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
摘 要：学界梳理《文心雕龙》的体系时，时常观点不一。其中，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特色鲜明，自成一家。受个人理想、教学需要、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校释在阐明《文心雕龙》文本的内在结构时，亦多有创造性的发挥，尤其是对《文心雕龙》目录编次的大幅修改，及“《论说》篇释义最详”的个人选择，充分彰显刘氏在不违背舍人论旨的前提下，服务于社会现实需要的品质。宏观上，我们可见出他对文化前途、民族未来的忧虑与思考;微观上，我们亦可知其诸多论述，在龙学史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最终，他以“三准”为核心，完成了《文心雕龙》体系构建。
关键词：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体系梳理;论说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6-0115-08
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梳理，一直是龙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如明代时，叶联芳说：“自《书记》以上，则文之名品;《神思》以下，则文之情度。”[1] 949曹学佺言：“《雕龙》上廿五篇，诠次文体;下廿五篇，驱引笔术。而古今短长，时错综焉。”[1]957时至20世纪，学界对《文心》的结构已有了大致的认识。那么，晚于黄侃《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又同为“龙学四大基石”之一的《文心雕龙校释》，能否在黄《札》、范《注》两大高峰后有新的认识。
一、篇章联系
舍人在《序志》篇，为全书的结构体系作了阐释。其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1]608
这段话内容不多，却引起学界多方面的争论。关于《文心》的结构划分，研究者便持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等[2]208。主二分法者，如叶联芳、曹学佺、范文澜等;主三分法者，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3]87。而刘永济认为全书分四个部分，即前五篇为“文之枢纽”，第六篇至第二十五篇为“分论文体”，第二十六篇至第四十九篇为“统论文理”，第五十篇《序志》为“全书总序”。刘氏实为“四分法”的先驱之一。
关于“文之枢纽”，刘永济解释道：“其所谓‘枢纽’，实乃其全书之纲领，故亦学者所应首先了解者。”[4]前言3他认为：
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异同，于義属负。负者针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而五篇义脉，仍相流贯。盖《正纬》者，恐其诬圣而乱经也。诬圣，则圣有不可征;乱经，则经有不可宗。二者足以伤道，故必明正其真伪，即所以翼圣而尊经也。《辨骚》者，骚辞接轨风雅，追踪经典，则亦师圣宗经之文也。然而后世浮诡之作，常讬依之矣。浮诡足以违道，故必严辨其同异;同异辨，则屈赋之长于后世文家之短，不难自明。[4]8
刘氏较早地以整体性的视野审视“文之枢纽”，这对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石家宜认为“文之枢纽”五篇是一个完备的整体，并称赞刘氏道：“刘永济先生看到了它们五位一体的统一性。”[5]117-118《校释》以舍人“道”“圣”“经”“纬”“骚”的自述为基础，明确了《辨骚》篇的定位，并彰显了“文之枢纽”的整体性内涵。他认为这五篇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翼圣尊经”的主旨，发挥“正本清源”的功效，使人明晰为文的“所宗”与“所忌”。这对台湾龙学界影响甚大，诸如王更生、沈谦、李曰刚、龚菱等学者，皆从此说。其中沈、李、龚三家，皆直引刘永济说而无申论，王更生虽有所变动，但只是将《宗经》独立出来，以《原道》《征圣》为一组[6]46。并且，“正”“反”双向同构的体系阐述，必然导致上述诸家皆同于《校释》，将《辨骚》篇归于“文之枢纽”而非“文体之首”。
