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
若要列举中华民族的霸气语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至少排名前三。不过跟多数国人的本能印象不同，这话并非出自汉武帝之口。其版权本来应当在西域都护甘延寿手中，但历史还是归给了他的副手、西域副校尉陈汤手上。而陈汤固然因此史册流芳，同时又是确定无疑的贪污犯。
陈汤是山阳郡（今山东巨野东南）瑕丘县（今山东兖州东北）人，字子公。他自幼喜爱读书，知识渊博，文章也写得漂亮。看得出来，他家世不错，有能力读书。在当时，书即厚重的竹简，是上等人家的专属特权。不过这种好日子并不长久，他年龄稍大便赶上家道中落，不得不四处借贷甚至乞讨。到处借钱的人，历朝历代都不会受欢迎。他在家乡的声望因而很是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想原地发达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当京漂儿，便去长安捞世界。他到底是有才华的，因而很快便谋得了太官献食丞的职位。太官属于少府，掌管皇帝膳食，献食丞为其属官。虽然卑微，但能给陈汤提供一份俸禄。
要想发达，得有贵人成全。没过几年，富平侯张勃便成了陈汤的朋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汤有了升职的机会，但这时机非常不巧，其父去世。按照礼制，无论多大的官都得奔丧守孝。陈汤回家了吗？当然没有。机会来得如此不易，他实在舍不得放弃。最终结果是，不但他自己获罪下狱，而且带累张勃也被削夺了两百户食邑。
无法评价陈汤的这个行为。说他不重礼法而重利益固然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言之凿凿，但很有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我们无法确知其家庭状况。也许他的家庭比他自己更需要这份提拔，以及随之增加的俸禄。但由此可以看出，陈汤行事不拘细行，不肯为陈规束缚。
渊博有才的人总能不断碰到机会。后来陈汤再度被举荐，终于当了郎官。这个“郎”，其实来源于“廊”。大家一定还记得，荆轲刺秦时，殿外的走廊中满是卫士，但无人敢进去帮忙。“廊中”慢慢成了“郎中”，以及各种郎官，就是后备干部的意思。陈汤主动请求出使外国。为什么？自从张骞凿空西域而被封侯，这条线路的热度显著提高，有志青年都想从中捞一票。数年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一起，前往西域。
西域都护府设置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治所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都护是统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但不过秩比二千石。汉代官员俸禄钱谷各半，级别最高的为万石，其下有中二千石（这个中有中央之意。每月一百八十斛）、真二千石（一百五十斛）、二千石（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因郡守的俸禄是二千石，故而二千石在汉魏南北朝时期成为郡守的代称。数字可能不够直观，那就不妨换算：一石一百二十汉斤，折合现在的六十斤。二千石就是十二万斤粮食，只不过是谷子或者小麦。如果要按照大米面粉计算，还得再打六折。
从官员设置看，在朝廷心目中，西域各国跟县差不多。因为都护一般戴着骑都尉的头衔，也就是郡都尉的级别，而郡都尉只不过是太守的副手。当然，比起匈奴还是要客气很多。此前匈奴管理西域的官员叫僮仆都尉。
陈汤当时担任副校尉，是都护的副手，但彼此级别一样，都是比二千石。
汉武帝穷兵黩武，将文景之治的富裕国库打光打空，客观上也极大地削弱了匈奴。原本可以靠持续胜利掩盖的内部矛盾，国力衰弱后立即浮出水面。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早在汉宣帝时代，匈奴已經内乱，五单于争夺大位，相互厮杀，最终呼韩邪单于胜出，将单于王庭设在漠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只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没过多久，其兄呼屠乌斯又在东边自立为郅支单于。哥哥猛烈攻击，弟弟无力抵挡，郅支单于随即占领单于王庭，成为北匈奴，而呼韩邪单于所部则被称为南匈奴。
