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家璇
【摘 要】合肥延乔路从“默默无闻”到“广为人知”仅历时半年。关于延乔路的线上三次媒介议程设置唤醒了公众对“延乔”符号的民族记忆，线下三个空间维度的公众纪念将延乔路逐步塑造为一个城市媒介，以此完成对城市红色文化的传播。在城市传播的视野下，延乔路作为实体空间意义上的城市媒介建构了一个地区的红色文化，并再次提示城市媒介对当代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为当代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延乔路;红色文化传播;城市传播;媒介物质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研究生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安徽红色文化传播研究”（YJS20210100）;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思政建设示范中心”（2020szzx02）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觉醒年代》的热播，合肥市延乔路迅速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和公众线下致敬先烈的地点。原本延乔路只是合肥的一条普通的城市道路，但特定的历史时机和媒介环境赋予了它红色内涵，并通过公众的线下实践将其作为城市传播的载体传播了红色文化。但目前学界对红色文化传播的研究往往陷入“困境-路径”分析的二元模式中，忽略了媒介的物质性及城市实体在传播红色文化中的作用。孙玮认为，传播只有与地方共同体发生真实的关系，才能真正为受众共享，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是一种建构意义的社会实践，是凝聚地方共同体经验的精神建构和文化再造。[1]延乔路正是通过媒介议程，完成了由城市道路向民族记忆的转变，在记忆实践中，这条城市道路作为新的纪念空间，完成了对红色文化的意义建构和文化再造。本文以“延乔路”这一特殊的媒介为例，通过文本分析和参与式观察，探讨线上民族记忆的生成，以及公众线下的纪念实践，以此阐述当代红色文化传播的新模式，从而强调城市实体媒介的价值。
一、线上媒介议程唤醒民族记忆
红色影视剧《觉醒年代》自2021年2月1日播出后，因其注重历史纵深、叙事新颖、细节描摹、制作精良受到广泛好评。[2]剧中的两位主要人物陈延年和陈乔年也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与讨论。陈延年和陈乔年的人物性格、历史功绩、感人事迹以及电视剧《觉醒年代》对两位人物的艺术塑造使角色从原剧集中剥离，在网络议题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符号。在《觉醒年代》播出后，媒介通过三次议程设置，完成了对“延乔路”符号的塑造，从而唤醒公众的民族记忆。
（一）从地方到全国：延乔路地理空间的传播
第一次媒介議程设置是安徽地方媒体对“延乔”符号的挖掘与传播。2021年3月底至4月初，《觉醒年代》播出至最后，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离别回眸、英勇就义的片段，感人至深。两位烈士受到广泛关注，人们的注意力从对剧集的关注回归到现实，开始回溯“延乔”的生平和历史。有网友在微博发布了自己的“新发现”：安徽省合肥市有一条路就叫做“延乔路”。安徽地方媒体在获得这一“新闻线索”后，迅速开始宣传延乔路并根据道路的地理位置阐释其文化意涵。《新安晚报》微信公众号在4月4日第一次报道了延乔路，并将网友所言“延乔路旁是集贤路，陈独秀就葬在安庆集贤关，延乔路短，集贤关长，虽然他们没能汇合，却都通往繁华大道”这一美好意象纳入地方媒体的叙事中，完成了由民间声音到地方媒体的赋权。随后，大量网友也开始转发相关内容，4月5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的新媒体平台也开始转发类似的内容。在第一次媒介议程设置中，首先是用户生产内容，地方媒体扩展其传播范围，同时将合肥城市地理空间和红色文化内涵相联系，赋予了延乔路与繁华大道、集贤路等特殊意涵，最终引发中央媒体的关注，延乔路及其地理方位也第一次被全国所熟知。
（二）从城市道路到历史见证：延乔路符号内涵的再造
第二次媒介议程设置，即2021年7月1日建党百年纪念日、7月4日陈延年烈士牺牲94周年，中央媒体逐步将延乔路塑造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波澜历史和现代美好生活的“见证者”。《人民日报》在7月4日发表文章称：安徽合肥纪念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的集贤路、延乔路吸引无数人专程前往，人们不仅感动于革命先辈“舍小家、为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壮举，也感佩于今日“繁华大道”的来之不易，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3]中央媒体将延乔路今日的繁华与民众的纪念作为见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地理标识。