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理性问题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重大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使得传统中在理性主导下不受重视的个体性、相对性、多样性、丰富性等价值重回人们的视野，利奥塔、福柯就是这一时期哲学家的重要代表。利奥塔的“异识”说提出了元叙事崩溃之后后现代科学知识确立合法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语位链接”，在赋予事件无限意义的同时，重新赋予了主体自由。福柯一方面以知识类型的划分为出发点，提出“人的死亡”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再次展现了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的可能性。
【关键词】 理性;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福柯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2）05-0062-03
一、何谓理性
人类哲学发展史贯穿着对于理性的思考。
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将哲学的视角从自然转向了人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内心蕴含的原则，并开始运用这些内在原则规定外部世界。柏拉图用“四线段”说明两个领域、两种知识的区别，他将理性知识与幻想、信念、数学区分开，将理性知识与哲学，与辩证法相等同。他将灵魂区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理性控制思想活动、激情控制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支配着肉体趋乐避苦的倾向。他认为理性把人和动物分开，是不朽的。同时，理性对应着智慧，是灵魂的不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灵魂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灵魂学说，并做出一个著名定义：人有理性的动物。从此，人与理性开始不可分割，并且随着哲学的发展这种联系不断加深。
中世纪，理性成为神学和信仰的助手，频频被卷入神学与哲学的论辩中。理性辩护主义的代表奥古斯丁在上帝存在的知识论证明中提出，“理性却认识这一切，并认识自身。因此理性拥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而在他的“光照说”中，感性和理性作为人最基本的两种认识能力，感性搜集材料、理性运用规则将这些材料加以分门别类的整理。早期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表示辩证法可以用作解决神学问题的理性工具。他的口号是“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在他的论证里，上帝被界定为“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存在”，如果上帝仅仅存在我们之中，他就可以成为更伟大的，那么，上帝就会成为“可以成为更伟大的最伟大的可能存在”，因此，为了避免这个矛盾出现，“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存在”必定在现实中存在。
17世纪和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人乃思想的实体，人的本质在于心灵，心灵的本质不是智能，而是意识，即认识到某人自身的思想及其对象。斯宾诺莎认为只有理性可以让人摆脱动物性的奴隶。而休谟主张，意志被因果性赋予了必然性。康德说，“人类知识有着两个来源，它们或许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它们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后者，它们被思想。”因此，知识就是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共同作用的事情。但是，虽然我可以将作为一个认知者的我自己和认知对象区分开来，我却永远也不能知道事情自身是怎样的，因为当我认知它的时候，我仅仅是如同我有着特定结构的心灵允许我的那样认知它。康德论证说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人类心灵是不可能达到对实在全体的理论认识的。而黑格尔则提出了这样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提出，实在的实质是思想、理性，最终的实在是绝对理性。他认为，在理念中，主观的东西（形式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质料的东西）处于统一之中。但是理念包含自己的辩证过程，即生命、认识和绝对理念。这样，理念乃是自我意识的范畴;它在其对象中认识自身。因此黑格尔逻辑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就是从最初的存在概念不断运动最终直到理念概念。
19世纪中叶，叔本华、尼采开启了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理性在传统哲学中的主导地位，但是非理性主义本身所具备的不彻底性或温和性限制了它对理性的批判。紧随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承担起了批判理性的任务，明确地指出了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极权性和压迫性，并且提出“公共理性”“交往理性”等后现代哲学的理性概念，中和了近代理性的无限性，重新确立了人应当应用有限的智慧寻求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愿景。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理性与主体
近代理性的无限性特征具体体现为同一性原则，这种同一性原则把寻求最高价值作为人存在的终极目标，认为真正的东西是在时间和历史之外存在的永恒之物。但是这样导致的弊端就是：易使人们过分注重统一而忽略多样性、差异性的价值，从而导致边缘文化和生存方式的消失;过分追求最高价值而忽略现实中的人与生活，从而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在理性星空下人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开始了重拾人类主体性的尝试。
