. Combin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rategic research methods and mean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rategic research methods by new types of think tank from the aspects of speculative methods， system analysis， data resources， experimental deduction and intelligent assistance.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in China should inherit and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lassical methods of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further promote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optimiz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decision-making，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ata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deduction，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strategic resear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warm intelligence decision-making services.
Keywords：
think tank strategic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decision-making tool data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