草原如此广阔，自己竟不能立足，怎么办呢？呼韩邪单于决定采纳部下的建议，向南归汉。只有抱住大汉的大腿，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于是他将自己的儿子、右贤王送到长安入侍，实际就是充当人质，以此表达归附之诚。这一招他会，郅支单于也会。而汉朝对双方的人质全部接纳。
第一步棋没有效果，那就再走一步。呼韩邪单于请求亲自入京朝见皇帝。这当然是朝廷乐意见到的。而郅支单于将之解读为弟弟已经彻底败亡，投降汉朝，不会再回匈奴，于是放心地向西出兵，打算平定右边。在此期间，根据呼韩邪单于的请求，朝廷派兵护送他回到光禄塞下，同时还资助粮食。经过近十年的休养生息，呼韩邪单于声势复振，一路向北，重回王庭。郅支单于见状，决定留在西边。后来觉得自己的力量未必比得过弟弟，他后面毕竟有靠山，离得太近不安全，于是继续向西迁移，接近乌孙，打算借助其力量平定匈奴。
西域各国曾长期被匈奴控制。匈奴的僮仆都尉罢废以后，才有大汉的西域都护府。当时乌孙跟汉朝关系很好，不仅不予理会，还将郅支单于的使者杀掉，首级送到西域都护府。郅支单于大怒，发兵击败乌孙，然后向北攻击乌揭（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中俄边境地区），将之降伏，又西破坚昆（乌揭以北），北降丁零，最终在坚昆定都。对西域用兵，已跟向汉军挑战差不多，郅支单于还围困羞辱汉朝的使者，埋怨朝廷不该厚此薄彼。
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这一年里，王莽和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出生，长达四年的罗马内战结束。恺撒击败庞培后，带着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回到罗马，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与此同时，郅支单于的使者也抵达了长安。郅支单于向朝廷进贡，请求让儿子回去，表示愿意内附朝廷。
这当然只是姿态。而尽管知道这只是对方的试应手（围棋术语，指试探对方反应），朝廷也只能答应下来。
汉初主张黄老之道，主要是久经战乱，与民休息。此后王道霸道混合一体，挂儒家名，行法家实，说到底是大秦余绪。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曾建议父亲多行宽仁，重用儒生，惹得汉宣帝颜色大变，斥责说“乱我家者，太子也！”还好，他没有废掉刘奭。刘奭即位以后，重用儒生，经学家匡衡因而当了宰相，贡禹则当了御史大夫。这两位都是创造过成语的名人，前者凿壁偷光，含义小学生都知道;后者贡禹弹冠，比喻乐意辅佐志同道合的人。说的是汉宣帝时，王吉和贡禹关系友善，贡禹多次被免职，王吉也很不得志。汉元帝即位后，王吉被召去当谏议大夫，贡禹闻听很是高兴，就把自己的官帽取出，弹去灰尘，准备戴用。果然没多久他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只是从贡禹弹冠这个成语衍生出来的弹冠相庆，后来逐渐有了贬义。
当时朝廷决定派卫司马（即屯卫司马，屯田部队的指挥官，秩比千石）谷吉护送郅支单于的侍子回去。派人护送没问题，问题在于送多远。时任御史大夫的贡禹和时任博士的匡衡援引《春秋》大义，说是对夷狄的要求不能全部满足，得打点折扣。按照《春秋》大义治国，援引《春秋》大义断狱，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尽管这听起来像是对待儿童的态度、避免骄纵孩子，却也算言之有据。他们的观点是，郅支单于对教化的向往尚未被培养出来，他统治的地方又离大汉很远，因而把侍子送到边境地区即可，否则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灾祸。而谷吉坚持认为，侍子被汉朝抚养十年，已有浓厚的恩情，如果只送到边境，等于抛弃人家，恩情断绝，怨恨产生。他坚持送到郅支单于的王庭，宁愿为国家承担其中的风险。
最终谷吉为自己的坚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说不清郅支单于究竟是仇恨呼韩邪单于，还是仇恨大汉，反正他杀掉了谷吉。当时康居跟乌孙之间火星四溅，康居不敌，便向郅支单于伸出橄榄枝，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回击对手。郅支单于闻听大喜过望，立即直奔康居而去。可惜途中遭遇极端天气，人畜冻死大半，最终抵达时不过三千多人。