7月20日，《人民日报》任仲平第一次将延乔路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叙事话语中，赋予了“延乔”历史见证者的内涵。[4]评论将延乔路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航标——上海兴业路石库门，嘉兴南湖红船，井冈山八角楼，泸定桥，延安宝塔山，北京天安门，大庆油田，“两弹一星”科研基地，深圳莲花山，荆江大堤抗洪纪念碑，震后重建的汶川新城，旧貌换新颜的湘西十八洞村等代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符号并列，并将这些符号视为见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物理实体。中央媒体在庆祝建党百年报道中深入挖掘延乔路的当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式将延乔路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叙事话语中，完成了由城市道路向历史见证的意义再造。
（三）从国家叙事到民族记忆：延乔路文化内涵的确立
第三次媒介议程设置发生在2021年国庆节至11月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央媒体借助又一历史契机，完成了延乔路的国家叙事，最终将延乔路刻入民族记忆中。《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10月6日发表文章《延乔路，又被鲜花包围了》，强调了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随后，《人民日报》将延乔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将合肥延乔路与繁华大道和河北唐山大钊路与富强街、湖南娄底蔡和森大道与复兴街等类似的道路符号并列。[5]报道延展了城市道路本身的意义，延乔路、大钊路、蔡和森大道等城市道路被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奋斗之路”和“富强之路”，这些特殊的城市道路的交通价值在城市传播的视域下最终与文化价值形成共生关系。最后，《人民日报》系列报道“海外华文媒体安徽采访行”将延乔路作为展现现代安徽的文化发展代表的文化空间向1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进行推介。[6]延乔路在海外华文媒体与对外传播中的影响与作用也日益凸显，媒介将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与延乔路的参观联系在一起，一同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将其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由此，延乔路从一条普通的城市道路变成了百年复兴的历史见证和民族记忆的城市实体，共同传播了当代安徽的红色文化。
二、线下纪念行为塑造城市空间
步入21世纪以来，合肥发展驶入快车道，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新建的城市道路需要命名。2004年合肥市地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在规划道路名称时，参考了上海（戴）安澜路、北京张自忠路、哈尔滨（赵）一曼路的命名方式，计划选取安徽历史名人的名字作为路名。考虑到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家乡在安徽省西南方的安庆市，因此，地名专家建议合肥市区西南部的一条新建道路可命名为“延乔路”，以纪念两位烈士并传承安徽的红色文化。[7]
（一）微观空间的纪念：以路牌为中心
道路命名为公众线下纪念起到了基础性的文化“嵌入”作用，线上的媒介议程在“嵌入”的基础上扩展了延乔路的红色内涵、扩大了延乔路的影响力。由线上记忆引发的线下纪念随着记忆唤醒的程度分为三个空间维度逐渐深入。第一类是微观空间的纪念，即以延乔路路牌为中心的纪念空间。公众围绕路牌形成了以献花、献旗、敬礼、写卡片为主要形式的纪念仪式。在建党百年、国庆两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路牌从上到下及以路牌为中心半径两米的圆形范围内被鲜花、国旗和卡片等纪念物品所包围。中小学生的敬礼和路人、游客的瞻仰更是进一步将微观空间的纪念仪式神圣化。代表国家未来的“红领巾们”与承载红色历史的“延乔路”在跨时空的范围内达到了仪式性的交流，使作为“见证者”的延乔路在虚拟媒介议程之外的实体空间内得到确立。市政部门注意到围绕延乔路路牌大规模的纪念行为后，开始为老旧路牌换新，并重新设计更具“延乔”特色的新式路牌。将原有延乔路路牌上的英文路名“YanQiaoLoad”，改为更具本土意味的“YanQiaoLu ”。尽管只是从“路”的英文“Load”到中文拼音“Lu”，但这一变动却是整个城市道路命名体系中的唯一特例，也反映了市政部门希望赋予延乔路更强的本土色彩。随着公众纪念活动的规模逐渐扩大，在路牌附近，市政部门又竖立了一块红色的巨型展板，上面记载了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位烈士的生平事迹和照片，公众的线下纪念开始由路牌向整个道路空间延展。
