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金登的多源流理论，研究了我国校外培训政策制定过程，具体分析了问题源流中的教培市场乱象和教育不公问题，政策源流中的政策主体与政策原始汤，政治源流中的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因素，从而梳理出三大源流的形成与嵌套过程，并提出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作为政策之窗开启的关键节点，汇合三条源流，促成“双减”政策的出台。这体现了多源流理论对我国校外培训政策制定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基于此，本文建议政府发挥政治源流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坚持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优化政策路径，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建立健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综合治理体系，增强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双减”政策;多源流理论;校外培训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502（2022）01-0029-11
作者简介：李英健，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
一、引言
近年来，校外培训行业迅猛发展，在教育市场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学生负担沉重、办学不规范等诸多问题。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1]，对学校教育和课外培训行业进行改革与整顿。这是我国当前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近年来，校外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其导致的学生负担沉重和教育不公问题被人们广泛讨论，引发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多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曾多次出台多项文件，试图解决学生学习负担重和校外培训不规范的问题，但成效有限。相比之下，“双减”政策发布主体规格之高、执行之迅速严格、效果之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重要政策是如何进入政策议程的？在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政策推动力？政策备选方案从何而来？又有哪些政策角色参与其中？
本文尝试在约翰·金登（John W. Kingdon）的多源流理论基础上，厘清政策产生过程，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双减”政策背后的政策逻辑，并在此基础上为解决其他还处于政策议程中，甚至尚未进入政策议程的教育问题，提供经验和参考。
二、多源流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1984年，美国学者约翰·金登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多源流理论，以对复杂的政策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在多源流理论中，从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到正式出台的政策，这一过程涉及三大源流与政策之窗。首先是问题源流。它关心的是在纷繁复杂且数量众多的社会问题中，决策者是如何对某一问题产生关注的。各种系统性的数据指标、现有项目运行情况的反馈、危机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决策者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关注[2]。其次是政策源流。在多源流模型中，政策源流产生于政策共同体——一个包含官僚、国会委员会成员、学者和思想库中的研究人员的网络，网络成员共同关注某一政策领域中的问题[3]并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这是一个共同形成政策建议和政策方案的过程。再次是政治源流。政治源流独立于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它主要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之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4]。最后是政策之窗。在多源流理论中，上述三条源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独立运行的，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三条源流会产生重合，这一节点被称为政策之窗。政策之窗的打开标志着问题被决策者注意到，标志着政策建议被选择并采纳，标志着政策的产生议程开始步入正轨。
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传入我国后，迅速被学术界采纳并运用到我国的政策过程分析当中。在关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出台过程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尝试用多源流理论进行分析。薛金铭等研究者运用该理论对《上海市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的出台过程进行解释，分析了推动政策进入政策议程的力量与政策方案脱颖而出背后的动力[5]。薛海平、刁龙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的出台进行了多源流分析，发现不同阶段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因不同源流主导作用的发挥而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6]。此外，刁龙、赵阳等研究者在多源流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技术，研究了国家舆情、社会舆情与专家舆情三者间互动过程对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7]。这些研究在多源流理论的框架内，立足我国国情，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教育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证明了多源流理论在我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的解释力。然而，“双减”政策中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规定产生于新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其政策之窗也在更为特殊的时期开启。因此，本研究将继续使用多源流理论分析“双减”政策中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出台过程。
三、我国校外培训治理的政策演变
