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1936年6月成立的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于全面抗日战争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引领下，将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渐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救国会的组织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借口“攘外必先安内”，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全力进行反共内战和压制抗日力量。严峻的形势，加上当时中国共产党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到1935年5月，川渝地方党组织除个别幸存，大都被国民党破坏，重庆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受到极大扼制。此时，日本侵略者已进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有力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不久，震惊中外的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各界民众响应声援。《商务日报》和《新蜀报》连日发表消息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阻止学生爱国运动的行为，呼吁广大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响应重庆大学学生的倡议，于12月24日成立重庆学生救国会，随即派出学生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6项要求。热血青年纷纷走向社会，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积极开展爱国救亡活动。同时，重庆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告本市学生书》，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轮、英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面对日趋高涨的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极力压制，强令解散重庆学生救国会，而抗日爱国运动中的学生进步骨干仍然继续坚持斗争。此时，温嗣翔（温田丰）编辑的《商务日报》副刊，团结聚集了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他们以《商务日报》副刊为基地，发表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随后《商务日报》又开展救亡与职业的讨论，吸引了职业青年中的一些先進分子，他们积极阅读进步书报，互相鼓励。商务日报社的同仁把从巴黎直接寄来的《救国时报》刊登的《八一宣言》在进步青年中暗地传阅。几名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领会了党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主张，加之受到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启示，共同酝酿，准备秘密成立救国组织。
1936年春天，从苏区脱险出来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来到重庆，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的同时，通过投稿方式结识了温嗣翔和他周围的进步人士。他们共同研究“一二·九”运动之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大家决定组织救亡团体。
1936年6月8日，在漆鲁鱼寓所，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陶敬之、饶友瑚、陈和玉、李余等。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组成干事会（抗战后，继续吸收黄宇齐、郝文彪、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等参加干事会）。救国会定为秘密的组织，会员个别秘密吸收，在民众中尽量利用合法组织开展活动。救国会成立不久，共产党员张曙时通过刘传茀（原名刘传福，下同）与漆鲁鱼（时任《新蜀报》编辑，后任主笔）通气，对救国会在政治思想上加强了指导，要求重庆各界救亡力量联合一致，发展统一战线，把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结合起来开展活动。在这个正确思想指导下，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陆续在学生、职业青年和文化、妇女界都建立了组织，迅速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救国会的组成发展
救国会的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设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其中除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是公开的，其余都是秘密组织。另外，他们还分别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公开的救亡活动。救国会成立时只有干事会和少数会员，在举办“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之后（山付为《商务日报》副刊“商副”的谐音），吸收了第一批新会员。
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学救”）。该会最初由漆鲁鱼直接领导各校组织活动，没有成立全市的统一组织；
后来由于援助绥远抗战募捐，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活动，需要统一活动，因此，1936年11月成立了秘密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由刘传茀任主席，温嗣懿负责组织，罗炽铺负责宣传。学救活动的方法是利用各学校的公开、合法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开展救亡活动。当时学生联系的公开团体有：巴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暴风歌咏队、巴县农技学校的耕耘研究会，四川省女职工学校、巴县男子中学、巴县女子中学、巴县治平中学、巴县明诚中学等校的读书会，以及一些学校的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等。学救利用这些团体的名义，吸收进步和中间状态的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选择积极分子个别参加救国会。通过广泛的活动，学救迅速在各校发展了组织。当时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中，学救占优势的有20多所，学生的活动主要由学救组织。学救是救国会下属组织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中起着先锋作用。
