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啸洋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写到：“从起源上看，诗歌创造人的神话，而散文家描出人的肖像。”现代诗经历多重变革，开始将把散文和诗歌的魔法颠倒过来，二者在内容与形式上互通互融。赵琳是“甘肃八骏”之一，他的长诗《阳坝镇记》书写甘肃陇南阳坝镇，诗歌聚焦西部地理，在他笔下，自然是一种美学尺度，它丈量着死亡、记忆与衰老。
读《阳坝镇记》需要阅读心境的设定。这种阅读心境是雨过天晴后的葬礼，大自然已经事先清理过悲伤的尘垢。或者，是山中劳作者疲惫之后的突遇的一股清风，灵魂在瞬间被吹得轻盈透明。再或者，出山之前最后一个平静之夜，没有喧闹的晚会，只有篝火摇曳中的面孔。诗人笔下，夜晚有两重语调。第一重是清亮的语调，诗人用词语绘就青春的明亮的图景，杏花、石榴花、鹿群、少年乐手和披雨衣的新燕在山谷里有自然的线条。第二重是沉重的语调，诗人用词语祭奠夜晚的葬礼，追寻不知所踪的守庙人，记录老年痴呆症的祖母和乡村精神病患者。空荡荡的寺庙、梨木衣柜和指纹磨脱的采石场矿工，沉重的事物所带来的悲伤，都溶解在庄重的大自然里。
那么，诗人是如何处理这两种语调的？或者，长诗《阳坝镇记》中清亮和沉重是如何缝合在一起的呢？答案是大自然。事实上，诗人知道他要面对的世俗、沉重和泥淖以及沉默的边缘人，他自己的心情也不那么平静，他也和诗中人一样生活在尘世的牢笼里。为此，他必须清洗世俗的东西——用大自然去清洗它，用精神化的自然清洗它，用自然的虚空去清洗它。人类社会中的伦理和苦难，在盛大的自然中得到了宽释。布罗茨基曾言，美学是伦理学之母。美学是母亲，自有它的博大的地方，她包容、修正、清洗、重组了伦理。伦理是防卫性质的，大自然却是随时敞开的，它敞亮、透明，引导着和谐与美。有了自然的“敞亮”，即便是葬礼和死亡中看到劈开的杏木有“汹涌的年轮”，也能理解守丧人“在杏花林睡去/仿佛所有杏树还在孕育春天/还在汲取无声的时间”，理解埋葬了死者的墓地上有“遍山杏花”和“清香的林木”，理解春官下葬时乌鸦的叫声是“旷野最孤独的祝福”。
《阳坝镇记》第一节写葬礼，第二节写杏木的一生，第三节写山中少年，第四节用石榴花写姑娘，第五节写老祖母，第六节写守庙人，第七节写春官之葬，第八节写在乡村流浪的精神病患者，第九节写神峰秀岭的景色，第十节写雷雨，第十一节怀念父亲，第十二节写断裂的老槐树，第十三节写羌族风物志，第十四节写种玉米的人，第十五节写一匹老马的命运，第十六节写山上人的生活，第十七节写对偏远小镇的热爱，第十八节写小镇人的热情，第十九节写祭奠的过程，第二十节写对故乡的感慨。“我们要走了/故乡喂养温顺的羔羊，然后再哺育受伤的豹。”最终，诗人在诗中修习完故乡，踏上乡愁之旅。
第一节里，诗人用“杏木”一词贯通全诗。这一节写的是黑夜里的一场葬礼，但它用“杏木”来隐喻死亡的过程。杏木在火堆里，诗人听到了“杏木的语言”，回顾了杏木被使用的一生“一张圆桌，一套衣柜”，甚至“木鱼、木枕”。诗人用“杏木”来标记普遍性，它可能是一种身份——木匠的身份或者僧侣的身份，也可能指代普通的农民。诗人用“烧杏木”来模拟凡人的死亡情境，一种不同的气氛便在隐喻的双关性中生成：对人而言，葬礼是最终的告别仪式，对杏树这种植物而言，死亡是回到根，回归大地。所以，杏林中一株燃烧的杏木没有悲伤，它的背后是满原杏林，它们生死都在一起。诗人使用“汲取”一词，杏木的灰烬是杏花的养料，这是大自然的循环，不存在伦理上的悲伤。所以“他们在杏花林睡去了/仿佛所有杏树还在孕育春天/还在汲取无声的时间”词语和杏木的无限燃烧，最终使小镇上的黑夜“无法熄灭”——第一节的第一句是寓言，是循环的起点和终点。