关于对校外培训的治理，不论是“双减”政策还是此前出台的多种文件，其针对的主要是有偿性质的学业辅导。因此，我们采用影子教育的定义，在本文中把校外培训定义为旨在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校外补习教育[8]。校外培训早已有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少年宫到今天的互联网教辅产业，21世纪以来的校外培训不论在组织形式还是产业规模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我國的治理政策也需随之转变。总体而言，21世纪我国校外培训政策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规范起步阶段（2000—2007年）。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200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7年暑期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工作的通知》（2007年）等。此时的校外培训市场仍处于萌芽时期。因此，这一阶段的政策对象主要是校外活动场所而非校外培训机构，但仍强调在校外活动场所进行教育活动时不得开展与学校教学活动一致的学科教学。
第二阶段是规范预备阶段（2008—2013年）。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文件是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2008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2008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2013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2013年）等。在这一阶段，众多以营利为目的的辅导机构开始出现，这些机构大量聘用公立学校教师，并采取有偿的形式进行培训，其培训内容以学校教学内容为主，逐渐偏离了教育的公益属性。另外，校外培训开始进入政策视野，“补习班”这一概念也开始在政策内容中出现。但此时的规范政策缺乏具体内容，针对性不强，在实践中多依靠培训机构的自我管理，例如，2013年发布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第三阶段是全面治理阶段（2014年至今）。课外培训市场的扩大和问题的涌现使得时代呼唤有关部门出台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规范政策。于是，《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2015年）、《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2018年）等政策相继出台，这标志着中国校外培训市场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9]。
通过回顾我国校外培训治理的政策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制度不断完善、影响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直至“双减”政策出台，标志着这一过程达到顶峰。
四、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分析
（一）问题源流：校外培训引发教育市场乱象与教育不公
金登认为，社会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系统性的指标、现有情况的反馈、焦点事件等方式来引起决策者的注意的，这些使得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内容被称为问题源流[10]。首先，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校外培训本应立足于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在素质教育和特长辅导上下功夫，不应机械地过多涉及学校教育内容，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校外培训市场出现了同步教学甚至超前辅导的现象。特别是在幼小衔接与小升初等义务教育过渡阶段，课外辅导机构推出了专门的衔接班进行提前授课，导致严重的剧场效应，产生学校年年减负而学生依旧喊累的怪现象，使国家实施素质教育、为中小学生减负的教育政策在效果上大打折扣。其次，校外辅导机构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充，师资质量良莠不齐。有的大型机构高薪挖走公立学校教师，既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又不利于我国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建设[11];有的机构缺乏资源，招聘毫无授课经验的兼职大学生辅导学生，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12]。与此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微型培训机构缺乏生存稳定性。2020年2月1日至6月16日，全国线下培训机构注销企业数量为18885家，产生了大量的辅导机构卷钱跑路的事件，增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成本[13]。
不论是校外培训对学校教育的“僭越”，还是其种种违法违规乱象，最终将引发人们对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担忧。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再加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的影响，中国社会对教育问题，特别是教育公平问题十分敏感，往往把教育看作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学者李佳丽的研究显示，校外培训的确影响了学业成绩，补习机会不同的学生群体之间出现学业成绩的差距[14]。因此，校外培训对部分家庭教育资源匮乏学生的教育存在“替代效应”[15]。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加校外培训的最高门槛便是经济因素。陆显慧、陈瑶欣等学者在对广州市参与课外培训家庭的家长进行调查时发现，有33.8%的家庭平均每年在补习班上的花费为5000～10000元，27.8%的家庭花费为5000元以下，24.7%的家庭花费为10000～30000元，8.7%的家庭花费为30000～50000元[16];而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17]。由此可见，高昂的补习费用筑起了校外培训的壁垒。来自拥有丰厚经济资本家庭的学生，通过校外培训，在正式教育中获得成绩的提高，不断拉开与来自缺乏经济资本家庭的学生的学业差距，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教育公平。尽管国家各个层面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纠正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象，但收效甚微，依旧有问题迟迟得不到改善。2019年6月至9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对上海市35162名家长调查的结果显示，仅有2.18%和15.86%的家长对影子教育机构治理的效果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18]。因此，校外培训带来的教育市场的混乱和教育不公问题并没有因为已有政策而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从单一领域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带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由此引发了决策者的注意并受到重视。
（二）政策源流：学者、企业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互动交流中达成共识
金登认为，政策问题被决策者识别前后，不同的利益主体会发布各自的政策主张，他们可能来自各个行业或领域，比如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等。政策的提出者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得到决策者的采纳，他们极力推销自己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如同悬浮在汤液中，相互交锋、交流、融合并不断改进，这些思想成果的集合被称作政策原始汤，也就是政策流[19]。
