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伦
近年来，90后的青年作家们创作势头非常强劲，孟祥鹏便是我关注到的其中之一。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绝少看到那种故弄玄虚、天马行空，而且他在小说创作姿态上的认真和较劲，也是年轻作者中比较少见的。本文试图扫描他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0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发表在全国多家文学刊物上的7篇小说作品，通过仔细品味和认真考校，去感受他那冷静沉稳的现实叙述语境，洞察他丰沛饱满的文学情怀。
《一颗叫Summer的星》
（发表于《广州文艺》2021年第5期）
通常来说，青年作家的思维趋向比较多元，以不拘一格的构想力见长，这点在孟祥鹏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而《一颗叫Summer的星》却使用了相当老辣的语言风格，努力探及都市人群内心深处的细腻柔软，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精细入微的情绪与流浪动物保护的筚路蓝缕有机地嫁接在一起，故事的每个推动节点都被置放在有据可依的情态里，因此作品无论在情节张力上还是主题意蕴上，都显得完整而充盈。
流浪动物保护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议题，虐猫、虐狗事件经常在网络上引发大规模的关注与讨论，这篇写于“风口浪尖”上的小说不仅具有极大的题材价值，同时其独特的切入视角、开阔的表现范畴也能让读者在咀嚼中感悟到世情的驳杂。把现实问题融进文学艺术宽广的意境之中，以悬念揭开的方式逐步剥离出人性在特定场域里的犹疑与晃动，这种前后对比的强烈反差效果，极大地引发了读者的共鸣，并且，也体现出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试图对文本普适性把握的一种尝试。我认为可以将其看作是其创作历程中的一次升华。
《金先生的编织袋》
（发表于《湘江文艺》2021年第2期）
这是一篇描写父子关系的小说，故事围绕着主人公金先生与儿子金杰鲁的矛盾冲突而展开，把一个细腻敏感、爱讲究、做派极度守旧的退休老人刻画得入木三分，充分展现了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不凡功力。
金先生用一种格格不入、惺惺作态的方式，把自己活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他与妻子之间那些莫名其妙的较量一直持续到妻子离世，与儿子杰鲁日积月累的隔阂也切断了他们所有的情感往来。他与家人、邻居，乃至全世界作对的“怪癖”，可以说为我们研究文学意义上的“心理顽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本。金先生最后在儿子自尽未遂、处于生死边缘时幡然醒悟，那种贯穿了全篇同时也几乎贯穿了金先生一生的漫长对峙终于结束，温暖的泉流弥漫，交织在语言和结构中隐忍不发的艺术感染力也在此处得到了彻底呈现。
作者本人在创作谈中曾表示，这篇作品的创作缘起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这看起来与“父子关系”好像是两个难以关联的主题，但其实如果换个角度去解读作品的话，我们不难发现，金先生身上被赋予的不安全感正是文本叙述的力量之源，而父子关系问题则是这股力量的外在表征，二者非但互不冲突，反而构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体用关系。这种关系也为我们探讨审美接受问题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
《开花沼泽》
（发表于《雨花》2021年第7期）
《开花沼泽》在角色塑造以及主题表达上都是颇为典型的“小镇叙事”。蝴蝶发廊的老板娘崔兰心与闭塞落后的榕镇百姓首先构成了人物的色彩差异，她长着密密麻麻的“天鹅绒”般的头发，深夜喝红酒、听留声机，逢人就用普通话问候“你好”，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特质不禁令“我”和表哥为之着迷，并对她产生了异样的情愫;其次，年幼的“我”时常在孩童身份的掩盖下“行恶”，从而加速了表哥这一角色的悲惨结局的发生，是作者对身份界限问题与情感伦理问题的交叉探讨。表哥远走他乡后，虽然“我”获得了与崔兰心接近的机会，但却也因此背负着难以言说的罪恶感，寝食难安;美乐街的小混混们把曾经对表哥使用的暴力手段全部转移到了“我”身上，“我”日复一日地被他们殴打、羞辱，非但没有逃避，还一直把它当成赎罪的方式，最后却意外得知他们的这种殴打并不是“我”所以为的替天行道，反而是出于嫉妒，是出于觊觎崔兰心的姿色却不敢靠近的一种纯粹暴力发泄。真相的揭开，给故事增添了一种荒诞的悲剧意味。
《开花沼泽》把以崔兰心为代表的先进文明和小镇百姓所代表的落后文明之间的冲突通过“性别吸引”表现了出来，同时还融合了以“林画家”这一角色为载体的理想追寻的概念展示，从而实现了对落后、封建的批判，虽然主题略显陈旧，写得却是极尽新意。
《飞去来兮》
（发表于《莽原》2021年第6期）
也许是囿于这个年纪的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中难以见到对宏观世界的体察和时代命运的把握，更多的是关注个体层面的情绪情感问题，孟祥鹏的作品亦是如此。他特别擅长表达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波澜，尤其是若即若离的亲眷关系，对此的刻画、展示、抒发、反思都拿捏得相当到位。
《飞去来兮》讲述了一个从小就喜欢画画的女孩坚决抵制父权压迫、勇敢追求梦想的故事。她的父亲是一位打造“飞去来器”的工匠，对儿女性格的锻造也像对待他的工作那样，任何时候都想要掌握得分毫不差，要求他们必须严格遵照自己的安排和规划。在这种几乎让人窒息的环境下，儿子毅然选择了离家出走，远赴美国学习自己热爱的大提琴;女儿虽然还留在父亲的身边，但也始终没有放弃与他的对抗。小说将两代人的交锋在感性维度上进行讲述，在理性维度上进行探讨，同时还较为深入地涉及到了青年人敏感的婚恋话题，显示出作者在有限的文本容量里把握复杂主题的意图。作品以父亲病危开篇，到父亲离世结束，尽管作者早就给了我们暗示，但整体的哀伤氛围依旧无从阻挡。父亲暗地里斥巨资购买了女儿的画作，临终前在病床上又留给儿子一张他最喜爱的唱片，浓郁的舐犊深情虽然没有宣之于口，但其内心早与儿女达成了和解。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发表于《野草》2020年第6期）