可尽管如此，郅支单于到底曾是大国单于，更兼有求于人，因而康居王对他很敬重，将女儿嫁给了他。郅支单于也投桃报李，二人互为翁婿。当时乌孙早已分裂为大小两部。双方联手回击，一度深入乌孙大昆弥的国都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杀人越货，抢夺牲畜。
在康居王的支持配合下，郅支单于在都赖水（今怛逻斯河）畔新建了王庭，名曰郅支城，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州的江布尔市（为纪念哈萨克族民间诗人江布尔而命名），后被称为怛罗斯，大唐名将高仙芝与黑衣大食之间影响深远的激战，便爆发于附近。这次筑城在康居算得上规模宏大，每天用工五百人，历时两年才修成。
店大欺客。郅支单于站稳脚跟之后，不仅侵略乌孙，还逼迫大宛等国，甚至进而对康居无礼。他自认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将康居王的女儿以及别的显贵几百人相继杀死。汉朝三次派人索要谷吉的尸体，他都困辱使者，同时却又通过都护上书，说自己目前境遇困苦，愿意送去侍子，归顺朝廷，简直视大汉为玩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九年之后的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统治罗马帝国四十年的首任元首屋大维剥夺雷必达军权、将后三巨头时代变成双雄并立的那一年，陈汤与甘延寿奉命到西域都护府履新。
甘延寿是北地郡郁郅县（今甘肃庆城）人。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跟少数民族接壤的地区，必然流风所及，因而他年少时便擅长骑马射箭，最初以良家子的身份加入了羽林。函谷关以西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男的加入羽林，女的入宫服侍，是汉代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无非是看重地方风土对人秉性性格的影响。为什么要强调良家子？因起初有资格从军的都是贵族。卿大夫为将帅，最低一级的士充当军兵。后来战争规模加大，战事频发，士兵不够用，刑徒罪犯也被发配充军。“良家子”一词，便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动。秦汉都有七科谪戍的传统，只是七科的内容不尽相同。汉武帝划定的七科，包括吏有罪、亡命、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指祖父母）有市籍，即有罪的官吏、逃亡者、入贅女婿、商人，以及自己、父母或者祖父母曾有市籍即经商经历的人。让他们到边疆从军，理由是这些人都是重利轻生，打仗不要命。无法想象，入赘女婿竟然也被歧视，可见父权夫权对母系社会历史的警觉。
“良家子”指的是不在七科谪戍范围，同时又不是巫医百工家庭的人。他们拥有一定的资产，有能力受教育，懂得纲常伦理。至于羽林，是汉武帝创立的禁卫军，最初是警卫建章宫的建章营骑。改名为羽林，取“国家羽翼、如林之盛”之意。人人都知道御林军这个说法，其实它从未存在过。这个俗称的来源，应当就是羽林。骑都尉起初便是羽林的指挥官，汉宣帝时代设置两名，一人掌羽林，一人出任西域都护。
甘延寿自幼能骑射，力气大，勇武过人，无论投掷还是越障，成绩都远远超过同伴，很快便被提拔成了郎官，逐渐升为辽东太守，此前本来在朝中担任郎中、谏议大夫。他从小便表现出了将军气质，但陈汤不一样。陈汤是读书人出身，在此之前，一直是文官的形象。但他沉着勇敢，素有谋略，每次经过城镇河山，都要登高望远一番。这可不是简单的登临赏景，而是观察地形，暗自在心里排兵布阵。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因为“齐文武、不分途”的传统，在他心里尚未断绝。
西域是西域都护府派生词。最初有五十国，后被兼并为三十六国。其中有居国，即定居而土著、有城郭的国家;也有行国，即逐水草而游牧无城郭的国家。有些国家规模极小，不过几百户。尽管匈奴从来都不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之内，陈汤的第一个目标却还是郅支单于。为什么？因为西域的控制权是大汉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刚刚从匈奴手中夺回来的，可以说屁股还没坐热，而今郅支单于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如不迅速剿灭，让其坐大，局面不可想象。