“枢纽”之中，“揭示论文要旨”的前三篇，是舍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一观念的具体展现。关于三者的逻辑联系，《校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刘氏认为舍人所谓的“道”，即“自然”之意，而《文心·原道》篇则具有连接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文心与神理的作用。《校释·征圣》篇沿着舍人“道—圣—文”三位一体的思路，进一步阐发道：“圣人之心，合乎自然，圣心之文，明夫大道。事本同条，不容疑似。然则圣心之道虽不可见，而圣人之文尚可得闻。《征圣》者，由文以见道可也，故次于《原道》。”[4]2这便点明《原道》与《征圣》的关系。面对纪昀“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7]11的批语，《校释·征圣》篇指出：“盖《征圣》之作，以明道之人为证也，重在心。《宗经》之篇，以载道之文为主也，重在文。”[4]3刘氏以观照视角的差异，区分《征圣》《宗经》各自的价值，并以“心”为桥梁，沟通自然之道与体道之文。
关于“分论文体”部分，《校释》前言说：“由《明诗》至《谐隐》属有韵之文，《史传》至《书记》属无韵之文。各篇阐述之大旨，均有四端：一曰‘原始表末’，二曰‘释名彰义’，三曰‘选文定篇’，四曰‘敷理举统’。”[4]前言1这是从总体上划分出“文”“笔”两类，且有别于黄《札》范《注》（1）。刘氏还对《诏策》至《书记》七篇，做了目录编次上的阐述。其云：“《左氏·成十三年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威让之令，戎事之雄文也。铭勒之制，祀典之鸿著也。一以讨有罪，一以报成功。皆王言之大者，次于布政垂教一等。故《诏策》之后，次以《檄移》、《封禅》之文。而臣工陈谢纠弹之作，侪类酬献往复之书，又其次焉。”[4]71他认为这七篇，是按照国事的重要程度来排序的。《文心·诏策》篇曰：“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1]262诏策是古代皇帝对臣民发布命令、文告的总称。一方面，这种文体特定作者的身份，已经决定了它在舍人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它的作者虽然是少数，却和广大人民关系重大”[8]246。舍人把“威让之令，戎事之雄文”的《檄移》，置于“布政垂教”的《诏策》之后，可见其并非一个“好战分子”，以“太平”为王朝的第一理想。此外，《檄移》《封禅》虽皆为“王言之大者”，体现了舍人对“盛世”的向往，但它们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决定了“讨有罪”“报成功”这两篇文章的先后。《章表》《奏启》《议对》中的内容已为“臣工陈谢纠弹之作”，《书记》更多的是“侪类酬献往复之书”，其对封建王朝和社会的影响力自然有所不同。对于《章表》《奏启》《议对》三篇，范文澜曾说：“章表奏议，经国枢机，章以谢恩，表以陈情，奏以按劾，议以执异，事有重轻，故三者相次。”[9]5相较之下，刘氏的释义则向前迈进了一步。《文心·章表》篇曰：“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1]302刘氏据此解释道：“敷奏之文，汉分四品，舍人衡论，则约以三类。本篇兼论章、表二品，陈谢之类也。下二篇各论一品，而以启附奏，以对附议，至其联谊，则以奏事之末，或云谨启，故与奏合论，而对策之文，亦以陈政献说，合审宜之义也。分合之际，具见别裁，故为揭明之于此。”[4]74这便将“三篇”“六体”为何这样排列组合的具体原因，交代清楚。
关于“统论文理”部分，《校释》前言说：“由《神思》以迄《程器》，皆论文学原理、原则之文，中间对于文学与文心之关系、内容与形式之关系、作品与时代之关系、作者与读者之关系，以及文学上各项问题皆阐述至详，议论亦最为精辟。”[4]前言1刘氏在释义中，也提及他对部分篇章次序的看法。如《校释·夸饰》篇说：“盖自《比兴》以下四篇，皆论文家修辞之法也。”[4]114-115他认为《比兴》《夸饰》《事类》《练字》四篇，都是舍人对“修辞”的探讨。而且，《校释·物色》篇曰：“按此篇宜在《练字》篇后，皆论修辞之事也。今本乃浅人改编，盖误认《时序》为时令，故以《物色》相次。”[4]142可知，刘氏意欲改动《物色》篇的篇次，将其置于《练字》之后，同归于“论修辞之事”。他认为版本错误的原因是“误认《时序》为时令”，而这种“浅人”之见，恰恰是很多学者赞成原本次序的理由。