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国重器在制造强国建设中的历史地位

宋静波

[摘 要]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山河破碎百废待兴走向揽月九天捉鳖五洋,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梦想早已成为了现实。随着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从“天问一号”到“嫦娥五号”,从“九章“到“鲲龙”,大国重器正在以全新的中国创造、中国质量、中国品牌惊艳全球!从大国重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历程、问题挑战、发展方向三个方面展现大国重器在制造强国征程中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大国重器;制造强国;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1)06-0043-08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重器”牵涉国脉国运,关系民族盛衰。

装备制造业是“生产机器的机器制造业”,为经济部门进行简单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各种装备,被誉为工业经济的心脏,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多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基础能力整体较弱,许多环节严重受制于人的短板凸显,装备制造业尤为突出,这既是矛盾凸显期,也是黄金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特别提出,我国今后要重点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而提升装备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是产业基础高级化的重中之重。

 一、发展历程

1.装备工业自我发展时期(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五条“关于工业”中明确指出,“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等”。1956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次强调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不能动摇。我国装备制造业在此基础上开始萌芽,并以“一五”时期苏联援建156 个重点项目为基础,通过引进苏联技术及原始生产设备,形成许多关键性项目和空白项目,很多大型领航企业,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三大动力设备厂(汽轮机、发电机和锅炉设备)、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械厂、洛阳轴承厂,等等。

在项目建设的同时,积累了当时苏联等国的优秀生产管理经验,亦培养了大量的国内专业技术人才。

“一五”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有力地推动了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施行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符合当时国情。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初步建成独立并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20世纪60年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制造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开发研制了一批新产品和重大成套设备,如3万吨压力模锻水压机、12 500吨卧式挤压水压机、10 000吨油压机、10万千瓦水力发电机组、高精密半自动外圆磨床等等,其中一些装备已经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集中彰显了新中国装备制造业尖端技术装备的实力。“文化大革命”期间,装备制造业克服“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管理以及人才等诸多不利影响,在艰苦条件下进行“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改变了原有的装备制造布局,在西南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在华中地区形成了新的机械工业中心,在关中地区建成了一批装备制造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变落后地区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2.装备制造业变中求进阶段(1978—2000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之后,“三来一补”合作模式兴起,中国制造从此起步,中国装备制造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为迅速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党和政府制定并施行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快促進装备制造的发展与壮大。装备制造业在此期间各个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

一方面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装备制造业技术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步伐逐步加快,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发展重大技术装备和关键产品,装备制造业成为引进技术最多、引进内容最广泛的部门,签约成交的项目逐年增多,一度出现了一股“设备引进潮”, 至20世纪80 年代末期累计共引进技术约 1 200 项。另一方面在引进的同时注重自我研发,强调实现20世纪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积极组织科研力量,开发新技术、新产品。1983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国发〔1983〕110号),同时加强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制造能力和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依托重点技术改造和重大工程项目,提高设计和制造水平,推进机电一体化,为各行业提供先进和成套的技术装备。”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调整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此期间,装备制造业外贸出口比重由1978年的1.3%提高到1999年的25.5%,进入“六五”以后,我国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全国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1998年末装备制造业固定资产已达8 566.44亿元,比1991年的1 690.24亿元增长4.07倍。装备制造企业已经初步掌握了一批重大设备制造的关键技术,如60万千瓦火电机组及30万千瓦大容量核电机组的制造技术,年产20万吨合成氨装置、万吨级重载单元列车成套设备,等等。1999年,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0 819.41亿元(全社会数),占全国工业比重达到24.44%,占制造业比重27.75%。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7 252.14亿元,占全国工业比重20.74%,占制造业的比重26.46%。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当时的世界第三大制造业国家德国,中国制造的初期形态已经形成。

3.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

为了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享受多边贸易带来的益处,经过党和政府15年的多轮谈判和艰苦努力,历尽艰辛之后,2001年11月,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WTO)成员。加入WTO之后,我国迅速融入全球化大市场,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国内的制造企业也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使我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在工业化推进的同时,我国制造企业也为全球产业链构建做出卓越贡献,一些重点装备企业,如机床、汽车等也实现了国际并购。