首先，在专家学者看来，学界已普遍达成共识，校外培训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诸多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因此，亟须针对行业进行分类管理，建立起教育培训机构的评价体系，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监督，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20];或将校外培训定位为私人物品性质的公益事业，通过建立监管的国家标准、工商部门和第三方机构积极履职、积极参与，以及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的信用信息系统等方式，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21]。
其次，校外培训行业的企业家也会利用其社会角色和地位在不同平台发声。他们的政策建议相较于专家学者而言缺乏理论性，其出发点在于维护企业自身利益乃至行业整体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呼吁规范混乱的校外培训市场，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取缔缺乏资质和实力的小型培训企业，进一步巩固乃至扩大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二是呼吁加强资本与校外培训行业的深度结合，利用头部企业的优势吸引更多资本入场，为行业竞争与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第四届全国青年企业家峰会上，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提出，在过去几年，资本的入场导致教辅行业规模飞速扩大，但是行业也因此变得混乱，校外培训行业亟须规范;但是教辅行业不排斥资本，资本可以增进科技与教育的结合、教育领域内容的研发、教育新模式的探索，推动教育均衡发展[22]。2019年，在第八届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上，巨人教育董事长张熙表示，在面对消费、资本、政策等多方位的变化与挑战下，预计未来整个教育行业将迎来一次“大考”。当前，教育市场监管力度加大，进一步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有利于教育机构规范化和教育事业深入发展[23]。由此可见，具有发声能力的校外培训行业巨头支持国家对本行业的规范与监管，但由于其自身的利益纠葛存在局限性，这种支持的本质是试图借助政策的力量扩张自身市场占有量，乃至最終实现行业垄断。校外培训监管缺位带来的混乱确实亟须整顿，但校外培训治理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良性发展，而非成为某些企业实现垄断的政策工具。因此，“双减”政策的治理范围包含整个校外培训行业，不论企业规模大小，一视同仁，没有达成企业家们预先设想的政策效果。
最后，除了突发的社会热点事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言献策，这也是一种政策建议进入政府官员视野的主要方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提案的形式向政府反映社会舆论反响强烈且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使其政策建议在政策流中脱颖而出。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建议，教育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培训机构为全日制学校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资源，在学校，特别是薄弱学校的教学革新、课程研发、管理优化和课后服务等方面，以不直接面对学生的形式进行专业服务。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表示，近年来的减负改革颇有成效，在学校对国家政策的严格执行下，当前学校的课业负担本应大大减轻，但校外辅导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减负改革难以为继，学生在学校解放的时间被校外辅导占用，减负并没有减出实效[24]。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于校外培训行业问题的反映与相关政策建议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关注，他们将这一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中，并积极推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现“双减”政策的出台和落地。
综合专家学者、企业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策建议，我们可以看出，规范校外培训行业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差别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上。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当前校外辅导问题比较明晰，校外培训作为一个每年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受到政府的严格规范与社会监督本是应有之策;另一方面，以专家学者、企业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代表的政策流主体，在身份与角色上多有重合与联系，一部分企业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本身就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这使得他们的政策建议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提高了政策落地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原始汤”中，代表着多方立场与利益的政策建议经过争锋、交流最终走向融合，推动“双减”这一政策的最终出台。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学校继续减负、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还是强化配套治理、提升支撑保障能力，种种细节举措都能在政策流中找到原始的政策痕迹，政策流的确为政策的决策者和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发和政策参考，是“双减”政策正式出台的可靠保证。
（三）政治源流：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