在刘永济之前，范文澜首先质疑《物色》篇的位置。范氏认为：“本篇当移在《附会》篇之下，《总术》篇之上。盖《物色》犹言声色，即《声律》篇以下诸篇之总名。”[9]695两位先生的观点虽然不同，但他们都看到《物色》篇的内容与辞采、声色有密切的关联。又，《校释·物色》篇云：“本篇申论《神思》篇第二段心境交融之理。《神思》举其大纲，本篇乃其条目。”[4]143既然释义将重心放在“心物交融”上，又为何把它归于修辞之属呢？对此，我们可以从《校释·神思》篇所画的图示中，找到答案。刘氏认为，艺术创作分为“内”“中”“外”。内者为“统其关键”的志气，外者为“管其枢机”的辞令，它们分别作用于作者之心和所感之境。刘氏对《情采》《物色》进行比较后，发现二者“虽同而实异”，其云：“同者，二篇所论，皆内心与外境之关系也;异者，《情采》论敷采必准的于情，所重仍在养情，本篇论体物必妙得其要，所重乃在摛藻。”[4]143以《情采》《物色》，构成“心”与“物”的两面，是《校释》对内外交互关系思考的必然结果。这也是《物色》篇释义，虽然较少地提及体物、修辞之术，却仍要改动篇次的原因。
二、阐释顺序
《校释》的释义，完全改变通行本《文心》的顺序。其前言交代：“在讲习时，不得不对彦和原书次第有所改易。所以校释首《序志》者，作者自序其著书之缘起与体例，学者所当先知也。次及上編前五篇者，彦和自序所谓‘文之枢纽’也。其所谓‘枢纽’，实乃其全书之纲领，故亦学者所应首先了解者。再次为下编，再次则上编者，下编统论文理，上编分论文体，学者先明其理论，然后以其理论与上编所举各体印证，则全部了然矣。此校释原稿之编制也。”[4]前言3按照这种结构审视《校释》，我们将得到崭新的认识。
《校释》原书以《序志》为首，其释义部分开篇的重点，并非分析文章段落大意，而是考证两大学术问题。其一，《文心》成书于何时。刘氏引《梁书·文学传》的内容，简要地描述了，舍人“起家奉朝请”到“兼东宫通事舍人”的“仕履”情况，并考证“舍人此书，成于齐代”。其说：“《四库书目提要》据《时序》篇论历代文学崇替，止于齐世，谓今本署梁通事舍人，乃后人追题，是也。”[4]153其二，舍人有哪些著述。《校释·序志》篇说：“舍人著述，《文心》而外，惟梁僧祐《弘明集》八载《灭惑论》一首，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七十六载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一首而已。”[4]153这是尚存于世的舍人著作。又曰：“《南史·本传》称勰有《定林寺京藏序录》，又言勰为文长于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其制文。今考梁释慧皎《高僧传》八《释僧柔传》，又十一《僧佑传》，又十二《超辨传》，皆言舍人为撰墓碑，盖其文之遗佚者多矣，致可惜也。”[4]153这对舍人遗佚作品的大致说明。对有所争论的《刘子》及《要略》，刘氏亦指明它们皆非舍人之作。前者是“北齐刘书所为”，后者是“北魏之元勰”所作，且“元勰亦字彦和”。《校释》开篇提出这些问题，其意义在于，它已经率先突破龙学研究著作的传统体例。像《札记》《范注》，正文开篇皆为《原道》篇的笺注。虽然范《注》在前言部分，已征引《梁书·刘勰传》的内容;《校注》的前言还对《梁书·刘勰传》作了笺注，但两位先生都没有以专题的形式，自主地选择、探讨有关舍人的议题。《校释》释义，先言《文心》相关的背景知识，这是刘氏的一大创举。若我们将《校释》与张少康《文心雕龙及其研究》一书合而观之，会发现《校释·序志》开篇所论，已与张氏《研究》的第一章“刘勰的家世、生平和思想”，有相通之处。
《校释·序志》篇曰：“详观舍人此篇，盖亦有慨夫性灵不居，思制作以垂世，乃脱去恒蹊，别启户牖，专论文章，羽翼经典，其自许之高如此。”[4]152刘氏释义，首举舍人如何“自许”，而后在各篇中，结合具体内容予以论证。这与《校释》前言的论述逻辑一致，其云：“彦和之作此书，既以子书自许，凡子书皆有其对于时政、世风之批评，皆可见作者本人之学术思想（参看《诸子》篇），故彦和此书亦有匡救时弊之意。吾人读之，不但可觇见齐、梁文弊之全貌，而且可以推见彦和之学术思想。”[4]前言1可见，刘氏判断《文心》的性质为子书，是基于舍人的创作动机，并结合《诸子》篇的相关内容，对《文心》全书进行验证，才最终得出“按其实质，名为一子，允无愧色”的结论。这种将《序志》《诸子》参看的思路，也在后学论证《文心》子书性质时，被广为借鉴（2）。另外，将《校释·序志》篇放在首位，对全书内容的展开还有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奠定了释义的观照视野。刘氏之所以“能”，而且“要”发掘《文心》文本中，有关现实针对性的言外之意，其逻辑前提就在他对舍人自序的理解。其二，奠定了释义的认识基础。《校释·乐府》篇言：“世之仅以文士目舍人者，其亦可以自反矣。”[4]18《校释·祝盟》篇说：“纪评许其识高文士，见犹未莹。”[4]28《校释·议对》篇曰：“顾亭林谓：‘文须有益于天下。’彦和有焉。读此书者，未可纯以齐梁文士目之也。”[4]78因为舍人有强烈的赓续圣脉、爱国救弊的情怀，所以《校释》全书给予了舍人更高的评价：“舍人一代奇士，其著书之志，宏阔深远，自序一篇，言之详矣。”[4]44