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5〕44号)。2006 年,《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国发〔2006〕6号)与《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8号)相继出台,在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确保装备制造业平稳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化水平,推动产业升级,国务院推出《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2009—2011)》。

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装备制造业迎来了其快速发展的黄金 10 年。整个行业走出了前 10 年萎靡不前的状态。10 年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第一次站在世界首位,2009年与2010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值总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装备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超过9%(2001年为3.7%)。2000 年全行业工业总产值 1.44 万亿元,到2010年,已经突破14.38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 25%;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9.2%提高到2010年的20.3%。规模以上企业已达10万多家,比“十一五”末增加了近5万家。从业人员达到1 752万人。资产规模增长5.3倍以上,从 2000年的1.96 万亿元迅速提升至2010年的10.4 万亿元,增长迅速。2009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装备制造业逆势飞扬,我国机械工业销售额达到1.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1.2万亿美元和美国的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机械制造第一大国。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高达1.955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8%,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制造业产值为1.952万亿美元(占比19.4%),中国已经成为装备制造业大国。

4.装备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装备制造业规模回缩,一股“制造业回撤”的风潮在西方国家弥漫开来。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均开始逐步采取措施,重整行业结构,从美国的“制造业复兴”到德国的“工业4.0”战略,再到日本的“工业价值链”,各国政府通过颁布和实施一系列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国家政策和战略计划,推进制造业发展,引领未来制造业的方向也成为制造业强国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2012 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幅度为 5.18%,而10年前的2002 年利润增长幅度达28%,中国装备制造业承载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和使命,亟需转型升级,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全球制造业发展规律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唯一出路即是通过创新来主动迎接和挑战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战略规划的陆续实施,国家从战略领域助推“工业之母”。

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年均增长17.5%,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多数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截至2019年6月,裝备制造业企业单位总数为131 184个。这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企业单位数最多,为24 281个;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单位数分别为23 146个、23 734个;专用设备制造业18 163个;汽车制造业15 154个;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企业单位数最少,为391个。2019 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80 581.5 亿元,同比增长 3.44%,发电设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大型成套发电设备继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水电方面,世界首座单机百万千瓦水电站白鹤滩1号2号机组已制造完成;火电方面,高效灵活二次再热发电技术领跑世界。1 000千伏交流和±800千伏以上直流特高压输变电成套设备制造技术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全球最先进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平台“蓝鲸1号”首次成功试采可燃冰。工程机械、机电产品、数控机床、港口设备、船舶制造等诸多行业,中国制造的产销量均跃居世界前列。2020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6%,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0.6%。2020年,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24.4%,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0%,汽车制造业增长4.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7.2%,纺织业增长7.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6.0%。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稳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取得阶段突破,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位势明显提升” 。装备制造业成为带动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继续谱写大国重器新篇章。

二、面临的问题

(一)研发整体水平仍待优化。

2020年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了《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131个经济体创新能力排名中,中国列于第14位。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规模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成为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在基础研究水平、关键技术研究和吸引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2019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2 1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2.5%;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7 868.0亿元,投入强度为2.07%。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整体水平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情况,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型国家(2.5%以上)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政府来源经费低于美国等国家。在研发经费使用方向上,我国试验发展经费占比较大,基础研究占比与应用研究占比较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韩国研发投入强度2018年达到4.53%,日本、德国紧随其后,研发强度为3.2%左右,美国为2.83%,中国研发强度近年小幅攀升,从2009年的1.66%提升至2019年的2.23%。在研发活动主体的经费构成方面,法国政府经费占比32.41%,德国、英国、美国分别为27.72%、26.26%、22.96%,中国政府经费占比20.22%,显然政府来源经费占比低于美国等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分布与美国相比不尽合理,非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仅为14.9%,远低于美国33.1%的水平。从研发经费使用方向来看,美国等国家用于基础研究经费占其国内研发总投入12%~23%。我国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仅为5.54%。从应用研究经费来看,中国占比为11.13%,英国、法国占比最高,超过40%,美国应用研究经费从总量来看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占国内研发总投入的比重则为19.77%。从试验发展经费来看,中国经费占比最高,2018年试验发展经费占比达83.33%[1]。这种投入上的差距,经过时间的积累就会不断地体现在企业及产品的竞争力上。