多源流理论中的第三种源流是政治源流。与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相比，政治源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具备更多的政治背景与政治因素，包括公众情绪变化、压力集团的活动、行政或立法机构的换届以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等[25]。人民的期待、感受和评价是社会舆论的主要内容[26]。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有了新的特点。借助迅捷的信息传递速度，再依托互联网平台人人可以发声的优势，社会舆论比以往兴起得更加迅速。新的技术手段和技术工具，如大数据分析，可以让我们对社会舆论有一个及时的、全方位的观察视角。教育作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其社会舆论热度一直不减，特别是有关校外培训行业的舆论。关于“校外培训乱象”舆情话题，网民讨论热烈。对网民观点进行汇总后发现，30%的网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整治校外培训乱象;16.67%的网民希望相关部门从源头入手，真正解决校外培训乱象问题[27]。此外，除了希望规范校外培训外，社会舆论还希望对原有的学校教育进行改革，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使学校在与校外培训的竞争中具有更多优势，也给予家长更多选择。面对社会舆论，教育主管部门只有发扬人民民主，倾听公众的心声，吸纳民间智慧，才能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寻求动力，分散政府教育决策的风险[28]。在“双减”政策出台后，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到政策对社会舆论的回应。这不仅包含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的种种举措，还包含继续加大对学校教育改革的力度，在课业负担、学生托管、家校协同、教师待遇、课堂质量、招生改革等多方面都有了新要求和新变化，体现了社会舆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源流分析的关键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指出教育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教育强国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9]。由此可见，首先，党和国家把教育看作一项重要事业。在社会主义中国，教育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应该是一项人人享有的社会福利，给予每个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失控的校外培训通过对学校教育领域的“侵犯”，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安排，随着资本入局校外培训行业，其逐利属性日渐强化，校外培训开始以教育之名行敛财之实。其次，党和国家设定的培养目标是科学且完善的。在学校进行素质教育改革的关键期，校外培训接过了应试教育的接力棒，各种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开始出现，某些机构甚至把提高分数和升学率作为自家的卖点进行大肆宣传，学生的应试压力相比之前不减反增，与我国的教育培养方针背道而驰[30]。针对这些与我国意识形态和党的教育政策方针相左的乱象，社会舆论会自发地表达其不满，引起党和政府的关注，深刻影响着“双减”政策的制定。
（四）政策之窗的开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在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中，问题、政策、政治三条源流虽有一定程度的接触，但总体上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直到政策之窗——这一汇集三条源流的结合点打开。政策之窗是政策建议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方案的机会，抑或是让他们所关注的特殊社会问题受到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机会[4]。政策之窗开启后，问题开始进入决策者视野，并与一定的政治因素联系起来，政策“原始汤”中的政策建议得到审视与采纳，最终形成政策文本，新的政策产生并得以落实。“双减”政策之窗的开启与人口问题有关。
人口问题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我国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是政策实施五年来，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这表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没有实现原有的政策构想，我国的人口问题愈发严峻。在教育领域，校外培训机构通过营造焦虑氛围和剧场效应，使得家长在课外辅导上每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在不断增加的儿童教育成本，以及不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逐年下降，人口危机加剧，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来临。这给了政策相关各方以机会，让他们推销自己的政策建议，使决策者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再加上人口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在严峻的人口形势下，问题、政策、政治三大源流产生交汇，政策之窗开启。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实施三孩政策，明确提出要降低教育成本，改进校内教学质量和教育评价，将学生参加课外培训频次、费用等情况纳入教育督导体系，与此同时，要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严格规范校外培训[31]。因此，“双减”政策作为三孩政策在教育领域的配套措施，既包含对校外培训的规范和整治，又给予学校新的功能定位。学校將承担一部分校外培训的角色，利用自身优势开展课后服务，既包括课堂内容的辅导，也包含兴趣活动和学生托管服务。政策还具体规定“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这在先前政策中前所未见，足见本次“双减”政策减轻教育负担、释放人口潜力的政策用意，同时促使校外培训行业回归其丰富学生生活、培养学生兴趣的最初定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利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我国“双减”政策的出台进行了政策分析，将我国治理校外培训政策分为规范起步、规范预备和全面治理三大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的政策特点。本文着重分析了“双减”政策背后三大源流的发生机制：校外培训导致的市场乱象与教育不公引发的问题源流;专家学者、企业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互动交流中达成共识的政策源流;难以忽视的社会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组成的政治源流。这三大源流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事件发生后交汇，促成政策之窗的开启，使改革学校教育、整治校外培训市场的政策意图从幕后走到台前，最终形成“双减”政策。这充分证明多源流理论对分析我国政策进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其次，“双减”政策的出台过程证明，中国国情下的多源流理论仍存在优化余地。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存在相互嵌套现象，并在政策之窗的催化下实现耦合[32]。第一，校外培训的诸多乱象和教育不公平问题，通过社会现象与舆论，引起专家学者、企业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不同的政策主体基于各自立场，在多个政策场域提出政策建议，最终形成政策“原始汤”，这是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的嵌套过程。第二，面对由校外培训引发的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执政党出于对自身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的坚守，必须对公共社会舆论做出回应。校外培训能够从诸多社会舆论反应强烈的问题中脱颖而出，体现了政治主体在问题选择中的偏好，反映出中国国情下政治源流在问题识别上的权力，这是问题源流与政治源流的嵌套过程。第三，成熟的政策源流为政策的规划与设计提供丰富的意见与参考，其功能发挥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源流的态度。政治主体通过举行全国“两会”、政策试点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多元政策主体的政策建议，提高政策科学性，降低“双减”政策的实施阻力，这体现出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的嵌套过程。总而言之，三大源流两两嵌套，在政治源流的主导下，多方政策主体积极互动，通过政策之窗的成功开启，实现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的顺利耦合，促成“双减”政策的最终出台。