抵达任所，详细了解当地情况后，陈汤便主动找到甘延寿谋划大局。就是一句话：消灭郅支单于，恢复朝廷影响。他判断，蛮夷没有坚固的城墙和强劲的剑弩，如果发动西域国家的兵力，联合汉军，完全可以将郅支单于就地解决。当时的他势单力薄，又失道寡助，一旦战败，便无处可逃。
这话自然说到了甘延寿的心坎里。他立即决定奏请朝廷出兵。陈汤一见，连连摇头。为什么？朝堂上的讨论决策固然开明甚至民主，但缺乏足够的效率。南人计议未定，北人兵已过河。长时间的讨论酝酿适合平时的决策，而眼下可谓战时。
陈汤道：“国家大事，肯定要让公卿讨论。但非凡的策略是凡人想象不到的。如果奏请，肯定不会得到批准。”
甘延寿听了也犹豫了。他知道陈汤说得很对，但又不敢擅自出兵。说来也巧，大概是他初到西域，水土不服，生了病，被迫卧床了很长时间。主官生病不能视事，副手自然应当代劳。于是陈汤假传圣旨，召集西域各个居国的军队，连同设在车师国的戊己校尉所部，准备出兵。戊己校尉的基本职责是屯田积谷，受西域都护节制。
西域地广人稀。部队大量集结，不可能瞒住甘延寿。他得知此事，大惊失色。惊惶战胜了疾病，让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赶紧找到陈汤，要他紧急刹车。主官大惊，副手大怒。陈汤手按在佩剑上，斥责道：“部队已经集结，你难道要坏大家的事儿吗？”
秦汉以来，皇帝制度建立。原本指神的“帝”，成了人间的君王。他们下达的官方文书，被尊称为“制书”。这个制，既是专制之制，也是制度之制，分量有多重，可以自己掂量。伪造皇帝命令，是矫制之罪。汉代法律，这项罪名有三个等级：矫制大害，要（腰）斩;矫制害，弃市，即砍头;即便矫制不害，也是论罪当死，以官爵或者钱物赎免。
陈汤“多策谋、喜奇功”。史书说他“素贪”，这个贪应当不仅仅是贪钱，也在于贪功。只是那个功劳可能对国家有利，因而不被注意。矫制调兵，肯定有贪功心理的推动。他这样做，是不是过于疯狂？还真不是。他心里其实很有谱儿。整个西汉，从周勃矫制进入北军诛吕安刘算起，共有九起矫制事件，陈汤排在第八位。而真正被杀的只有博士徐偃。这还是因为他的口才不够好，援引《春秋》大义时，未能驳倒终军，就是“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中的终军。跟陈汤情形类似的，此前已有常惠擅自调兵攻打龟兹、冯奉世矫制平定莎车。他们都没事儿，冯奉世还好险被封侯。
就当时的情势而言，矫制的罪名已经形成，即便让部队各回原防地，也无法消弭后果。主谋陈汤死罪难逃，甘延寿拿今天的话说是法人代表，也很难脱去干系。唯一的希望，就是迅速出兵，完成计划，这样才有可能保住脑袋。思来想去，他也只好就此放手，顺水推舟。
汉军连同西域各国的部队共有四万多人。新增加的部队，指挥系统跟汉军不一样，大战之前，自然得统一编组、加强指挥。二人商议之后，新增加了扬威、白虎、合骑三校。“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史籍诗句中，校尉这个官职经常出现。这是个什么官？顾名思义，一校的指挥官。这其中的“校”，是古代军队的一个编组单位，在汉军中跟“部”应当是同等级别。当时汉军的正式编制分为部、曲、屯三级，部的长官即为校尉，比二千石，副手有比千石的司马一人;曲的长官为军侯，比六百石;屯的长官则为屯长，比二百石。
一校下辖多少人马？正常情况下是千人左右。霍去病为剽姚校尉、跟随卫青出征时，麾下有八百人。《汉书·李陵传》载：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看来是每校千人。《汉书·赵充国传》也有类似证据：“步兵九校，吏士万人。”北军八校尉也差不多这样。眼前的四万多人分为六校，应当是临时编组的缘故。
出兵的同时，二人上疏朝廷，自我弹劾矫制兴兵之罪，告知出兵的具体安排与计划。貌似自我弹劾，其实是自我辩白。
大军出征，南北迂回，分进合击。全军四万多人，共分六校。陈汤率领三校走南道，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后走小路抵达大宛，免得郅支单于南逃，推测这部分应该以西域属国的部队为主力;另外三校由甘延寿直接统领走北道，以汉军为主，他们经温宿国（今新疆乌什）向北翻越天山，由乌孙继续向西，抵达康居的边界，截断郅支单于北撤的道路。
