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君，王敏
摘 要：采用Nvivo定性数据分析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40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进行编码，构建以权威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为X维度，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为Y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存在政策工具使用呈现非均衡性、学生需要和特色教材建设关注度不足、政策工具在教材建设内容运用上结构不均等问题。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历经恢复建设、曲折探索、深化发展三个阶段，政策工具使用结构逐渐完善。未来，建议政府进一步均衡使用政策工具，完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运用体系;关注学生需求和特色教材建设，提升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质量和针对性;注重政策工具和教材建设内容的二维整合，充分发挥政策效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工具;Nvivo
基金项目：2021年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职校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YSK21Z10）
作者简介：陈丽君，女，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王敏，女，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12-0022-09
教材是党和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学习的基本载体，是教师从事教育的基本工具，是学校开展教学的基本条件，关系到国家人才培养质量。本研究拟采用Nvivo定性数据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厘清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演进历程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在未来制定、实施与优化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提供理论参考，提升职业教育教材质量。
一、研究设计
（一）政策文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威部门颁布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相关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政策文本主要来源于教育部、政府网站和北大法宝网等公开资源网站。由于涉及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政策文本数量众多，本研究按照以下原则進行筛选：一是选取由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部委颁布的政策文件，地方文件未纳入其中，以确保文本选择的权威性;二是对信息不完全或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相关性较弱的文本进行剔除，以确保文本选择的准确性;三是选取法律法规、意见、决定、通知等直接体现政府对加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态度与措施的政策文本，以确保文本选择的规范性。研究最终整理出40份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相关的政策文本，时间跨度为1983年—2020年。
（二）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政策工具类型为X维度，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为Y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达成政策目标而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是政策体系的基本单元。本研究采用施耐德（Schneider）和英格拉姆（Ingram）的研究成果，将政策工具类型分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象征与忠告工具和学习工具[1]。权威工具是指政府运用政治权威实行强制性规定以达成政策目标，本研究把法规管制、目标规划、制度建设和总体要求纳入权威工具范畴;激励工具是指政府通过正向或负向的反馈以引导目标群体产生行动，包括监督惩处、奖励机制、经费补贴、试点示范和政策优惠;能力建设工具是指政府为个体、群体或机构提供信息、培训、资源等，以便作出决策或开展活动，包括基础设施、技术培训、科技信息、人力资源和资金投入;象征与忠告工具是指政府从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引导目标群体采取政策相关行动，包括创新建设、鼓励号召、环境氛围和舆论宣传;学习工具是指目标群体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所选择的学习行为，这是一种过程性的工具，一般不体现在政策文本之中[2]。
本研究以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文本内容为Y维度进行分析，运用Nvivo软件对分析内容进行质性编码。Nvivo软件是美国QSR公司开发的定性数据分析软件，其质性编码基础为强调自下而上对资料进行逐层深入分析的扎根理论。首先，运用Nvivo外部数据导入功能将40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相关政策文本导入软件中，认真阅读文本，逐句分析，选取原始语句进行一级编码，形成主要参考点。其次，将相似性较高或相互关联的一级编码参考点内容进行再次整合，完成二级编码，如将“鼓励学校编写校本专业教材”“职业院校开发适应新岗位需求的校本教材”等多个参考点归纳为“校本教材”这一子节点。最后，对二级编码所生成的子节点进行进一步凝练和概括，如将“教材改革”“教材规划”“教材评价机制”“教材修订”等归纳为“教材管理”父节点，完成三级编码。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借助Nvivo软件编码功能，本研究对手动编码所形成的639个参考点（其中，政策工具类型维度的参考点有328个，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维度参考点有311个）进行进一步分类和梳理，形成38个子节点和8个父节点，从而描述1978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工具类型以及政策文本内容发展变化的整体情况。
（一）X维度：政策工具类型维度分析
根据政策工具分类要求，本研究统计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工具的使用分布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所覆盖的政策工具类型较为全面，四种工具类型均有涉及。同时，政策工具也呈现出非均衡性特征，即权威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象征与忠告型工具次之，再次是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少。
1.权威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子节点分布较为合理，但目标规划工具有待重视。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中运用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是权威型政策工具，覆盖率为46%，涉及材料22份、参考点151个。在子节点中，法规管制出现频率最高，占比30%;总体要求和制度建设次之，分别占比27%和25%;目标规划出现频次最少，占比18%。首先，权威工具使用频率高说明政策制定部门偏好采用行政及管制措施来加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较为注重时效性。诚然，权威型政策工具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等优势，但作为一种强制性手段，如果在教材建设中过多使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不利于调动相关部门参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积极性，难以提升教材建设质量等。其次，在子节点中，起导向作用的目标规划所占比例较少，说明政策制定部门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系统性规划较为欠缺。目标规划是政府在出台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时，对教材建设总体目标及阶段目标的长期计划和系统考虑，关系到教材建设的整体格局。目标规划使用不足可能会使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难以产生最大效益，不利于教材建设的有序推进与质量的持续提升。
