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
不管人机关系的“友好论”、“敌对论”和“控制论”，还是技术自主性争论中的“工具论”、“实体论”和“设计论”，这些争论都是没有科学意义上对错的哲学观念，其背后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是：人类要不要控制技术，如何才能控制住技术。
在我看来，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也就是说，如今技术不再需要借助科学支撑自身的合理性，从“真理的阴影”下挣脱出来，我称之为“技术的反叛”。可以说，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上开始“平起平坐”，在社会重要性上已经超过科学。
“技术的反叛”，是不是意味着技术失控呢？很多人担心，技术发展将失去控制，或者说已经失去控制。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人机关系、人机分工开始讨论。
机器
现在的人一讲起“机器”，总是想到“钢铁怪兽”，典型意象比如电影《掠食城市》中的移动钢铁城市。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机器早已经出现。
机器的英文machine起源于希腊语，后来进入拉丁语，时间很久远。最初的意思是：引擎，诡计、狡黠。如果再往前追溯，可能与英文may有关，意思是“去拥有力量”。在古代汉语中，“机”和“器”是单独的两个字，“机器”不合在一起用。并且，“机”“器”两个字多少有些贬低的意思。
《庄子》里有则寓言，说有个老人用罐子从井里取水浇菜地，孔夫子的学生子贡看到了，问他为什么不造个木头机械取水，一次次抱着罐子取水太辛苦。结果这个老先生是个高人，说了一句：“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鄙视了子贡。大家知道“心机”“心机婊”的说法，所以“机”在汉语中也有狡黠的贬义。而“器”在古代是被轻视的。《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思是道才高级，器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儒家有种说法“君子不器”，意思是咱们君子/贵族是不搞那些低级的、工匠搞的事情的。
1856年左右，英国传教士将machine翻译成“机器”，汉语中才有了“机器”的说法。
显然，“机器”一词的意思，随着真实机器的进化不断地变化。一个关键的变化是，机器从古代的手工操作的工具，变成了现在非手工操作的工具，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出现了自动化工具和智能机器。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机器开始跨越无机-有机、生命-非生命的界限。古代机器主要是无机物的，石头的、铁的、玻璃的，也有一些木头的，木头是有机物，后来橡胶、塑料、合成纤维制造的机器越来越多，这些也属于有机物。最近出现了一些安装在生物体中的机器，比如心脏起搏器，也就是说，机器正在跨越有生命界限。
马克思是研究机器的大师。他认为，所有发达机器都是由3个本质上不同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工作机（工具机）。不过马克思时代距今快200年了，机器形态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计算机和机器人中增加了控制机，即计算机控制系统。
此外，人们还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机器”一词，比如国家机器、社会机器，这是把国家、社会类比成精密运转的机器。
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有个“巨机器”的概念，用来说明现代社会带有某种机器属性。巨机器就是大机器，最早是建造金字塔的国王发明的，包括破坏性的军事机器和建设性的劳动机器。巨机器组织大量人财物力来完成某项浩大工程，如建金字塔、修长城。
我们还常常说军队是机器，意思是军队要令行禁止，说某个公司是机器，意思是效率很高但没有人情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机器”这个词还是有某种贬义，与“人性”这个词多少有些相对。
人看机器
既然机器的历史久远，人与机器的关系当然也历史久远。但是，“机器问题”成为思想家认真讨论的话题，却是现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事情。
1829年，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提出，19世纪20年代英国进入“机器时代”。既然时代成了机器时代，社会成了机器社会，人机关系就应该成为思想家思考的核心问题。
一開始，西方思想家对机器的态度就是爱恨交加的。我们可以举机械钟表为例。