说来也巧，大军刚刚经过，康居的副王抱阗便率领几千骑兵进犯赤谷城东部地区，杀了一千多人，抢走很多人口牲畜。他们跟汉军走的不是一条道，因而没有正面遇见。当大军抵达阗池（今伊塞克湖）西时，抱阗的部队追上汉军的后队，抢走了很多辎重。此时陈汤率军赶到，他得到报告，立即派出麾下的胡兵转过身来发起反击，将抱阗手下的显贵伊毒奴俘虏，杀掉敌兵四百六十人，解放的乌孙百姓四百七十人归还乌孙大昆弥，虏获的牲畜则用于劳军。
两路大军会合后进入康居。进入敌境，纪律重要。他们严令部队不准寇掠百姓，以免激起敌对情绪。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们秘密召见康居的显贵屠墨，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双方饮酒后立下盟誓，屠墨答应回去充当内应。屠墨帮助汉军，他的舅舅也一样。此人是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他也怨恨郅支单于，因而充当向导，领着汉军在单于城外六十里的地方扎下了营寨。自然，郅支单于的详细情况，他也会一五一十地告诉甘延寿和陈汤。
次日大军又行军三十里。这是内地驿站之间的距离。大军这样步步为营，颇为稳健。郅支单于得到消息，一度逃出单于城，但考虑到周围都是敌国，就连康居他也放心不下，因而无处可去，只得再度回城。在他内心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汉军远来，粮草不继，无法久留，他可以据城坚守，让汉军无粮自溃。
郅支单于派人来到汉军营中，询问他们此来的目的。得到的回应是：“单于不是上书自陈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吗？天子怜悯单于，特派都护和将军前来迎接。在此暂时驻扎，是担心惊扰了单于。”
太极拳不动声色的几个回合后，二人便开始遣使责怪：“我们不远万里而来，你至今没有派出有分量的使者前来面见，听从指示，单于怎么如此失礼？远道行军，部队已很疲劳，粮草也不充分，再拖下去恐怕就回不去了。你和大臣们要抓紧商议，确定下来。”
次日部队继续向前，在都赖水上游、离单于城三里的地方扎营。这座城也分内外两城。外城是木城，城墙由木头堆砌而成，内城则是土城，单于驻在其中。远远看去，城中飘荡着五色旌旗，有数百甲士在城头防守。城外有百余名骑兵往来驰骋，百余名步兵在城门两侧摆成鱼鳞的阵势。用木头垒城、步兵使用盾牌掩护组成鱼鳞阵迎敌，这都是罗马军团的手法，我国少數民族无此习惯。因此缘故，有人认为这是汉军与罗马军团的一次交手。汉学家德效骞推测，古罗马克拉苏的第一军团在卡莱战役被安息帝国击溃后，辗转向东，被郅支单于雇佣，最终被汉军俘获，在骊靬村（今甘肃省永昌县境内）定居至今。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回头细说。
城上的守军不断向汉军挑衅。城外的骑兵也向汉营冲来，汉军张开强弩，他们立即退去。部署完毕，汉军开始攻城。他们一放箭，城外的步骑兵立即退入城中。汉军乘势推进，将单于城团团包围。到底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彼此各有分工，有的挖壕沟作为临时掩体，有的封锁城门，在巨大的盾牌防护下，士兵们抵近城下，仰射敌兵。
郅支单于不过三千多人的实力，而甘延寿和陈汤麾下有四万人马，兵力优势巨大。箭雨密集，城头上守军死的死，逃的逃。郅支单于鼻子中箭，他的几十位阏氏起初都带人向外射箭，此时也战死了十几个。
木头最怕什么？火。汉军开始火攻木城。夜幕降临时，城内有人试图突围，但被箭雨阻挡，没能出来。汉军顺势将木城拿下，单于带人逃进土城，依旧在城墙上大呼小叫。
郅支单于一度怀疑康居也走向敌对面，但还真没有。一万多康居骑兵分为十多路，在城外环绕汉军，呼喊啸叫，与土城内的匈奴人应和。他们多次冲击汉军，但都被击退。凌晨时分，城周围燃起熊熊大火，汉军鼓噪呼叫，康居骑兵只得退去。汉军回过头来全力攻击土城，终于将其拿下。郅支单于无可奈何，只得退入内宫，最终被军侯假丞杜勋砍了脑袋。这个杜勋是一个“曲”（车队建制的一个单位，每曲为500人）的副长官，只是还在试用期，因而叫假丞。
郅支城之战历时一天一夜，总计斩首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俘虏一百四十五人，另有千余人投降。战利品全归缴获者，俘虏和投降者分给参战的十五国国王。两根节杖和谷吉带来的帛书，带回上缴朝廷。