2.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使用合理，内部结构较均衡。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覆盖率达到24%，共涉及28份政策文本、78个参考点。从子节点来看，环境氛围提及频次最高，占比35%，说明政策制定部门较为重视教材与环境的适应性，如按社会需要更新教材内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舆论宣传占比28%;创新建设与鼓励号召分别占比19%和18%，内部结构较为均衡。可见，在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使用中，政策制定部门主要以营造教材建设积极环境氛围以及进行舆论宣传为主，强调要大力加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提出教材建设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要结合各地实际发展特点及产业水平等，表明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教材的实用性。与此同时，教材的创新建设与鼓励号召也是近年来政策关注的重点，例如：“创新教材建设”在政策文本中提及多达6次;从政策层面号召多元主体参与教材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广大教师、行业协会等多方联合编写教材;提倡创造性地开展教材建设工作，有效提升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质量。
3.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配置合理，但内部结构失衡。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的参考点有70个，占总频次的21%。其中，基础设施使用频次最高，达41%;人力资源和科技信息使用较为均衡，分别是27%和22%;技术培训和资金投入使用频次较低，仅占6%和4%。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能反映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所需的各类资源是否合理。总体而言，能力建设型工具在政策工具使用中配置均衡，有利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基础能力的加强。但从子节点可以看到，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主要集中于硬件设施，如建设教材出版基地、强调发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职教研究机构的作用等，而在软件支持方面，如技术培训和资金投入上的使用频次较低，相关政策有待进一步明确。例如：政策中虽然指出要做好教材开发能力培训、教师培训等，但是却没有明确培训的具体实施方案、培训主体和责任主体等;虽提出要增加教材建设经费投入，但对于经费从何而来、如何分配等问题却未提及。
4.激励型政策工具使用匮乏，且内部结构不均。激励型政策工具是使用频率最低的政策工具，覆盖率仅占9%，涉及材料10份、参考点29个，表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所采取的激励型措施较少，不能满足国家号召多元主體参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要求，不利于提升各界参与教材建设的动力及积极性。从子节点来看，在激励型工具中，试点示范、奖励机制、经费补贴和政策优惠等正面强化措施使用总频率为45%，而监督惩处子节点出现频率为55%。可见，监督惩处工具使用过于频繁，其他工具则使用不足。例如：针对经费补贴的政策措施仅有两条;在政策优惠方面，提出给予资助职业教育的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税收优惠政策，但却没有进一步完善具体措施，激励性不足。这表明，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上，政策制定部门偏向于采用硬性手段，较少采用激励型措施。因此，未来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中，激励型政策工具的正面导向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Y维度：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为深入探究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实效，在X维度政策工具类型基础上，本研究引入Y维度指标，编码形成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节点和参考点数量及覆盖率统计表（见表2）。
由表2可知，政策文本中所提到的教材内容方面的参考点数量最多，共98个参考点，有29份政策文件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为社会需求和开发创新，这表明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过程中，政策制定部门重视开发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及具有创新性的教材。而教材内容中使用频率最低的为学生需要，仅占9%，这表明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中，学生需要未被充分重视。其次是教材出版，共94个参考点，有18份政策文件提及。从其内部结构来看，教材编写出现频率最高，占38%;出版发行占比最少，仅占14%。这表明政策制定部门对教材出版的前、中期管理较为严格，而对后期出版发行的监管力度有待提升。再次是教材管理，共涉及19份政策文件，包含62个参考点。从其子节点来看，教材规划提及次数最多，占42%;教材修订和教材改革次之，分别占24%和23%;教材评价机制仅占11%。这表明政策对教材出版后学生、教师的使用感受以及教材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等关注度不足。最后是特色教材建设，共涉及26份政策文件、57个参考点，但占比仅为18%。从其子节点来看，国家规划教材和专业教材占比最高，因此，未来应加强职业教育地方教材、精品教材、实习实训教材、校本教材和特色教材等教材建设。
综上，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对学生需要和特色教材建设的关注度不足。在学生需要方面，政策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成长规律、认知特点等有所提及，但较为笼统且频率不高，文本更加关注行业企业生产发展状况，考虑教材与社会的契合度。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文本，教材内容的选择如果忽视学生需要和兴趣，背离学生生活情境，其功效将会大打折扣。在特色教材建设方面，相关政策文本出现频次低，操作性不强。例如，在实习实训教材建设方面，相关政策强调学校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实训教材，但关于责任主体与分工明细等都无具体规定。总之，对学生需要和特色教材建设的关注度不足，容易使教材内容与学生需求脱节，失去职业教育特色，从而不利于职业教育教材的长远建设。因此，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应进一步聚焦学生职业素养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培养时代新人[3]。
（三）X维度与Y维度的交叉分析
本研究将政策工具维度和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维度进行交叉分析，探索两者的二维关系，构建了二维分布表（见表3）。
从纵向看，权威型政策工具在整个二维交叉表中出现次数最多，达76次，占比44%;激励型政策工具最少，仅6次，占比3%。这说明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过程中，政策制定部门倾向于采取强硬的话语体系来规定相关内容，缺少激励性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材建设，以共同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质量。从横向看，教材出版和教材管理均以权威型政策工具为主，分别出现29次和14次，而激励型政策工具分别出现1次和2次，这表明政策制定部门倾向于采取命令、管制等硬性手段对其进行监管，而较少采用激励机制推动教材建设工作，体现出一定的强制性。此外，在教材内容和特色教材建设方面主要以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为主，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激励型政策工具仅出现2次和1次，这表明为教材建设所提供的信息、资源等有所欠缺，激励动力较为薄弱。