另，《校释》先“统论文理”而后“分论文体”。其目录次序，虽在中华书局印行时，“接受编辑部同志意见，为便于一般读者计”[4]前言3，按照通行本次第排列，但是释义各部分的阐释重心和前后伦次是无法更改的。如《校释·明诗》篇曰：“舍人衡论魏晋至宋诗家风尚，约有五变，可谓探骊得珠矣。其间因革损益，可得言者，已具释于《时序》篇，兹不复赘。”[4]14可见，本篇释义是在《时序》篇“十代九变”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这同时有利于我们理解，何以艺术性较强的“诗”“赋”等文体，释义却较少地涉及创作论的内容。陈文新《论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的文学史阐释》一文，大量列举了《校释》文体论部分的例证，展示刘氏的文学史阐释视角。此说理据详赡，当然是《校释·明诗》《校释·诠赋》等篇理论内容较少的原因之一。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校释》自身的篇章排序，亦发挥重要的影响。在“下编”已经对“文理”有所阐发的前提下，“上编”为了避免行文的重复，也自然要以“考镜源流”为主。
刘氏自述，这样安排的原因是“学者先明其理论，然后以其理论与上编所举各体印证，则全部了然矣”[4]前言3。“印证”二字甚为关键，刘氏之所以能写出有代表性的《文心雕龙征引文录》，亦与这种将理论具体化的思维密切相关。如《校释·议对》篇言：“晋、宋以后，文体渐尚藻丽，于是有不切事情而骋华辞者，故彦和以贵媵、还珠譬况之，犹今世所谓脱离实际之文也。彦和之时，文浮末胜，尤无足观，故其此篇，虽扬榷前代作者，实针砭当世文风，最为切要。”目前，研究者仅用此例来证明舍人论文具有社会现实的针对性。实际上，若我们在《风骨》篇释义的基础上审视该篇，则大有不同。《校释·风骨》篇言：“舍人此篇，箴时最切。《隋书经籍志集部后论》曰：‘永嘉已降，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又《文学传论》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齐梁文人，专务新奇，趋于华诡，正坐不知此耳。”[4]88两篇之中，“箴时最切”与“实针砭当世文风，最为切要”语辞相仿，正体现了“理论阐述”与“文体印证”的密切联系。《校释·议对》篇所言“不切事情而骋华辞”，其“事情”并非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及活动，而是“三准”的两大要素。这句话正是由《风骨》篇释义引出，是“齐梁文人，专务新奇，趋于华诡，正作不知此耳”的这一评骘，在“议政与对策之文”上的体现。又如《夸饰》与《哀吊》，《定势》与《祝盟》的释义亦是如此，且无不围绕着“情—事—辞”的核心架构。这样安排，还在教学中提供了运用《文心》理论分析各类文体的典型案例，用以启发诸生，并将教学的最终目的指向理论的实践运用。而且，《文心》之作虽是在各文体的逐一分析中，抽绎出普适性的理论，但《校释》之用旨在教学，其先将下编的疑点阐述清楚，而后回顾文体创作及舍人评骘，便能收获“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之效。如《校释·体性》篇先明“八体”可相互配合，变化多端，又言“明绚”“绮丽”等词实为同义，凭此审视《诠赋》篇评论十家之语，则大有裨益。这也是刘氏教学理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体现。
三、《论说》最详
程千帆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中提到，刘氏曾将《校释》与《札记》做过比较，并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10]242两相比较，可分别见出二者写作时的重心。