由此可以看出，骊靬虽然曾是中国对罗马的称呼，但骊靬村的居民跟罗马军团没有关系，至少跟郅支城之战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俘虏都没有带回来，已全部就地分掉。
不用内地派兵，也不动用国库，就地征集军队粮草灭掉郅支单于，向西域各国宣示了大汉的实力与威严，甘延寿和陈汤无论怎么说都算是立下了奇功一件。朝堂上应该欢欣鼓舞，为之请功吧？恰恰相反，砍下郅支单于的脑袋，只是他们深陷舆论漩涡的开始。
这就要回过头来，说说汉元帝这个人。他“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可惜这些才艺对治国并无直接帮助。他柔仁好儒不算什么毛病，但宠信宦官却是个大毛病。汉代的宦官之祸，种子便是他亲自播种的。他为何宠信宦官？小背景是外戚霍光长期专权，他两岁时母亲许平君便被霍光的妻子霍显毒死，而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比外戚更可靠;至于大背景，则要复杂一些，是皇权与相权斗争中的必然插曲。
每个人行事都有其理由，但这个理由未必正确。即便理由正确，结果也未必积极。通向地狱的每一级台阶，都由善良的愿望铺成。汉元帝怎么样也想象不到，宦官固然没有外党，但可以玩弄权术，勾结别的官员。比方他最看好最喜欢的儒生，善于讲《诗》的匡衡。这个从小凿壁偷光的好学生，不知道是长大变坏了，还是本性复归，反正他被权力污染，不敢跟操弄权柄的宦官、中书令石显针锋相对，处处归附，客观上起了帮凶的作用。另外一个创造成语的贡禹，也是如此。从褒义的贡禹弹冠到贬义的弹冠相庆的流变，具体原因无法考查，也许与之相关。
从制度史考查，尚书省和中书省都是皇帝试图制衡削弱相权的结果，其源头都是尚书。尚书起初是宫廷内部的服务机构，官员的品级很低。汉武帝为了强化君权，免得万事都出自丞相和御史大夫二府，有意加大了主管文书、省阅奏章、传达命令的尚书的权力，使之逐渐成为枢机。到后来只有“领尚书事”的大臣才是真正的实权派。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以大司马领尚书事。
为出入宫禁方便，汉武帝使用宦官担任尚书，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他们往往兼任谒者，又称中书谒者，长官为令，副手为仆射。后来考虑到尚书台权力太重，曹魏时期正式成立中书省，跟尚书台并立。中书监和中书令级别虽然低于尚书令和仆射，但实权更大，随即又出现了门下省。最终的结果流变到唐朝，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这些原本是为了削弱相权而强化起来的机构，其长官成了宰相。
汉元帝身体有病，又雅好音律，因而将政事全部委托给中书令石显，大事小事都要先向他汇报。此时的石显是宦官还是外戚或者儒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人独揽大权，决策不公开，政务不透明，必然滋生霉菌。尤其要命的是，他跟甘延寿有矛盾：他曾经想把姐姐嫁给甘延寿，但被婉拒。
汉代长安城中有一条槁街，是当时的使馆区，外国使者都住在那里。甘延寿和陈汤获胜后立即上表，要求将郅支单于的脑袋悬挂在那里示众，以儆效尤。表章原文如下：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来源便在于此，读起来的确令人血脉偾张。按照惯例，版权应当归入主官甘延寿名下，但因为真正推动此事的是陈汤，所以历史将美誉给了他。
二人的要求照说再合适不过，但时任宰相的匡衡和御史大夫繁延寿表示反对。理由是郅支单于等人的脑袋，沿途经历各国，蛮夷已经知晓，《月令》说春天当“掩骼埋胔”，所以悬首示众不合适。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悬首槁街便是对二人功绩的无声承认。石显绝不容许这种局面出现。他反对，匡衡和繁延寿自然要察言观色。不仅如此，二人矫制出兵，形式上是对宰相权力的漠视，同时也进入了御史大夫的射程。
但车骑将军许嘉和右将军王商表示支持。他们的论据也是《春秋》：“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悬）十日乃埋之。”这个意見最终得到了汉元帝的首肯，郅支单于的脑袋在槁街悬挂十天，然后埋掉。
跟敌人作战，陈汤是马到功成，但跟同僚作战，第一战只算是侥幸得胜，第二战依旧如此。因为他有个短处在别人手中，那就是“素贪”，对钱财向来贪婪。这一战虏获不少，但部队返回汉界后却不依法上缴。更重要的是，没有迅速给权贵送礼。因而司隶校尉向沿途地方发出公文，命令逮捕有关军士，调查取证。陈汤闻听立即上疏抗议：“他们都是跟随臣剿灭郅支单于的立功将士，万里振旅，应当沿途慰问犒劳，结果却被司隶校尉拘捕调查。难道是为郅支单于报仇吗？”汉元帝感觉味道不对，这才下令沿途各县提供酒食，犒劳部队。