一些人认为，机械钟表的发明极大改变了社会生活。有了机械钟表，时间就标准化了，社会活动比如上班下班变得很精确。以前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息都是大概的。有了机械钟表，才有了所谓的时间观念，时间观念现在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因此，机械钟表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科技进步，有正面促进作用。
另外一些人关注的重点是：机械钟表使得人类受到时间的束缚。时间就是金钱，每个人都要像钟表一样精确。尤其对于劳动人民，钟表时间背后的纪律，让生活变得越来越紧张：“人生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不是忙着死，就是忙着活”——这是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经典台词。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机器基本上是轻视的，斥之为“奇技淫巧”。很多人认为，对机器的轻视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给乾隆皇帝送了几百箱礼物，其中有英国最新发明的蒸汽机、织布机等，结果中国人不感兴趣。1816年，英国使团再次访问，就不带什么机器和科学仪器了。
思想家态度如此，普通老百姓更是觉得现代机器太过复杂，难于理解，因而容易产生抵触、拒绝甚至破坏的举动。
1811年至1813年间，一些英国工人觉得机器让他们失业，于是就组织起来破坏工厂的机器，这些人就被称为卢德主义者。后来卢德主义就被用来指称在老百姓当中流行的、激进的反对机器、反对科技的思想。
马克思批评了卢德主义者，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机器，而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掌握了机器，用它来压迫无产阶级。如果仔细想一想，即使是在智能机器、智能平台的新时代，马克思的分析也并不过时。
可能有人会觉得，都21世纪了，卢德主义者应该很少了。这种想法不对，实际上，卢德主义者还是挺多的，1990年，还有人提出了《走向新卢德主义宣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家应该感受到极端反对机器、反对科技的人还是不少的。
人机关系
人与机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看法不少，常见的有三种：“友好论”、“敌对论”和“协同论”。
“友好论”认为，机器有益人类生存，人类也要爱护机器，大家相亲相爱。
“敌对论”认为，机器危害人类生存，人类要提防机器，人机是对抗关系。
显然，友好论者解释不了：机器人正在挤掉我们的工作，怎么还能说相亲相爱呢？而敌对论者也做不到：干脆不用机器了，干脆回到原始社会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协同论”，认为人与机器是协同进化的，和生物圈中的不同物种一样，在相互适应、相互影响中共同向前发展。我认为，人机协同进化论很有道理，但这是一种“上帝视角”或“宇宙视角”，站在非常超脱的位置看人机关系。因此，我对协同论并不完全赞同。
为什么？如果人与机器必然是协同进化的，但是协同进化的最终结果也可能是人类灭绝。换言之，按照协同论思想行动，并不能保证人族的利益。因此，我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是人类视角，也就是说应该思考：在人机协同进化中，人类应该如何选择应对方案，以确保人族福祉。
从某种意义上说，AI出现让人类面对“新无知之幕”，即不知道人机协同进化的最终结果而要做出选择。政治哲学中讲的“无知之幕”，粗略说是有关国家如何建构的：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建成一个国家，结束人与人之间野蛮暴力状态，但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在建成国家后自己将处于哪一个阶层、哪一种角色，在这种对未来无知状态中来讨论应该如何安排新国家的社会制度。你想，你可能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你会不会考虑给穷人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救济措施？肯定会。我所谓的“新无知之幕”是一个隐喻：我们要在盲人摸象中应对未来，要与拟主体、能力超强的AI共同的生活。
“新无知之幕”可能不管是在AI语境中，还是在其他新科技比如人类增强等语境中，我们也要面对。因此，不管结果如何，我支持对新科技发展想方设法进行控制，不能任由它随意发展，这是我所谓“技术控制论”的主旨。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看起来另类，但实际上我比较赞同的观点，即我所称的“赛博格论”，即：人与机器并不是二元对立的，随着赛博格的出现，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模糊甚至消解，届时人与机器的关系就成为赛博格与赛博格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就有极端思想家认为人是机器。比如说，心脏就是提供动力的锅炉或水泵，肺是通风的风箱，血管是身体中的管道。有个哲学家朱利安·拉美特利就写了本书，名字就是《人是机器》。控制论先驱诺伯特·维纳比较机器与人的神经系统，认为两者有相似性：它们都是在过去已经做出的决定的基础上来做决定的装置。