《札记》是黄侃在北大讲授“文章作法”课程时的讲义，其“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其中重要的批判对象就是《文学研究法》”[11]104。周勋初认为：“如果说，《文学研究法》是代表桐城派的一部文论名著，那么《文心雕龙札记》就是代表《文选》派的一部文论名著了。”[12]395《札记》旗帜鲜明地反对桐城派“文以载道”“义法”“阴阳刚柔”诸说，自然而然地要把论述的重心放在对为文之术的探讨上。其云：“若夫文章之事，固非一憭章句而即能工巧，然而舍弃章句，亦更无趋于工巧之途。规矩以驭方圆，虽刻雕众形，未有遁于规矩之外者也;章句以驭事义，虽牢笼万态，未有出于章句之外者也（3）。”[13]125黄氏认为“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则“《章句篇》写得最详”，便是理所当然的（4）。然而，刘氏并没有与某人或某一派论争的目的。其在《原道》《征圣》两篇释义的末段，均对“党同伐异者”进行了批判。那么，《校释·论说》篇的释义最为丰赡，仅仅就是偶然吗？陈文新认为，刘氏“之所以尤为关注《论说》，是因为魏晋是论说文的极盛时期，瞻前顾后，可以对这一文体的历史进程獲得完整的把握” [14]172。此说尚可商榷，毕竟“可以见”的说法，并不能回答为何“定要见”的疑问。笔者认为，刘氏之所以如此重视《论说》篇，应与两层原因有关。其一，《论说》篇自身的重要性。《文心·论说》篇曰：“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1]244《论说》关联诸多文体，诸如《章表》《奏启》《议对》《颂赞》《诔碑》《史传》等篇，“皆与《论说》联类”[15]。刘氏对此也多有体认，如《校释·颂赞》篇言：“是则赞之为体，原论说之枝条。”[4]26并且，《校释》认为：“论”体“其用有二：一以立我宗义，一以破彼异说。破而能立，然后敌黜而我尊，邪摧而正显”[4]54。《校释》的释义，对这种“立己破他”的论辩思维也多有运用。如《校释·哀吊》篇曰：“篇中‘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二语，实斯事之至要。而‘华过韵缓，化而为赋’，尤齐梁文之通病。”[4]37《校释·史传》篇曰：“其论史迁也，予之则曰‘实录无隐’，讥之则曰‘爱奇反经’。论班固也，许之则曰‘宗经矩圣’，斥之则曰‘徵贿鬻笔。’”[4]44《校释·夸饰》篇曰：“舍人特许赋家‘气貌山海，体势宫殿’之辞，而于‘字与笑并’‘声共泣偕’者，戒其过理乖实，可以悟其故矣。”[4]115可见，舍人正是通过“立”与“破”的交互作用，在论述时先“正”后“反”，从而实现“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其对“文之枢纽”的阐释，亦以此为依托。
更深一层，则是文化的碰撞和个人的理想。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战败，给了国人当头一棒，将其从天朝上国的黄粱美梦中惊醒。20世纪初，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已经是所有文化人思考的共同主题。刘氏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对我国文化学术有独特的思考。他并不抱残守缺，盲目排外，其《文学论》便融汇中西，但他同时又认为：“惟印度文化于东汉明帝时始入我国，至六朝而大盛。其时老庄之学早倡，儒术已退黜，于是与老庄之徒互为消长。至唐代之初，玄奘西归，大译经典，考正旧说，而我国思想为之一变……然则印度文化裨益我国，实在我固有之文化大明之时矣。”[16]85-86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固然会为我国文化带来进步与兴盛。然而，只有我国固有文化处于鼎盛大明之时，才能受其裨益，结出更加辉煌的成果。相反，“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16]85。刘氏对当时的形势，思考甚详，其在《文学论》“今后之希望”一节中说：“今日西学东来，其学术皆统系分明，方法完备，而交通之便利，印刷之简易，又远胜唐代。唐玄奘以一僧侣，私奔印度，归来遂令我国文化，因而更新。今日留学西方之人数与方便，亦远胜于彼时。然则更新之机，自当不远。所不如彼者，我固有之文化，久就荒落;现今之国势，已极陵夷。以比唐之初兴，有河、汾之讲学于前，房、杜之修政于后，自不可及耳。故目前之大势，与南北朝正同，尚未至隋杨，更何论唐李。”[16]97科技的发展，已经大大提升了文明交流的便利，却因我国国运和学术的衰落，致使文明交融的天平发生倾斜，乃至出现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