（二）中观空间的纪念：以道路为延展
第二类中观空间的纪念，在纪念空间上由路牌延展到了延乔路整体及周边的其他建筑中，改变了延乔路周边城市物理空间的符号意义。公众的微观纪念和网络建言推动市政部门着手打造延乔路红色空间。比如有市民在合肥市政府的网络留言板上建议将在建的、经过延乔路附近的合肥地铁七号线的站名改为“延乔路站”;有市民建议在延乔路修建雕像、烈士公园、纪念碑等等带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建筑，以拓展延乔路的纪念空间;甚至还有市民提议将延乔路加以改造，以配合合肥的红色基因打造一个新的红色景点。微观空间的线下纪念与线上的建议融合，共同促进市政部门加入到线下中观空间纪念建构中。例如，肥西县教育部门在2021年7月已经将延乔路东侧的桃花镇东冠小学改名为延乔路小学，以此配合延乔路整体的红色内涵、塑造该小学的“红色基因”，并纪念两位烈士。11月，合肥市正式发布了延乔路改造计划，包含原路拆除及道路、排水、交通、照明、道路标识、智能交通、电排、公共艺术提升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通过雕塑、浮雕、灯箱、电子屏等多种展示手段，便于公众互动体验、留言寄语等，并对延乔路两侧的工厂围墙、学校围墙、街铺店面形象进行提升改造，统一进行红色主题建设。延乔路两侧的路灯、井盖、垃圾桶、侧石、护栏、路标、休息座椅、公交站台、围墙围挡等基础配套设施，将按革命历程故事线进行串联，进行一体化施工。[8]中观空间的纪念由线上建议逐渐落实为线下实践，延乔路的物质元素被进一步挖掘，并重视纪念行为中的互动性和参与性。
（三）宏观空间的纪念：以城市为构型
第三类为宏观空间的纪念，即把纪念行为扩展至整个合肥城市形象的建构中，将延乔路作为当代合肥的红色地标，打造新的城市名片。在11月公布的延乔路改造计划中，合肥市计划将延乔路打造为全国一流的红色地标，并在道路元素的设计和空间安排上强化“延乔路的终点是繁华大道”这一文化意涵，突出延乔路作为历史见证和民族记忆的两大红色内涵。实际上，合肥对其城市名片的打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00年前后的“三国故地，包公故里”;二是2007年打造的“包公故里，科教基地，滨湖新城”;三是2013年打造的“大湖名城，创新高地”。[9]三张城市名片分别对应早期的合肥作为省会希望突出历史的厚重，中期的合肥作为快速发展的代表突出科教，后期的合肥作为长三角副中心突出创新，但这三张城市名片并没有整合在一起作为新世纪合肥的代名词。2021年延乔路的“出圈”，为合肥整合这三张城市名片提供了新的契机。延乔路作为补充“大湖名城、创新高地”自然环境、现代科技之外的历史底蕴和红色人文景观，为市政部门带来了打造城市名片的新突破口。以整个城市作为宏观的纪念空间，建立“延乔路”为代表的红色名片，并作为合肥的“打卡”景点之一，有助于形塑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这種线下规划性的宏观纪念也影响了网络舆论，拥有近20万粉丝的合肥本地大V“合肥日常吐槽君”发布微博称：“广东的亲戚来合肥玩，准备带他们去政务区吃饭体验合肥的现代化，然后去延乔路献花体验合肥的红色文化，晚上去步行街感受合肥的市井气息”。现代合肥、红色合肥、市井合肥成为网民心中展示合肥城市形象的三大内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合肥红色文化的城市名片正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渐改变着城市的整体形象。
三、作为媒介的城市道路：红色文化传播的载体
麦克卢汉认为，在电力时代转化为“信息运动”之前，“交通运输”一词曾广泛与道路、桥梁、海路、江河、运河等结合起来使用。[10]换句话说，自电力时代，“交通运输”的含义逐渐演变为“信息传播”后，道路这类“前电力时代”的“媒介”就逐渐与“传播”脱离，并成为具备独立意义的运输系统的一部分。彼得斯则认为communication的意思包括了迁移、传输或发射，communication这一意义是其后来获得“精神内容的迁移”这一意义的基础，可以被迁移的心理内容包括理念、思想或意义。[11]库利的“运输理论”更是将交通运输划分为物理运输与精神交流，同时提出了“传播作为观念运输组织”的观点。[12]因此，延乔路具备交通运输系统和传播媒介的双重意义，并在媒介意义上获得了对“观念内容传播”的功能认知，也就是说延乔路本就是一个可以传播红色文化的媒介工具。孙玮在《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中正式确立了实体空间，诸如广场、街道、建筑物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构筑意义、传递信息的媒介。[13]延乔路正是在城市传播的视野下逐渐被公众记忆和纪念，以完成对红色文化的传播。
城市传播将城市作为一种关系性空间，打破了信息传递-建构意义、虚拟空间-实体空间、再现-仿拟之间的二元对立，修正了传播被遮蔽的面向。[14]在延乔路的个案研究中，首先，延乔路作为媒介重新建构了城市道路的红色意义。延乔路被赋予了历史见证和民族记忆的红色内涵。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和共享信仰的表征。[15]在这场由线上媒介推动的仪式建构中，延乔路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和红色传统的现实表征。作为一条道路的延乔路的文化符号在传播的过程中被改变，新的意义逐渐被建构起来。