（二）政策建议
政策的初衷在于解决现实问题，政策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最终都将落实到优化政策过程与完善已有政策上。根据对“双减”政策制定过程的多源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发挥政治源流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坚持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不同于金登的多方政策主体地位平等的观点，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政治力量，特别是执政党，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既是我国政策的现实特点，也是我国政策的优势。义务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阶段，具有公益属性，要保障教育资源和机会面向全体成员同等开放和共享，实现个体与社会发展的同步受益[32];而校外培训产业庞杂，涉及诸多利益与多方群体，规范性政策的出台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关乎国计民生与人民利益的政策领域，需要党和政府发挥强有力的政策手段，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建立有利于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新秩序。
其次，重视政策源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优化政策路径，提升政策科学性。政府部门应积极主动做好政务舆情回应，并通过互联网渠道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提供更为稳定的、规范的、有序的参与平台[33];建立网络舆情监控和反应系统，及时发觉社会民众关心的热点事件并妥善处理，处理结果通过信息公开平台或新闻发布会制度适时向公众公开。畅通问題反馈渠道，广泛开展专家座谈会，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倾听相关行业从业者的声音，保障政策的科学性。继续坚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党和国家的政策真正代表人民利益，降低政策实施阻力，提高政策民主性，依法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最后，多源流理论表明政策制定过程是一项由各方利益群体参与的全方面、多维度的立体工程。因此，学生减负目标的实现，需要重构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综合治理体系，增强政策有效性。在“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应不断出台多种措施，颁布更为细化的实施方案，如校外培训监管机制、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体制、课后服务制度、学校多元筹资体制、教师管理制度、教育公平机制等[33] ，充分发挥校外培训主体、学校、学生、教师、家长等多方参与者各自的优势，为“双减”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制度保障，提高政策的可行性，使学生减负最终落到实处，切实有效，并借此机遇，提升我国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水平，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更高质量教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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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of Chinas After-school Train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ultiple Streams
— Taking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s an Example
Li Yingji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Based on Kingdons Multiple Streams Model Theor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policy formulation process of Chinas after-school training， and analyzes the chaos i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rket and the injustice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policy and the original policy， together with the public opinion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Moreover，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ree separate streams—problem stream， policy stream and political stream， which combine to open the policy window with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as the key node， so finally leading the social issues to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ultiple Streams Model Theory has a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policy formulation process of Chinas after-school training.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political stream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educational policies， adhere to the public welfare attribute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optimize the policy paths， enhanc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policies，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ystem for students burden reduction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Multiple Streams Model Theory; After-schoo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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