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民族未来的认识下，刘氏的释义，“《论说篇》写得最详”便成为必然。《校释·论说》开篇即言：“论之为体，盖著述之利器，而学术之干城也……是故此体之兴废，常与学术相始终。”[4]54舍人所言“论”体，既然是著书立说、阐明思想的主要手段，与学术密切相关，那么，这自然成为他实现文化理想的主要手段，且得到高度重视。一则刘氏认为其所处之世“与南北朝正同”，则其梳理魏晋以后的论说文，便有知古鉴今的作用。二则辨明“论”体，是振兴我国学术大业的首要之举。《校释·序志》篇为全书之首，其言舍人所论，“千载犹新，实乃艺苑之通才，非止当时之药石也”[4]152。刘氏认为，《文心》不只有拯救齐梁时弊的作用，言外之意便是其对民国的文坛、世风，亦有开导之效。可见，刘氏的释义，不仅仅是为了阐释舍人论文之旨而作，更有意要借助《文心》的理论阐发，来拯救时下学术之颓靡。舍人自序其时“去圣久远，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于是“搦笔和墨，乃是论文”。刘氏的释义又何尝没有此救弊之心？因而《校释·正纬》篇强调：“此篇之义，引申之，于我国学术所关尤要。盖我国学术为阴阳五行之说所害，而阴阳五行之说，必与谶纬相比附……至于阴阳五行之说，则宜取两汉著述而勾稽删除之，为我国学术去其流毒。盖自此等伪讬之说流入群书，于是哲学科学皆受其害。”[4]6《校释·知音》篇云：“一民族、一国家已往文化所讬命，未来文化所孳育，端賴文学。然则识鉴之精粗，赏会之深浅，所关于作者一身者少，而系于民族国家者多矣。论文者又乌可忽哉？”[4]148《校释·程器》篇言：“然则舍人此论，不特有斯文将丧之惧，实怀神州陆沉之忧矣，安可谓之不为典要哉？学者借古镜今，于世风俗尚，孰是孰非，當知所取舍矣。”[4]150这些语句无一不是在感叹，亦无一不是在思索。刘氏以为，“欲救中国，必先救中国文化”[17]57。面对时难，刘氏选择以学术救国，“经历过这一巨变的刘永济这一辈人，他们对于学术和文学的力量，确有‘史无前例’的信任，他们有志于以学术和文学的力量创造一个新的中华”[17]32。劉氏是千万有识之士中的一员，其所选择的道路也是万千途径中的一条。1943年，先生在《既复十力翁卻聘书，意有未罄，赋此寄之》中写道：“摇落方悲草木秋，离骚远见蕙兰忧。斯人旷古应难遇，雅志即今谁与酬？胸郁玄文何处吐？世逢坏劫几時休！龙门百尺桐枯久，漫讶丹山凤不留。”[18]213诗语情真意切，将熊十力视为志同道合之士，远承屈原忧国之情怀，共赴文化救国之征程。其所异者，不过是刘氏选择了与舍人相同的论文之途。从这个角度看，刘氏之所以向程千帆特加提及，应是感觉自己无愧于救弊之心。
四、余论
《校释·论说》篇的前身是《文心雕龙论说篇述义》一文，于1936年11月发表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第1号。而次年，刘氏紧接着便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第2号发表了《文学通变论》，其中便已提出“抗拒文化之侵略”的说法，并进一步指出：“救文之道，亦惟有观其会通而已。”[16]375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校释》的释义，且发展为“学者贵能观其会通，正其名用，庶得古人论文之真意”[4]88。
《校释·风骨》篇将“风”“气”“情”“思”“意”“义”“力”诸词归于“三准”之“情”，把“骸”“体”“骨”“言”“辞”诸语纳入“三准”之“事”，而“采”“藻”“字”“响”“声”“色”诸名并入“三准”之“辞”。《校释·镕裁》篇说：“庄子之‘意’‘语’‘书’，杨雄之‘心’‘言’‘书’，舍人之‘情’‘事’‘辞’，亦即孔子之‘志’‘言’‘文’，孟子之‘志’‘辞’‘文’也。”[4]97刘氏通过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抽绎出“三准”作为《校释》释义体系的核心。因而，《校释·宗经》篇中“六义”亦与“三准”相联，其云：“此篇之情深风清，‘志’之事也。事信义直，‘辞’之事也。体约文丽，‘文’之事也。三者旨约而义宏，不但为论文之标准，且已尽文家之能事。”[4]4这与《文心·论说》篇所言“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思维相通。正是在此基础上，刘氏进一步提出：“文之枢纽，信在斯矣。”