显然，依靠博大的大自然，诗人用美学战胜了的狭小的伦理。第二节中，遭遇雷电霹雳的“杏树”亦是这种写法。诗人没有将雷击后的杏木变成一个苦难的对象。相反，雷击后的杏木愈加坚韧，它仿佛被开光一般，有了“杏红色”。佛珠和醒木，是杏木的新、骨骼，杏树被诗人赋予了献祭精神。然而，这种牺牲是悄无声息的，离开故乡后，杏花和杏木生死两茫，最后只能以梦的形式，长逝入君怀。
以树的形象来比拟人，也能在第五节里找到，第五节写老年痴呆症的祖母，诗人写祖母久已散佚的回忆和祖父的情感：“月光下的两棵树像两个人靠在一起，真好！”伐木烧炭的祖父和祖母在记忆中站成了两棵树，没有一句悲伤的语言。第一节和第六节连在一起，这两节的詩眼里包含了爱和老两重命题。第六节比较特殊。这一节里，诗人写大山里的信仰者的日常生活。三月三，虔诚的信仰让他们“送去大米和食用油”，磕头焚香，戴面具，跳傩舞。节日之后，临近年关之时，庙门空空荡荡，守庙人不见踪迹。诗人给出的答案是：“他老了，应该回到山下和家人团聚/他老了，陪伴神灵的日子不多了。”生老病死是佛教八苦的内容，这一节的结尾，诗人想给世俗留一个位置，神在天上爱在人间，对以“家”为文化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
全诗最后一节，诗人以离乡收尾。诗人对故地的生活充满眷恋，陇南是诗人的精神原乡，那里万物生长缓慢，光阴可以度日如年。诗人理想的栖居地是牧场，是水草丰茂的山麓，是“一把胡琴，四头山羊”和“一条长长的鞭子”，诗人愿意做转山的牧羊人，愿意站在高山牧场瞭望云彩、牛羊和故乡的歌谣。在星火燃尽之夜，记忆像深埋进冬天的青草，抚慰诗人在城市里枯干的灵魂。
《阳坝镇记》中的句子，没有强制性的意义，没有繁缛的修辞，没有现代诗的象征手法，也没有因句式长短而进行分行的标点平衡术——它的句子意义是宗教里的清水礼，是洁净的盐。勃里斯·帕兰说，词语是“上了子弹的手枪”，它要瞄准目标，射击意义。按照他的说法，诗歌是指向意义的形式，词语是意义的切割体——诗人只需要布置陷阱，只需要守株待兔的读者即可。这种情形下，诗变成了诱惑的蜘蛛网，词语请来了狙击手和棋盘，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俘获意义，是要获胜，不管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秩序——这样的写作手法里，意义被穷尽了，它违背了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原则。这种写法是艰辛的、急遽的、小心翼翼的，因为它生怕惊吓到意义。
保罗·瓦莱里在《文艺杂谈》中认为，日常语言的本质是取消的，因为其维度是单一的。语言更像临时交流的契约，一旦对方明白、理解了我所说的话，契约的期限就完成了，语言也被取消了，语言立刻会被一件对等物、形象、关系所取代。诗歌的语言之所以能长久，在于诗歌利用语言穷尽无限的关系，词语会在互相链接中转向新生——用萨特的话来说：“文学对象是一只奇怪的陀螺，它只存在于运动之中。”小说家使用词语来进行明确的命令、拒绝、质疑、请求、证明，而诗人只能使用语言来“暗示”和“感知”。诗歌中的词语像是鱼过滤的腮，它浸透在意义的水中但却不被意义淹死——它不能被意义系统化、统一化，不被意义完全控制，诗歌采用的自由的分行和游动形式，恰恰是保持词语呼吸和透气的方式。纵观全诗，《阳坝镇记》通过自然的尺度找到了美学的意义，诗人用语言给我们展示了意义之外的一种诗学效果——诗人用自然呼吸，用自然布施，读者路过时看到了陇南的杏花、消雪、山庙、通灵者和宽阔的马背，看到了杂音世界之外的地域，看到了诗人内心安详的诗意——这些西部秘境的词语经过诗的碰撞，发出水晶般的声响。
【责任编辑黄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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