(二)体制机制亟需完善

体制内创新能量未能充分释放。各领域、各部门的创新活动普遍存在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现象,各自为营、单打独斗现象造成许多重复性投入。产学研创新协调机制不畅,各研究单位彼此独立,埋头研发,资源未能共享,不能充分考量与产业链的匹配衔接,科研成果孤岛现象严重。科研成果向产业转移不够,各科研院所转制后为完成考核与自身发展等,无力亦无暇从事共性开发,装备专业人才流失与弱化现象频现,杰出人才占比偏低。虽然我国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上排在世界第一,专利总量申请数量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但是论文与专利的转化率目前还处于较低水平,大量的论文与专利并未兑现为现实的产品或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最高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2]。以大型央企为代表的国企骨干力量发展活力欠佳,市场机制难以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新效率与市场变化节奏明显有差距。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零部件制造企业,很难打入相对较为封闭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体系,造成创新资源在体制内“打圈圈”现象。

(三)要素成本仍然较高

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要素成本涵盖劳动力、资金、土地、原料、融资和税费等直接成本,以及整体营商环境等间接成本。制度交易成本仍待改善,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的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居第31位。相比较发达国家,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开办企业(第27位)、许可(第33位)、信贷(第80位)、纳税(第105位)、跨境贸易(第56位)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开办企业天数上,新西兰只需要0.5天,而中国需要8.55天。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新西兰只需216天,而中国需要496.25天。在10项一级指标中,中国纳税指标近年来一直没有挤进前100名。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8/2019全球工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实际工资增长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发达国家的工资增长放缓日趋鲜明。从过去10年的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来看,日本为0,英国和意大利为-5%。而中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1倍,增速远高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序列国家。报告显示,中国工资增长为全球增长贡献了0.7个百分点(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工资增长率仅为1.1%)。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企业税占利润总额比重为64.9%,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当前,我国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发达国家如美国、新加坡、英国,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泰国等,企业所得税税率基本在20%以内。较高的税费成本无疑会加重企业投资和创新的负担。在资金成本方面,当前中国银行短期贷款利率(小于6个月)为4.35%,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美国的银行贷款利率则为3.250%,日本为1.475%,德国1.99%,英国0.31%)。在原料成本中,由于所含税费较高导致中国汽油价格高于美国等国家,以北京为例,当前汽油价格为1.12美元,远远高于当前美国0.71美元的平均水平。用地成本与物流成本等方面,中国也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四)部分产品仍存在短板

部分产品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有待提升。数据表明,由国外进口的轴承实际寿命为计算寿命的8倍以上,甚至可以达到30倍,可靠性大于98%,而国产轴承寿命却为计算寿命的3倍,最高不过5倍,可靠性為96%左右。作为世界第一机床生产和消费大国,全球机床市场1/3属于中国,但是,当前世界TOP10的机床企业里却没有中国企业(2008年沈阳机床与大连机床分列第九、第十位)。

国产数控机床与国外产品相比,在机床可靠性上存在明显差距,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国外机床一般大于5 000小时,而国产机床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在产品水平与加工精准度上,国产机床也存在较大差距。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滞后,当前国际标准9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占比仅1%。装备行业部分产品的技术标准不完善,现行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存在标准水平“低”、标准体系“乱”和标准管理“软”的状况,不能完全适应重大技术装备高质量发展需求。中国装备制造业品牌建设较为滞后,世界装备制造业中90%的知名商标所有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十大科技顶尖公司,美国占据了8席,中国装备品牌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我国运用于航天、军事等关键领域或是钟表等精密器械上的高端轴承,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部分关键部件仍未掌握核心技术,一些高端装备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封锁,涉及核心技术的高端装备的技术默示知识很难通过拆散后研究获得,且其高技术知识的集成复杂性也难以逆向获得,高端装备制造业很难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逆向研发获得核心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诸多瓶颈亟需逐步破解。