[4]4此说阐明《宗经》在“文之枢纽”中的核心地位。20世纪初，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辩骚》篇中说：“舍经而言道、言圣、言纬、言骚，皆为无用。然则《宗经》，其枢纽之枢纽欤。”[19]15叶氏虽更早地提出“《宗经》是枢纽之枢纽”的论述，但其立论的支点仍是“尊经”的思想。刘氏释义，以“三准”为根本，结合“六义”之说，进而从文学原理的角度阐明《宗经》篇的地位与价值。《文心雕龙研究史》评价道：“刘永济指出：‘此固历代尊经所致，而经文自有典则，足为后人楷模实其真因也。’此论深入一层，从经文堪为‘典则’的层面说明‘后世尊经之真因’，此‘典则’即为文自然之道的体现，亦是刘勰尊经徵圣的最根本动因。”[20]167
后继者多受其影响，从理论的角度来谈《宗经》篇的核心地位。如李淼说：“‘六义’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21]125詹福瑞认为“六义”说是“贯串创作论始终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批评标准”，并称“《宗经》是总论的理论核心”[22]47。王少良称赞，《校释》以“三准”概括“六义”，“更能解说‘六义’的基本内涵”，并说：“这个看法体现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整体观，表明刘勰的论文思想与‘六义’的基本精神相互沟通，它是对‘文之枢纽’论文原则的集中概括。”[23]25不过，《校释》以“情—事—辞”为理论核心，与后学以“物—情—辞”三要素归纳《文心》，有所不同，因而学界接受其说者并不多见。相较而言，“情—事—辞”在“道—心—文”的大前提下，以“心”为基础，是由“心”至“文”的具体途径。鉴赏者亦可从此“沿坡讨源”，窥见古人之志，与其心所参悟的“道”之一端。中国传统艺术论中，大多不着重强调“物”的观念，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离于世间，即使是佛学发展到最后，也以宣扬“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的禅学为盛。自上古始，圣贤便是“仰则取法于天，俯则取法于地”，心得体会与宇宙万象息息相关。天地人世、山水坊间，实已潜藏至每一个文士心中，所以才会有“大隐隐于市”的二律背反。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论对“物”的提及，始终依附于“天”“道”或者是“心”“情”。虽然《校释》所言“自然之道”，已有“道器不离”“体用不二”之意，但毕竟是不可视之“道”，而非具体、现实之“物”。而现代文论受西方科学思维影响，加大了对客观对象的关注，是人们认识水准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有利于把握客观规律，并推动阐释的“去神秘化”进程。只是舍人《文心》，成于中古之时，若就还原历史语境的角度看，则刘氏“三准”及其“师心重情”的理论观点，皆诚有不可废者。
牟世金曾反思，“划分其全书内容为若干组成部分并分别予以论述，是否已完成研究其‘文论体系’的任务”[24]108，其指出：“必须在某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有统摄全局的中心论点，由若干互有内在联系的组成部分和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论证，才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24]109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校释》以“道—心—文”为体，以“情—事—辞”为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基本完成了《文心》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也为刘氏“用古典文学理论来检查古典文学作者和作品”[16]204的理想，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托。
注释：
（1）《札记·颂赞》篇指出，文体论中，《明诗》至《谐隐》，外加《封禅》共11篇为“韵文之属”。范《注》则认为《辨骚》至《哀吊》为文类，《杂文》《谐隐》为“文笔杂”，《史传》至《书记》，为笔类。