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文救”）。《商务日报》副刊、《新蜀报》副刊、《大江日报》副刊、人力周刊社、春云社等经过半年多酝酿，参照上海、成都的做法，发起组织，于1937年5月16日成立文救。成立大会选出金满成、漆鲁鱼、黄宇齐、肖崇素、陈彝荪、温嗣翔、李华飞、毛一波、侯野君、赵铭彝、李开先、陈凤兮、许可经、刘稚德（沙金）等为理事，推选金满成为主席。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救国会系统的抗日救亡组织有很大发展，并争取到一定合法地位，为了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文救于同年11月23日改名为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其间，文救和文协举办了1937年暑期文艺讲习班，成立了文艺研究会、移动演剧队、儿童演剧队、课余农村宣传队、怒吼剧社街头演剧队。1937年底，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文协。经过谈判，1938年1月27日，文协改为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除演剧队，其他各团体逐渐转为隐蔽活动。
妇女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妇救”）。该会全面抗战前夕已经酝酿筹备，1937年8月2日正式成立，是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而成立的。领导成员有丁雪松、陈奇雪（陈红藻）、陈玉和、吴永英、朱斯白、王光娣、闵庶佳等。随后，妇救利用合法名义，于8月16日公开成立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12月1日，国民党当局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以下简称“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妇救的骨干都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工作，形成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重庆妇女慰劳分会有执委会，负责人是进步文化人士李蘭；
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各界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救国会在全面抗战前的活动
全面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压制民众抗日运动，救国会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为打开救亡运动的局面，救国会首先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当时重庆主要的两家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合法阵地。后来，舆论阵地逐步扩大到《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救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会、读书会，把要求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在此基础上，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救国会主要开展了以下的具体活动。
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救国会成立后，文化界和学生中的进步青年通过外地的党员和国外进步刊物，获得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他们互相传阅，并翻印散发宋庆龄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以及斯诺所著的《中国的新西北》等进步书刊，在进步青年中传播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特别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在漆鲁鱼的领导下，救国会骨干成员学习、领会、讨论、宣传中共中央制订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举办“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1936年7月12日至8月16日，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名义，举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有90多人。讲习班有少量推行新文字的课程，更多的是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的道路。讲习班培养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结束后吸收了20多人参加救国会。这批人成为救亡运动的骨干先锋力量。
反对日本非法在成都设领事馆。1936年8月，日本力图把侵略势力延伸进四川，妄图在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立领事馆。全国人民尤其是川渝人民坚决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都和重庆掀起声势浩荡的“反日在蓉设领”的斗争，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并组织宣传队到郊区、工厂、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于1936年10月逝世，噩耗传来，人们万分悲痛。国民党当局竭力缩小鲁迅的影响，只准宣传鲁迅的前半生。救国会决定，通过纪念鲁迅着重宣传抗日救亡。10月24日至29日，《商务日报》副刊连续6天刊登《追悼鲁迅先生专刊》。漆鲁鱼针对国民党贬斥鲁迅后半生的谬论，写了《鲁迅先生思想考察》，着重颂扬鲁迅的后半生，但文章的下半截被新闻检查所“免登”。救国会决定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扩大鲁迅的影响，并筹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了取得广泛支持，他们争取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等为发起人。鲁迅先生追悼会于11月1日在重庆市商会礼堂召开，参加者有报刊编辑、记者、工商界人士、学校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等300多人。为争取合法，温少鹤邀请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参加并推选龙文治为大会主席。漆鲁鱼在会上讲话，热情地赞扬了鲁迅战斗的一生，号召大家要以鲁迅先生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
妇女界举行了援绥募捐游艺会。活动仅3天，就募得8000多元。工人、农民把自己低微的收入也捐献出来；
巴县女中全校同学禁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献。救国会经办的知识服务社，绘制出版《绥远抗战形势图》，在重庆市出售、宣传，将所卖的钱全部捐献。这一次抗日募捐活动，对抗日军队是有力的支援，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gzslib202204041224
此外，救国会还举行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活动等，为避免暴露和遭到镇压，救国会采取统一部署，分散宣传和散发抗议信函；
正确宣传西安事变；
进行救济四川旱灾募捐；
组织慰问队到刘湘办的反省院，慰问绝食的“政治犯”，使绝食斗争取得胜利。救国会这一系列活动，为下一阶段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救国会在全面抗战后的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救国会通过各个纪念日，充分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活动。