利奥塔以“异识”为出发点的语位政治学为确定人的主体性原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异识”的第一层意思是指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利奥塔一直强调微观叙事，他认为传统理性主义者对于知识同一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元叙事”。利奥塔认为，近代科学知识合法化，主要依靠两种“宏大叙事”，其一为思辨性的宏大叙事，即人类的生命或黑格尔的“精神”可以通过知识的累积而不断进步。知识话语只有在“精神”进程之中占有一定位置，才能够具有真理的价值;其二为解放的（或自由的）宏大叙事，认为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在这个叙事中，知识被看成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基础，因而，知识的发展受到了尊重，因而是它们将人们从人性的痛苦中解放出来。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这两种元叙事也逐步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元叙事：性能叙事，即知识从它的内部体系来说，必须被转译为一种信息;从它的外部的运用来说，必须能够成为在市场上加以出售的商品。知识必须要符合一种原则：效能最大化的原则，即输入尽可能少而与输出尽可能大。
利奥塔揭示了普遍理性的困境，他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即是我们在现代性的行程中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等，这些都与理性主义勾画的理想蓝图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利奥塔引入了“后现代”的概念。利奥塔看到了“效用”原则对研究活动的冲击，他认为，科学研究的进步是由于不断地有来自体系外的内容、因素冲击着原来具有完整性和同一性的体系，然而效用原则的介入或者说资本力量的介入，使得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研究资助而放弃“真”的原则，转而服从“效用原则”。效用原则似乎成为整个社会所遵循的原则，教育也不例外。利奥塔说：“即使效用原则不总是在帮忙制定政策，总的看来它使高等教育机构臣服于现实权利。”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完全丧失原有的“展现全部知识”的伟大职责，而是说，高等教育机构不再专注于知识或真理的传播，反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功能性或服务性的机构。显然，如果说后现代科学知识与元叙事无关，那么也该和效用原则保持距离。因此，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科学知识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有关知识合法规则的话语（明确地）存在于知识自身。”也就是说，知识的合法规则在于从知识的自身之中展开追问，以悖论的形式，产生新的成果、新的论断。这样，科学将摆脱决定论的形式，在未定性中突破总体性，在悖论中突破一致性。然而随着元叙事的解体，作为把握着总体的人类主体也面临着被解体的命运，这就是利奥塔的知识分子理论。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知识话语各自为政，呈现出一种异质的、非总体化的特征，因此主体将会由于不同的知识原则而被分解，从而将会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正如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功能与功能之间是不能直接过渡的，因此，一种社会功能的承担必定会影响另一种社会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越来越多拥有着专业技术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走向政府、公司、社会管理等部门，接受着在“效用原则”下公认的考核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他们从原本追求“真”原则的、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慢慢异化成为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最大产出比的员工。因此，利奥塔认为，面对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再是提供新的普世的元叙事，而是应该对社会做具体的微观的分析，像福柯提倡的那样，做安于特定领域工作的“特殊的知识分子”。
语位的独特性是“异识”的第二层含义，即是语用事件之间的不可通约。利奥塔区别了“表象”和“处境”。他认为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是每一个语位在“发生”时都必需的四个事例，即，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它是没有具体内涵的“表象”，只有将表象限制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语位的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才有了具体的内涵。如此一来，我们永远不能到达语位最本源的意义，也不存在着对意义的唯一正确的再现;意义的阐释将变得多样化，每个人对一个事件的阐发都是他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加入自己的特定理解后将其再语境化的过程。语位链接的规则是：“链接是必然的，如何链接则不是必然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突破既定的规则，创造新的链接，感受在“此刻”这一瞬间“事件”所绽放出来的无限可能。创造新的链接，就是利奥塔在他的语位政治学中赋予主体的自由。通常情况下，在语言环境中，人会作为倾听者和说话者存在。作为倾听者，人无法跨越时间、历史，凌驾于他人和传统之上;作为说话者，却可以自由的选择某种链接方式来“语境”化事件的“表象”，甚至用一种新的链接方式来打破事件原本由确定的规则所赋予的意义或价值，从而展现出事件的无限可能。