（2）如邬国平说：“这一点只要将《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与《诸子》篇对照读，对它们相关的内容加以分析，就大致可以得到证明。”（《〈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上海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魏伯河说：“那么，刘勰写成了一部子书没有呢？按照他所论述的子书标准加以检视，可以发现，《文心雕龙》是具备了子书的基本特征的。”（《论〈文心雕龙〉为刘勰“树德建言”的子书》，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3）刘永济恰恰认为：“盖文艺之妙，规矩而外，有不可言说者存，陆士衡所谓难以辞逮也。故有师友雅谈，间标精义，亦皆机缄之秘，启自无心。”（《文学论·自序》）黄氏以为可言之“章句”为文之基始，而刘氏以为难言之“心”为文之根本，因而童庆炳叹《札记·章句》重“人工”，《校释·章句》重“天然”（《〈文心雕龙〉“章明句局”说》）。
（4）文选派的立场及与桐城派的论争，直接导致黄侃对《章句》的重视，但其阐发中亦有朴学的影响。戴震曾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2012年三联书店第50页）此不及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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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ystematic Combing of Wenxindiaolong Jiaoshi
SHEN Xu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Academic circles often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ystem of Wenxindiaolong. Among them， Liu Yongji’s Wenxindiaolong Jiaoshi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d by personal ideal， teaching needs， time background and other factors， Jiaoshi has many original ideas in illustrat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text of Wenxindiaolong， such as the catalogue of Wenxindiaolong and his personal choic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Lun Shuo”. All these fully demonstrate that Mr. Liu not only seeks Liu Xie’s original intention， but also cares about practical needs. Macroscopically， we can see his anxiety and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culture and nation. Microscopically， we can also know that many of his treatises have left a great mark in the history of “Wenxin study”. Finally， he completes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Wenxindiaolong with “Three Principles” as the core.
Key words： Liu Yongji; Wenxindiaolong Jiaoshi; systemtic combing; “Lun Shuo”
編辑：邹蕊
388150033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