其次，延乔路是一种具备物质性和空间属性的城市媒介。延乔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不仅提供了人们进行公共交往的平台，而且构筑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感，这种嵌入日常生活场景的实体媒介，对城市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建筑物被当成了一种工具，即宣传国家精神、宣传文化、宣传一个地区经济面貌的一种有效手段。[16]公众在延乔路这一城市实体中进行线下纪念，构筑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红色文化。在可供展演的城市空间内，延乔路的纪念人群、纪念元素、红色历史逐渐融合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为合肥打造新的红色名片提供了一种实体空间式的城市媒介。
结语
延乔路作为一种媒介，连接了城市的红色基因，并将其实体化。这类城市地标性建筑，不仅是城市实体网络的重要节点，也作为城市的精神象征，塑造了城市认同，沉淀了城市记忆，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17]线上三次媒介议程设置，完成了延乔路由地方到全国、城市道路到历史见证、国家叙事到民族记忆的内涵生成与再造，构筑起了延乔路的红色文化和线上记忆。与此同时，记忆由公众的情感展演和纪念叙事被引向线下的城市空间。公众与市政部门在延乔路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的纪念实践，扩展了延乔路的媒介意义和空间价值。合肥的习友路、邓稼先路等同样是以红色历史人物命名的城市道路，另外还有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安徽省博物馆等地标性的城市媒介，在合肥打造红色城市名片时，将这些实体建筑作为红色文化传播的载体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延乔路的线上记忆与线下纪念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化展演和城市传播实践，为当代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有益启示。
注释：
[1][16][17]黄旦主编.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6，8，13.
[2]易伟平.2021年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特征与经验启示[J].中国电视，2021（09）：6-15+1.
[3]何娟.“走自己的路”[N].人民日报，2021-07-14（04）.
[4]任仲平.恢宏史诗的力量之源——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N].人民日报，2021-07-20（01）.
[5]任理轩.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N].人民日报，2021-11-01（09）.
[6]程龙.2021海外华文媒体安徽采访行——讲好动人的中国故事[N].人民日报，2021-11-14（06）.
[7]戴健.延乔路和“延乔”纪念证[N].人民政协报，2021-09-23（11）.
[8]吴奇.延乔路将打造一流红色文化地标[N].合肥晚报，2021-11-15（A06）.
[9]许梦雅.从“城市名片”到“城市品牌”——合肥城市品牌形象传播探析[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22-25.
[10]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18.
[11]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2.
[12]黄骏.传播是观念的交通：查尔斯·库利被忽视的运输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03）：57-74+127.
[13]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J].新闻大学，2012（02）：43.
[14]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孙玮.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07）：10.
[15]詹姆斯·W.凱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8.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