三、发展的方向

(一)路径选择

新冠疫情导致一些国家比以往更多考虑在区域内建立更完整、安全的供应链,这会加剧区域化,甚至次区域化。应客观认识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低端,克服一些高端技术、高科技产品乃至关键零部件领域存在的短板。从党的十八大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并将“创新”放在首位,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为大国重器的铸造开辟了新天地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装备制造业练好“内功”才能永立不败之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创新摆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即“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作为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很多核心技术是求不到、买不来的。”要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尤其是把创新发展放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首位。加强技术创新,打好转型升级的发展组合拳,发挥好综合优势效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要积极促进装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大力突破高端装备制造业瓶颈,加强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与相关领域跨国龙头的对标,寻找缩小差距的突破口。加强发展现代先进装备制造业,突出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高装备制造业的质量与水平。高水平建设高端装备制造业园区,建设具有较强示范、带动和扩散作用的现代化园区。大力发展与装备制造业相衔接的生产性服务业,突出发展服务于装备制造业的设计、检测、咨询等产业。加强装备制造业的配套产业发展。提高装备制造业零部件、元器件的市场供给水平。

(二)政策支撑

从《中国制造2025》《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再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这一系列制度性保障和政策性安排在为建设科技强国引路护航。面向未来,政府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必须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装备力量。要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契机,聚焦制造业智能化等重点领域,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制定推动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指导意见,强化装备制造企业在能源、资源、环保方面的责任,促进企业进行服务化战略选择。要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极大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发展环境,推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装备制造业汇集。要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增长发展后劲。进一步破除制造业和服务业固化、条块分割的行业管理政策,鼓励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财税等政策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快推进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为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服务能力提供平台和空间;进一步放开公共信息的社会化供给,满足企业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客户、市场、行业情况的基础信息。同时,尽快出台服务业标准规范,填补我国在重点领域标准规范的空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推进专利法的修改,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加大对各类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

(三)市场作用

装备制造业是垄断性弱而竞争性极强的产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这类产业的本质特征。就资源配置而言,市场机制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公平竞争为起点,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以最少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实现转型升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要鼓励技术先进、管理先进、服务先进的企业做大做强,把优质资源与要素向市场认可度高的企业倾斜。

现在的市场应该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是过度竞争则是有害的。政府应该为企业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通过竞争来发展。要警惕蛛网效应,坚持各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按照市场化末位淘汰模式逐渐把那些技术落后、管理落后、产品竞争力弱的企业剔除出去。为此,既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逐渐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职工个人持股等方面的改革,强化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在装备制造业领域积极引进和发展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更多地吸纳优秀人才,更好地利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整体优势。

(四)企业作为

破冰前行,要有浴火重生的意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有着近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粮食要靠自己,实体经济要靠自己,制造业要靠自己。行百里路半九十,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没任何时期比现在更接近,也没有任何时期遇到现在这么多的挑战和困难。国际上,先进技术、关键技术越来越难以获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装备制造企业首先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产品求突破。应以关键领域为切入点,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带动整个企业及集团乃至整个行业的振兴发展。要坚持集约化经营,保持可持续发展。装备工业企业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坚持发展与环境的统一,实施“绿色制造”。实现集约化经营,既包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保持高技术、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又包括企业在整个行业经济运行中按照社会化及专业化协作精神,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

企业自身要注重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也要注重向其他企业提供节约能源与清洁生产的装备与技术。完善现代企業制度,实现机制创新增活力。加速机制转换和机制创新,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不断增强企业活力。施行动态化管理。对于企业管理、技术创新、市场推广、生产控制等方面的能工巧匠,要进行必要的鼓励、奖励。积极培育工匠精神,促进装备制造业领域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参 考 文 献]

[1] 原帅,何洁,贺飞.全球研发总投入持续增长,中国增速最快,但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仍最低[EB/OL].(2021-01-12)[2021-06-01].https://www.163.com/dy/article/G055T3S20514R8DE.html.

[2] 李毅中.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 发达国家达60-70%[EB/OL].(2020-12-05)[2021-06-01].https://finance.ifeng.com/c/81wvbWRMdt1.

〔责任编辑: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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