最近，脑机接口技术飞速发展，人今后脑袋后面可能有接口通计算机，而机器人飞速发展，机器人今后会越来越像人。继续发展下去，一百年后还如何坚持人与机器二分的传统观点呢？我觉得不能。按照拉图尔的观点，大家都是网络中的行動者，包括各种人类、赛博格，也包括机器、动物、植物等非人类，都是平等的、对话的、协商的关系。
按照科幻电影《终结者》的想象，假设一百年后“天网”下令灭绝人类，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它得搞清楚哪些是人，而哪些是机器。显然，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完全精确回答的。人面兽心的人是不是人，装上心脏起搏器的人是不是人，安装了机器手臂的人是不是人，日本漫画《攻壳机动队》的女主角除了大脑以外身体其他部分都是机器，她还是不是人，电影《黑客帝国》里面脑机接口的人还是不是人？
在赛博格社会中，还能区分人与机器？不能。人是什么？几千年来哲学家都没有说清楚，电影《终结者》中的“天网”也不可能搞清楚。为什么？在我看来，人就是不确定性本身。
人机之分，人机之防，背后有强烈的价值观支撑，即：人不是机器，人不能被当作机器对待。机器人不断发展之后，问题不仅是人不能被当作机器对待，而且是机器人也不能被当作机器对待。对不对？现在已经有人在讲机器人的权利了。
技术控制的选择论
有些人可能说，如果协同进化的结果是人类灭绝，为什么不安然接受呢？“上帝让我死，我死好了。”这是典型的消极宿命论的观点。对此我无法接受。
这种观点倾向于技术哲学上所谓的“技术自主性”的立场，也就是说，技术虽然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但它具有某种拟人的自主性，并非完全听命于人类的。
技术是否有自主性？争议极大。一般说来，可以将各种观点主要划分为两类，即技术的工具论和技术的实体论。
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仅仅是一种工具，本身没有善恶，所谓技术的善恶是使用它的人的善恶。比如说，一把菜刀，你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菜刀杀人了，你不能怪菜刀。
技术实体论认为，技术可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负载价值的、有善恶的，有自身发展的方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说，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天然就是反权威、自由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区块链必然会推进公开和诚信。
技术实体论容易导致宿命论：如果AI是自主的，它要向善或者向恶，人类如何可能左右它？因此，实体论往往与“技术失控论”相联系，即技术发展必然或者已经失去控制。
当然，有些哲学家尝试提出调和工具论和实体论的观点，比如 “技术设计论”。该观点认为技术发展是协调技术要素和社会要素的结果。比如自行车，小时候它主要是载物载人的，要有车筐、有后座;现在很多人拿它来锻炼身体或者远足骑行，要很漂亮，能跑上坡;现在的共享单车，要解决“最后一公里交通”问题，非常简单，能省就省。这些自行车技术要素上大同小异，区别就在于融合的社会要素不一样。
我怎么看技术自主性的争论呢？
第一，越来越多的人从工具论转向实体论，是技术发展越来越复杂的结果。当技术相对简单，人们比较容易相信工具论。而当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比较容易相信实体论。大家看，工具论举的例是菜刀，实体论举例是互联网、区块链。
第二，自主性争论根源于人机关系思考。前面已经分析了人机关系，无论采取哪种观点，人类都要设法确保人族福祉。我主张技术控制论，反对技术失控论。
第三，工具论、实体论和设计论，都是哲学观念，而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理论，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在科学意义上哪一个对或哪一个就错了。科学上说一瓶矿泉水是500克，是可以用称称量出来的。哲学观念是不能用实验或观察来检验、证实或证伪的。
同样，上面讨论的友好论、敌对论和控制论，也都是没有科学意义上对错的哲学观念。因此，自主性争论也好，人机关系争论也好，背后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是：人类要不要控制技术，如何才能控制住技术。显然，这是个行动问题，它的答案不应该从技术中寻找，而在于人类必须选择行动起来，想办法控制技术的发展。
第一，我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控制技术的发展？第二，更重要的是，为控制技术，我们愿意付出何种代价甚至牺牲呢？比如，手机游戏很赚钱，但有些导致青少年沉迷，那国家和社会就得选择放弃一部分游戏红利。
我的想法可以称之为“技术控制的选择论”。
技术失控论批判