这篇作品描写的是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底层青年困境问题。小说主人公杰森在大城市苦苦挣扎，面临并承受着家庭、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压力，是当前社会极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下万千底层青年的一个缩影。动物园的管理人卡夫，以及杰森的老板在文本中属于同类项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惨无人道的行为，隐喻了价值榨取问题和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此外，妻子在日常生活承担中的缺席，也是青年婚姻中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作品中虽没有正面展示杰森在夫妻关系中对待妻子的态度，但我们从文中对主人公恍惚神态与疲惫生活的描写也可窺见一斑。
杰森沒有反叛规则的途径，也找不到指责妻子的理由，因此只能通过拼命劳作换取微薄的收入，以维持现有的生活状况。除去公司的正常工作，他同时还做着数份兼职，常年缺乏休息与营养不良，使他的身体状况变得极度糟糕，经常晕倒甚至产生幻觉，各种挤压之下，杰森的生存状态危机四伏。作者通过这样一些绵密的叙述，构建出一个个真实可触，同时又裹挟了一些缥缈色彩的底层生活场景，在此基础上，又创造性地通过“幻想”出来的房客小李与动物园里那只别人看不见的白孔雀，勾勒出主人公昏暗生活里为数不多的光亮，这是本文构思中的一个亮点，也是主人公内心渴望挣脱现实束缚的一种外化。
《八十六楼的摩天酒店》
（发表于《椰城》2021年第4期）
《八十六楼的摩天酒店》这篇小说将两个青春故事进行了交错叙述，是比较能彰显青年作家打破成规、追求技法创新的一篇作品。渴望摆脱原生家庭束缚、梦想成为大歌星的表姐杨彩虹，和千方百计逃离富人阶层、勇敢追寻自由生活的艾米，两条看起来似乎永远无法交会的人生轨迹，作者却通过酒店保安冯春山的叙述，巧妙地将它们扭结到了一起，在一系列非线性的叙述中，突出展现了“所爱非所得”的情感命题。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者所贯彻的就是这样一种原则，作品所呈现的青春与我们印象中五光十色的青春定义不同，它更像是一道闪闪发亮的伤口。无论杨彩虹还是艾米，她们穷其心力所追求的东西，最后都如同一道幻影，明明应该唾手可得，却在因缘际会中错过、失去了。另外，小说行文结构采用了一种打碎重组的方式，让整篇作品在阅读体验上呈现出一种复古的“先锋”色彩，在文学潮流被淡化的当下，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大部分创作者的自觉意识，《八十六楼的摩天酒店》便充分展现了作者在结构上的追求，既让复杂的情节连贯圆融，保留了可读性，同时又恰如其分地对结构方式进行了探索，在艺术性与通俗性上达到了平衡。
《彗星姑娘》
（发表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10期）
我认为青年写作者们应当受到关注和鼓励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非凡的创作活力——不急于定义自己，不盲目跟从潮流，写作过程中很少被外界的声音所钳制，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孟祥鹏的《彗星姑娘》是一篇叙述风格非常鲜明的作品，阅读过程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既蕴藏在作品的遣词造句中，也体现在由故事、人物等搭建起来的鲜活场景中，可以说这是文本内外共同造就的一种力量。
霍兹太太是远近闻名的“扫把星”，她“克”死了自己的父母、儿子、女儿以及丈夫，所有人都觉得她晦气，不仅如此，年老体衰的她还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把小偷冯春山错认成自己去世多年的丈夫。冯春山的女友胡珊致力于写小说，却一直没有发表机会，她在创作遇到坎坷时会把烦恼转化成怨气向男友发泄，认为他像霍兹太太一样，是自己命中阻碍运势的扫把星。随着她与一位杂志社副主编恋情的发展，她的发表心愿逐渐达成，最后彻底与冯春山决裂。种种巧合之下，小偷冯春山与扫把星霍兹太太两个人之间有了交集，他们相互的心灵救赎也成为了本篇作品叙述的焦点。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扩张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交流获得了极大便利，同时碎片化的信息也让人们逐渐丧失了不少心灵沟通的机会，因此很多作者对于私人化、情绪化写作趋之若鹜，尤其是在年轻写作群体中，这种追求个性的叙述方法成了他们的首选，像孟祥鹏这样能够坚持纯虚构写作、追求逻辑自洽以及意义开拓的创作者，相比之下就显得颇具价值，他似乎对“可能性”没有太多兴趣，反而执着于对某些“不可能性”的探寻。
通过本文所涉及到的7篇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孟祥鹏在文学创作上以比较成熟的姿态亮相，但目前来说，他仍处于对自身风格的积极寻找、完善阶段。所谓风格对于一名作家来说不见得是十全十美的好事，但辩证地去想，它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属性，是其创作生涯的安身立命之本。文学发展有过程，一名优秀作家的成长必然也有其过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坚信，青年作家们在经历磨炼之后，定能以文学之名，肩负起文化传承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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