从政策工具类型和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双维度交叉分析看，政策工具在教材内容建设上的运用均衡度有待提升。具体而言，权威型、象征与忠告型、能力建设型和激励型四大政策工具对教材出版、教材管理、教材内容及特色教材建设等四大教材建设政策内容都有干预，但选择倾向性显著。教材出版和教材管理均以权威型政策工具为主，具有号召和激励作用的象征与忠告型、激励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策执行主体的积极性。教材内容和特色教材建设则以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为主，辅之以权威型政策工具，体现为一方面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教材建设，另一方面却运用强制性话语体系对教材建设提出高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不利于营造教材建设的积极环境氛围。此外，教材内容的开发与完善、特色教材的建设都离不开与行业企业、社会力量的深度合作，而激励型政策工具运用匮乏不利于多元主体深入参与教材建设。从X维度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工具与Y维度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文本内容匹配性的整体情况看，呈现出权威型政策工具使用冗余、激励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的演进历程
本研究运用Nvivo矩阵编码功能，将1978年至2020年国家权威部门颁布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相关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梳理出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演进历程。
（一）恢复建设阶段（1983—2004年）
1978年以后，为恢复职业教育教学秩序，国家在中等教育结构方面进行改革，职业教育取得了初步发展。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方面，国家主要采用权威型和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号召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社会各方面齐心协力，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93年，《关于职业技术教育教材规划工作的意见》以及《国家教委关于职业技术学校教材选用工作的意见》颁布，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逐渐步入正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中的命令性话语及宣传、号召等方式使用较多，较为重视教材出版和教材管理，而对教材内容和特色教材建设的关注度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在恢复建设阶段前期，职业教育采取学科型教学模式，职教教材多与普通教材相似，且为尽快推动职业教育的恢复发展，国家采取中央统一领导、各级部门分工管理的教材管理体制，教材建设相关政策文本较为突出共性，忽视个性。
（二）曲折探索阶段（2005—2016年）
这一阶段，权威型和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仍是国家进行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重要工具，激励型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有所上升;同时，国家加强了对职业教育教材内容和特色教材建设的管理，对教材出版和教材规划的关注度降低。2006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启动新一轮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工作，从教材内容方面着手提升职业教育教材质量。2012年，为解决“十一五”期間教材建设出现的若干问题，《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对教材建设进行统筹规划、改革创新，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职业教育教材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的针对性、特色性。整体来看，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是在摸索中前行，国家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对教材建设提出新要求，虽然过程艰难，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三）深化发展阶段（2017—2020年）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的曲折探索，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逐步进入深化发展阶段，各类政策工具使用频率皆有提高，政策工具运用结构逐渐完善，激励型政策工具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大幅提升。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步入信息化社会，外界环境变化从各个层面刺激、影响着教材建设，在为教材建设提供资源、促进教材建设的同时，对其创新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这一阶段，国家进一步加强对教材出版和教材内容的规划与管理，重视教材中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此外，校企双元合作开发教材，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形态教材，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开发信息化资源等都是“十三五”教材建设的新亮点。然而，这一阶段在加强教材出版和内容建设、促进教材管理的同时，却忽视了特色教材的建设，校本教材、地方教材、实习实训教材等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教材建设有所松懈。2019年，教育部颁发《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在规范和加强职业院校教材建设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为“十四五”时期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制定与完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的建议
（一）均衡使用政策工具，完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运用体系
首先，要适当减少权威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为进一步体现教材建设政策的包容性，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应适当减少权威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通过激励型政策话语来吸引各行各业专家、学者、优秀教师等参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壮大教材建设队伍;同时，鼓励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教材建设经验。其次，要均衡使用能力建设型和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目前来看，这两类政策工具的使用较为合理，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对教材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应为教材建设提供更为完善的技术培训、资金等支持。一方面，要做好教师培训工作，提升教师选用、开发教材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透明的教材建设资金管理机制，为教材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最后，要增强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效力。当前，激励型措施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有效加大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鼓励、吸引各领域专家学者、行业企业能工巧匠等参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教材建设[4]，营造行业企业、学校、相关行政部门共同建设教材的良好氛围。