1937年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救国会发起举行由800人开始，最后汇集到3000多人的歌咏大游行。
1938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周年纪念，救国会所联系的14个青年团体发起组织盛大的纪念会和上千人参加的火炬游行，轰动整个山城。1937年至1938年，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特别频繁，救国会系统的各个演剧队协同陆续从外地来重庆的全国性戏剧团体20多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举行大型戏剧公演70多场次，演出剧目50多个，集中揭露了日军在华罪行，同时，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观众达到几十万人。
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各救亡团体的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开展活动：在城市、农村演出街头剧，张贴壁报、漫画，慰劳、募捐，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开办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邀请中共党员吴玉章、邓颖超和知名人士沈钧儒、史良等来定期讲演会主讲等。各种形式紧密结合，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七七事变之后，救国会利用每个国耻纪念日和三八节、五一节、“双十”节、戏剧节等节假日，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活动。活动不断深入：各救亡团体不仅活动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和娱乐场所，而且深入农村的田坝、山坡；
不仅活跃在山城的城区和城郊，而且远征到重庆的东、西、南、北；
不仅活动在学校师生中，而且深入兵工厂的工人、川军的士兵以及工商界人士甚至华侨巨商。
1937年11月，救国会以其成员为骨干，组织了170多人参加的宣传队到磁器口地区的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宣传，演出抗日戏剧，高唱抗日歌曲，开展街头讲演，引起广大工人、家属、男女老少的共鸣。1937年秋，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组织虎标永安堂抗日宣传队，救国会骨干应考参加宣传队，到川东7个县宣传演出，沿途深受群众欢迎。1938年6月，国民党川军六十七军奔赴抗日前线，救国会组织战地工作团，随军到鄂东平原，向部队和沿途群众宣传、演出，并在六十七军举办学兵训练班，在学兵中培养了一批抗日宣传积极分子。
抗战爆发后，抗日活动合法，各种救亡团体随之成立。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成立官办救亡组织——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八一三事变之后，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国民党力图把民众的爱国斗争控制在他们所允许的限度之内。这时期抗日阵营中的斗争更为复杂，救国会因势利导，利用合法名义，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救国会在注意保持组织秘密性的前提下，将救国会系统的分支机构挂上官办组织的衔头，或者派救国会成员参加官办组织，掌握部分领导权，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条件，使救亡运动更加公开化、合法化。譬如1937年底文协被迫解散后，于1938年1月利用抗敌后援会的合法名义，成立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又如1937年12月，妇救利用宋美龄的慰劳会的招牌，成立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再如1937年10月利用庆祝“双十”节的名义，战时书报供应所出面邀请40多个学校、团体参加抗日壁报展览会。这一时期，救国会在复杂的斗争中，渗透到许多公开、合法的救亡组织，巧妙地推动着救亡运动的工作。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1938年底。
救国会的重要作用
救国会组织的成立、发展、活动，是在中共党员漆鲁鱼等领导下进行的，在重庆抗战的革命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重庆成为抗日大后方营造群众基础。在国难当头形势下成立的救国会，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凝聚民心，领导民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使得抗日大后方重镇重庆的反日爱国斗争未因中共党组织被破坏而中断，且还能持续地发展下去形成高潮，为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在重庆开展活动打下基础。同时，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不仅遍及山城，而且扩大到附近县区和川东一带，为促进川渝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输送新生力量。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救国会分批输送100多名会员和青年去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日前线。他们经受了中国革命历史若干转折的锻炼和考验，大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为中共重庆党组织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救国会积极引导抗日骨干阅读马列主义基础读物，同时，经常宣讲党的基本知识和传授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抗日骨干不仅具有抗日思想，而且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许多人初步具备党员的入党条件，为重庆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37年底，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救国会骨干中发展党员。1938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成立，救国会成员成为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这年底，救国会的成员大部分都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党的各级组织的新生力量。
1938年5月，在延安抗大召开过一次重庆去延安的救国会成员座谈会，抗大主任张际春听取了救国会的汇报，在会上讲话给予肯定和鼓励，会后给中央组织部写了报告，请求中央派去干部加强领导，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抗大第四期的毕业典礼上，李富春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救国会的成就。
1961年12月，董必武为救国会领导人漆鲁鱼题诗：“少习岐黄业，长为马列徒。活人兼活國，无忮亦无虞。抗日能从众，持躬若守愚。鸣琴事已治，刻石信相孚。”这是对漆鲁鱼的高度总结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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