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滨
继《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之后，著名记者舒晋瑜于2021年10月又推出了《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于我的閱读感受来说，读此书堪称一次高峰体验，比读小说还要过瘾。书中收录了作者与四十九位鲁奖获得者和十位评委的对话，呈示了鲁奖作家的生活情态、写作样貌以及心路历程，讲述了评奖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等等，无不引人入胜。在对话中，舒晋瑜将新闻性、学术性和文学性熔为一炉，娓娓道来，既好看又深入，既温暖又剀切，使不同的读者各得其美。
对话，于新闻，是一种访谈类文体样式，于文学，则属于评论的一种样式。舒晋瑜的“对话”是二者兼具。对话体评论一般有三种类型：评论家与作家对话，评论家与评论家对话，作家与作家对话。他们就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理论思潮等有关问题展开讨论，随风起舞，直接坦率，较之正规严谨的论文式阐发更有可读性和亲切感。评论家何向阳曾说：“我看重访谈的鲜活性，比看作品的信息量大，有作家的气场、气息，还有很多信息扑面而来。”“面对面的访谈，就像进入后台，进入心灵的暗示。好的访谈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是相互提升，共同成长。”这些话可以作为舒晋瑜对话的注脚。应该说，舒晋瑜访谈录属于对话体评论的第四种类型，即记者与作家、评论家对话。记者是舒晋瑜鲜亮的身份标签，当然她本人也是作家，写得一手好散文，但在“对话”中她的角色是记者，这是文本中新闻性的来源。对话虽然也是一种访谈，但它不只是一般性的提问，而是更高层面的讨论，而“深度对话”更是深入作品肌理、深入作家心灵、深入创作规律的学术研讨了。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记者即时性的采访就是为历史存档，越是具有当代性就越是具有历史性。作为一名文学记者，舒晋瑜日常的工作就是对一线作家进行及时的采访，茅奖和鲁奖这两个奖项的获得者就是她的采访对象。茅奖数量少些，也纯粹，而鲁奖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种类别，获奖作家每届都有几十个，即使有选择地采访对话，其艰难繁重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舒晋瑜能够做到，她将记者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正如谢冕先生所言：“中国文学界的人物、作品、事件，日日风生水起，有新闻处，舒晋瑜的身影就出现在那里。”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对话中，舒晋瑜对鲁奖作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设置，即作品参评、获奖及领奖情况，这是一个很吸睛的新闻话题，作家的回答是千姿百态的。比如，池莉这样回答：“关于评奖一概无知，是揭晓之后突然接到电话通知的。真是又惊又喜，那个开心啊！”“去领奖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奖……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品的责编也有荣誉奖的，可是我的责编刚刚不幸去世，一听念他名字，我眼泪就禁不住冒出来，我在那里使劲忍住泪水。”同样，舒晋瑜对话评委时也设置了一个共同话题，即讲述评奖过程中的故事，让人看到了其中的争议和内幕。比如丁帆、吴思敬、张守仁等都坦率以陈，并无一味遮掩粉饰，殊为难能可贵。鲁奖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奖项，此书的新闻性与鲁奖的公众属性有一种内在的契合。
“深度”的核心无疑是学术性，此乃专业性的体现。几乎所有的作家和读者都惊佩舒晋瑜超大的阅读量，对于访谈对象，不仅阅读获奖作品，还要掌握其整个创作情况，读系列作品;不仅读其作品，还要阅读相关的研究与评论。这些，舒晋瑜在“后记”中轻描淡写地说“这是起码的对话基础”。不光如此，还要将作家放在一个时代的坐标系上谈论，这就需要“史”的眼光和考量。而且，这种阅读和考量涉及七种门类！每一篇对话都堪作一部作家个人简史，而放诸整体，说是一部当代文学缩影亦不为过。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全书对话最多的门类是“理论评论家”，共有十一位，这或许隐含了作者的个人兴趣所在。这种兴趣恰恰反映出作者理论素养和学术品格的储备，同时也决定了对话的深度。比如对话吕新：“您的小说向来以隐喻见长，大风、炊烟、阴沉的天空、冬夜、月亮和糖等意象既充满隐喻，又具有结构功能。《下弦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这部小说的自然结构是有新意的，但是，对于读者来说，也面临阅读的挑战。”这段文字不就是很精到的评论吗？我还注意到，舒晋瑜深入作品内部的评语常常唤起作家的认同，并激发了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对话蒋韵：“有几类人物一直在您的小说中生长，一是沉静内敛的女性，如彭姨;一是自私的女性，如海棠;一是才华的女性，如素心;有的则是同时兼具几个特点。”蒋韵深以为然：“不错，是这样。”“我碰到的，或者说在我的人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肯定远不止你举出的这几类人，如果你不说，我还真没意识到，但细想想，这几类人确实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这种对话才是精彩的碰撞，火花四溅。
获奖的作家、评论家皆为文学界的顶尖高手，塑造人物、评析个性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通过与舒晋瑜的对话，潜在完成了自我性格勾画和心灵揭秘，进而展示出不同年龄不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面影。这正是这部书的文学魅力所在。“对话”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文字，携带着个人的气息和体温，我们从中得以一窥作家们或幽默，或矜持，或坦率，或内敛，或狂傲，或自嘲等丰富鲜明的个性。比如，对于作品引发“争议”这个话题，有的矢口否认，有的感到“郁闷”，有的坦然承认，而且予以正面回应。如韩少功说：“我一直庆幸有多种声音，而且希望有更高质量的反对者，因为这是避免自己封闭和僵化的必要条件。”
舒晋瑜在“后记”中说，《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在写作上“参照了《深度对话茅奖作家》的体例，分为对话作家和对话评委两部分”。其实，书中还有一部分文字令我们无法忽视，即“采访手记”。它们用在每篇对话起首，就像一间木屋前的一棵树，引导读者进入堂奥，且绿意葱茏，自成风景，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华和雅致。其文字圆润生动，妥帖温暖，在感性中有着对作家精准的评判。如对冯骥才的采访手记有这样的文字：“依然翠绿的爬山虎密密层层地爬满高高的院墙，鱼儿在倒映着高大建筑的浅水中游戏，偶有金黄色的树叶缓缓飘落在池面，生怕惊动了这院子的宁静和幽深。”“他把书桌放在了田野，在大地上思考，让思想生出翅膀，长出双脚。”再如对鲍尔吉·原野的采访手记：“采访之前我读过他一些作品，那是值得反复阅读与品味的文字。真诚、幽默、灵动、节制。你能感觉到他的文字像草叶上的露珠轻盈透明，也能听到露珠滑落时的叹息和悲伤。当然，或许它的滑落是故意的捉弄，带有一丝顽皮。”“采访手记”也是作家印象记，可以单独拿出来当作美文看，给整部书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和文学色彩。
和《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一样，《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以一种丰饶、鲜活、及物、充满现场感的文本形式，给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时间愈久愈会凸显其价值，即如一坛酒，弥久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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