（二）關注学生需求和特色教材建设，提高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质量和针对性
在关注学生需求方面，一方面，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要符合职教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特点，在内容设计、插图选择、篇目编排等方面应更灵活、多样，吸引学生注意力;另一方面，教材建设应体现职业性，根据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需求，在内容上增加案例、操作技能比例，在形态上加快新形态教材建设，如“活页式”教材、“手册式教材”、立体化教材等的普及与运用。在特色教材建设方面，《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要引导地方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教材，鼓励职业院校开发反映自身特色的校本教材，对我国“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未来，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管理部门在注重国家规划教材建设的同时，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特色教材的规划与引导，探索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规律，促进职业教育将育人育才和技能培养相结合，创新开发职业教育特色教材[5]。
（三）注重政策工具和教材建设内容的二维整合，充分发挥政策效力
通常来说，政策工具只有在以政策工具特征为一方与以政策环境、政策目标和目标受众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相互匹配的时候，才能被看作是有效的政策工具[6]。因此，政策工具的选择应充分考虑与政策内容的契合度。在政策对象方面，由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涉及多方主体，因此，我国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方需要，兼顾各方主体，增加能力建设型和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注重吸收各界能工巧匠、行业企业代表、优秀教师等参与编写教材。在政策环境方面，一是要提升激励型和象征与忠告型政策工具在教材出版上的使用频次，建立优质建材出版示范基地，加大教材出版经费投入;二是在教材管理上要运用信息化管理模式，促进教材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高效化;三是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实施人性化管理模式，减少权威型政策工具，适当增加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在政策目标方面，政策工具的选择既要适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整体目标，又要综合考虑教材建设的阶段性目标。这要求在选择有利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整体发展及质量提升的政策工具时，也应充分考虑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所处的不同阶段，根据阶段性的现实特征，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方式，实现政策工具与教材建设内容的有效整合。例如，在教材建设的深化发展阶段，应提高激励型政策工具在特色教材建设方面的配置比例，以进一步提升政策工具类型和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内容的契合度。未来，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政策应注重政策工具类型与教材建设内容的交叉使用，加强二者的二维整合，切实推进职业教育教材的系统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SCHNEIDER A，INGRAM H.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J]. Journal of Politics，1990，52（2）：522.
[2]陈学飞.教育政策研究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4.
[3]孙诚，宗诚.新时代职业教育教材：时代背景、内涵要求与实施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8）：10-14.
[4]靳玉乐.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教材体系[J].课程·教材·教法，2019，39（7）：4-8.
[5]张云河.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三维图景阐释[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2）：45-48，52.
[6]唐贤兴.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对“运动式治理”的一个解释[J].学习与探索，2009（3）：59-65.
[责任编辑 贺文瑾]
Research on the Policy Tex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in China
CHEN Lijun， WANG Min
Abstract：
Based on Nvivo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this paper encodes 40 policy tex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with authoritative， capacity-building， symbolic and advisory and incentive policy tools as the X dimension， and the cont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policy texts as the Y dimen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in China is unbalanced， the attention of students"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 textbook construction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content is unbal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recovery construction， tortuous exploration and deepening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In the fu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make balanced use of policy tools and improve the policy application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stud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extbook，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pertin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pay attention to the two-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textbook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policy tools; Nvi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