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福柯认为，精神病学、医学、人文科学知识，都应该被看作是关于人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由人构造出来的，而且也施用于人本身。也就是说，在知识权力框架内，知识的主体同时也是知识的客体。他在《词与物》中他把 16 世纪以降的西方文化分为四个“知识型”时期：16 世纪的文艺复兴知识型、17 至18 世纪的古典知识型、19 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以及当代知识型。他认为，在古典知识型时期，科学话语将人规定为在经验科学中讲话、劳动和生活着的主体，此时的人，只是具有抽象的人性，而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在进入现代知识型时期，人类开始将各种历史条件、时间等因素纳入知识，“成为知识对象的内在因素，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诞生了”。但是，他也承认人的有限性，伴随着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人文科学中作为知识观念的“人”也终将会消亡，而与之相关联的“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也将会消亡。这就是福柯“人的死亡”的观点。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由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所以，继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之后，福柯宣布人的死亡。
福柯受到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启发，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关心自己”就是“是个人的生存过程中一种永久的刺激的原则、行动的原则、焦虑与担忧的原则”，这是它的第一层含义。另外，关心还是对自我保持警惕、警醒的一种形式，借此个人时刻对自己加以反思，只有经过自我反思与醒悟才有能力关心他人。最为重要的是，关心包含一系列的行为、实践及技术，也就是说，关心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或反思能力，它更是一种实践智慧。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认为，关心自己的实践及作为关心的主体——“自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关心模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他说：“在关心自己的历史中，认识自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或功能。因此，认识自己所展现的知识内容也不会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同的。这就是说，需要加以探索的各种知识形式本身也不是相同的。这也意味着，由对自己加以反思所构成的主体本身，不管是适合于哪一种关注样式，也是会改变的。”对于主体如何能够认识真理（自我的真相是其中之一），福柯提出“精神性”，即“为了达至真理所经历的必要的转变……是一整套的探究、实践与试验，诸如净化、禁欲苦行、弃绝、目不斜视、改变生存等，这些都是为了通达真理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主体以及主体的存在”。在福柯看来，精神性与真理具有三重关系：第一，主体并不具有先天的获得真理的权利或能力，因此，精神性要求主体必须通过转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对自身展开思考从而改变它使事物展现在面前的方式;第二，“没有主体的转向或主体的改变，就不可能存在真理”，这种主体的转向或改变主要通过爱和劳作这两种方式来达成;第三，一旦通达真理的通道被打开，真理會对主体产生“返身效应”。即是说，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而真理也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主体达至自身的完满状态。
三、小结
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理性从最初只作为人与宇宙心灵相通的思辨，到作为神学和信仰的助手，再到形成囊括宇宙万千问题的理性哲学体系，理性一步一步确立了它在哲学领域乃至人类社会领域的主导作用。但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问题逐渐突出，在理性笼罩下人的主体性、差异性、丰富性等价值被忽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注意到了在理性星空下人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开始了重拾人类主体性的尝试。这一尝试包括利奥塔的异识论，他提出了元叙事崩溃之后后现代科学知识确立合法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语位链接”，在赋予事件无限意义的同时，重新赋予了主体自由。福柯一方面以知识类型的划分为出发点，提出“人的死亡”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关心自己”，再次展现了主体通过转向自身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在知识经济日趋壮大、个体价值逐渐迷失、各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思是积极的，如何才能在资本盛行的现代社会找到自身，确立自我，这应当是每位现代人思考的问题，如何在偌大的星空下找到自己的方位和方向，更应当是现在正处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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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佳，女，四川绵竹人，硕士，电子科技大學成都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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