显然，我不同意技术失控论，也不喜欢技术实体论。
兰登·温纳是技术失控论的代表人物。在《自主性技术》一书中，他讲了一则故事，来表达悲观乃至绝望的情绪。
1914年8月1日，战争迫在眉睫，俄国对德国最后的战争通牒置之不理。没有办法，德皇威廉宣布全国总动员，启动施利芬计划。但很快皇帝后悔了，希望由英国外交斡旋，于是他召来参谋长，要停止战争计划。可是，将军告诉德皇，施利芬计划不可能被停止：“一经确定，它就无法被更改。”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温纳眼中，各种各样的技术系统都是施利芬计划，启动之后变成脱缰野马，必然由着自己的“性子”向前飞奔，最终把人类社会“拖”散、“拖”垮、“拖”得“稀巴烂”。
既然人类的悲剧已经注定，怎么挣扎都是徒劳，那我们就混吃等死好了。可温纳却主张所谓的“认识论的卢德主义”，也就是说，在思想上时刻反对技术，但行动上却不要像卢德主义者一样去砸机器、砸实验室，而采取更温和的办法，比如对技术“脱瘾”，坚决不用手机就是一种脱瘾办法。
显然，温纳在这里自相矛盾了：技术自主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用手机也改变不了人类的悲剧。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他对技术实体论的论证根本站不住脚。
比如，温纳有个纽约长岛摩西立交桥例子。摩西是公共基础设施承建商，20世纪60、70年代在纽约建造过许多立交桥。他的传记作者指出，他造桥有社会偏见和种族歧视。摩西的立交桥不让12英尺高的公交车通行，而让小汽车通行。穷人黑人都是坐公交车的，而白人富人才有自己的小汽车。由此，温纳说：“你看，立交桥技术本身是有政治性的，是嫌贫爱富的。”
这个论证完全经不起推敲。我可以说，立交桥技术是价值中立的，而摩西應用它的时候掺杂了政治性的考虑。也就是说，我将技术与技术应用分开，说后者才会嫌贫爱富，而前者不会。对不对？温纳的分析牵强附会，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长岛摩西立交桥的修建，有摩西的主观意志在里面。温纳又举另一个西红柿收割机的例子，认为这个例子没有人的主观意志。自从20世纪40年代西红柿收割机被加州大学研究者发明出来之后，它改变了西红柿种植方式（比如软烂的品种被淘汰），小种植场主人数减少了，人工采摘西红柿的工作消失，等等。温纳认为，西红柿收割机的发明者并没有任何“故意”要导致上述结果，所以这里面肯定是技术的“故意”，即技术本身有政治性。
这个论证也经不起推敲。第一，我仍然可以说技术与技术应用是有区别，西红柿收割机可以设计成可以采摘软西红柿的样式。第二，怎么能确定西红柿收割机的设计者没有淘汰采摘工人的“故意”，没有偏好较硬口味的西红柿的“故意”呢？不能。第三，任何技术应用都有某些不可预见的后果，西红柿收割机也是如此，这能不能等同于所谓没有“故意”呢？也就是说，人没有故意，技术没有故意，任何新技术都会有某种后果，为什么一定要判定一个“谁”在“故意”呢？
总之，必须将技术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才能从主观能动性的角度鼓励诸种技术控制的努力，而不是将技术问题归结为“天命”，消耗人族的勇气、意志和进取心。
“AI失业问题”
西红柿收割机发明出来，当然是为了节省人力的，必然会导致采摘工人失业。很显然，所有成功的机器都会减少人类劳动，导致某个行业的失业问题。
智能革命兴起，AI造成的失业较之以往更甚。第一，它造成的冲击遍及社会各个领域，从扫地机器人、无人驾驶、自动物流到无人超市、智能旅馆，等等。第二，它不仅取代体力劳动，还取代脑力劳动。有人会说，有些工作机器人是做不了的。这是说的现在AI做不了，以后机器人能力会不断增强。即使保守预计，也可以说：全部的体力劳动和绝大部分的脑力工作都将被AI所取代。
从远景来看，就算人类劳动在智能革命之后不能完全根除，就生产力或GDP的贡献而言，人类劳动也将局限在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级中，这个问题我称之为“AI失业问题”。蔡斯称之为“经济奇点问题”：由于AI对人类劳动的取代，当大多数人永远不再工作，“经济奇点”就到来了。
一些人出来证明，AI导致失业的同时，又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在《销声匿迹》中，玛丽·格雷和西达尔特·苏里注意到，近年来AI应用也催生一些新的零工岗位，比如图片标注等，可以称之为“幽灵工作”。可是，首先AI创造岗位的数量与造成失业相比并不相当;其次从长远来看，“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更可能是暂时情况。随着AI继续发展，需要人工辅助的情况必将越来越少。
一些人愿意用“AI其实很蠢”“AI根本离不开人”来安慰人类，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比如正在快速发展的无人驾驶，尤其适合在封闭高速公路上的货运工作，从长远看卡车司机面临失业。这么多卡车司机都能涌向零工平台吗？
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AI失业只会愈演愈烈，“经济奇点”迟早要到来。Robot本意是“机器劳工”，发明机器人就是让它代替我们劳动的。要不，我们为什么要发明和制造机器人呢？而且，机器人应该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劳动能力远远超过人类，而且不需要休息，不怕危险，不要工资，不和人类抢夺资源。在理想愿景中，机器人还是“活雷锋”，一心为人，为此甚至可以毁灭自己。
因此，AI迟早要取代人类绝大部分的劳动，而这本身就是AI发展的根本性目标。但是，能够取代并不等于实际取代，这牵涉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AI失业问题”不在于AI，而在于社会制度的进化：新的社会制度不应该建立在强迫人类从事繁重劳动的基础上。既然AI将替代人类劳动，为什么不能允许社会成员拥有大量闲暇，非要通过制度安排逼迫大家都“996”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AI失业问题本质上是科技生产力发展与现有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有的社会制度不适应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与AI失业问题相比，社会制度不断变革以适应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才是真正的“难问题”。
机器人可以让所有人都很少劳动或不劳动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但有些人不希望其他人不劳动，就会通过社会制度强迫其他人劳动，掠夺其他人，压迫其他人。这一点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个人要过上舒适的日子，需要消耗多少物质财富，这是可以定量计算出来的。一个社会有多少成员，乘上单个人需要的物质财富，可以得出整个社会过上舒适生活所需要物质财富的数量。然后，再加上社会交易成本、各种损耗，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限数字。从理论上说，当社会生产力超过这个数字，人类社会就应该进入“大同世界”了。
不少人认为，发达国家已然进入“富裕社会”，即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已经足够社会成员过上好日子了。技术统治论者认为美国在1929年就已经如此，而约翰·加尔布雷思认为的时间节点是20世纪70年代。但是，现实中的美国还是有很多人在流浪、乞讨，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富裕社会”在智能革命时代进入“AI富裕社会”，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
显然，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光靠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永远解决不了。对不对？我以为，问题的实质不再于剥削不剥削，而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让科技红利尤其是AI红利惠及所有人。
当然，“AI失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考虑远景和现实两方面情况。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远景中的理想，而现实中的社会制度进化需要很长的时间，既要等待AI科技的不断发展，也要考虑在社会容忍的范围内稳妥前进。在实现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努力：第一，帮助受到AI冲击的劳动者找到新工作岗位，能够分享先进科技生产力创造的物质财富;第二，要持续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给人类更多的闲暇时间。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拜科技之力量，压在人类身上的劳动负担越来越轻。20世纪我们施行8小时工作制，后来又是5天工作制、带薪休假制。如果机器人把活干了，人类为什么不能一周工作两三天甚至更少呢？
结语
在《信息崇拜》一书中，西奥多·罗斯扎克嘲笑说，计算机的发展史同时是一部计算机科技人员的“吹牛史”，什么超级智能、“数字永生”、超越人类等全是“吹牛”。为什么要“吹牛”呢？罗斯扎克一针见血地说：“人工智能研究进行下意识的自我吹嘘的原因十分簡单：大量的资金注入了这项研究。”
然而，罗斯扎克和维纳在《人自有人的用处》中一样，担心“AI失业问题”。与其担忧超级智能压迫人类，不如现实一点关心一下AI对劳动人民的冲击。
技术时代，如何自处呢？这是一个与每个人相关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只有人人关注新科技的发展，人人争取应有权利，才能走出一条介于“AI理想国”与“AI机器国”之间的、更好的、现实的智能社会发展道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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