官僚还在咬文嚼字甚至罗织罪名，但陈汤远征万里的积极效应已经扩大到了整个匈奴。呼韩邪单于得知哥哥的死讯，“且喜且惧”，因而竟宁元年（公元前33）正月第三次来到长安朝见，重申愿永为北藩。这次朝见的结果众所周知，是昭君出塞。
昭君走了，陈汤来了。当年春天，他跟甘延寿任职期满，回到长安。当此时刻，需要对他们的任职做个考评，给个组织结论。尽管匈奴已全然臣服，石显、匡衡依旧认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士，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
什么意思？如果奖赏他们，此后使者邀功心切，擅自生事，必然会为国招难，所以此例绝不可开。石显这样坚持可以理解，他要洗雪前耻;匡衡为什么要紧随其后？难道是受了石显的好处？除了凿壁偷光、善于讲《诗》，匡衡在历史上的口碑一般，最终也以贪污落职。作为乐安侯，其侯国食封土地本为三十一万亩，但他利用郡图之误，非法扩大食封土地四万多亩，终于以“专地盗土”的罪名被剥夺爵位。因此缘故，大家都会想当然地认为他处处贬抑陈汤，是心甘情愿地给石显当枪使，甚至受了他的好处。
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后面再谈。
当时汉元帝已经生病许久。病中的他闻听此言又陷入重重矛盾。他很赞赏甘延寿与陈汤，但又抹不开匡衡与石显的面子。幸亏中国还有个目录学的鼻祖叫刘向。他是宗室出身，曾任大宗正，因反对宦官弘恭和石显而被免职。他路见不平，愤而上书，力主“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为二人辩护。并以大宛不肯贡献宝马，汉武帝便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兵出击作为对比。此战李广利带兵五万人，靡费巨亿，历时四年，不过获得三十匹良马。虽然大宛的国王也被国人杀掉，但康居强于大宛，郅支单于的声望远超大宛国王，他杀害汉使的罪过甚于拒绝换马。李广利归来后，二人拜侯，三人封卿，二千石百余人。两相对比，不封赏甘延寿和陈汤怎么也说不过去。
这话彻底打动了汉元帝，他决定赦免二人的矫制之罪，令公卿讨论封赏。匡衡、石显依旧节节抵抗，坚持认为郅支单于丧失国家逃亡在外，只在无人的地方盗用名号，并非真正的单于。抠字眼竟到了这种地步。汉元帝本打算沿用首任西域都护安远侯郑吉的旧例，封他们千户食邑，最终在匡衡和石显阻击下，只能降等，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给陈汤关内侯的爵位，每人食邑三百户、黄金一百斤，授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
汉军在京师的驻军分为南军和北军。南军守卫宫城，由卫尉主管;北军守卫京城，由中尉主管。当初周勃安刘，凭借的就是北军。汉武帝在北军增设八校尉，每校七百人，长水校尉和射声校尉都在其中。长水校尉掌屯于长安西北长水和宣曲这两条河边的骑兵，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顾名思义，都是神射手，说他们不用仔细看、听声音即能射中。八校尉都是秩比二千石的职位。
问题来了。既然立了功，为什么没有升官，依旧秩比二千石？这个问题可以连带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大家对甘延寿和陈汤的封爵，为什么争论得如此激烈？根本原因，汉代的公务员或曰官员手中并无铁饭碗，当时也不是官本位，而是爵本位。
秦汉时期以文法吏治天下，官吏不分。由吏入官自然而然，官员阶层没有固化。所以直到清朝灭亡，管理干部的部门还叫吏部。另外，官员根本没有铁饭碗，也未必按时升迁，随时可能落职。一旦落职，即回归平民行列，只不过能带一个前某某的头衔。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官本位的概念，只有爵本位的概念。只有爵位是铁杆庄稼，大家争得头破血流。官身终身制，那得到唐代的散官制度形成固定以后。陈汤他们回到京师，没了先前的职位但也没有获得提拔，并不算差。
当年五月，汉元帝病死。其子刘骜即位为汉成帝。此公在位二十五年，创造了很多典故，最著名的就是留下《自伤赋》《捣素赋》《怨歌行》的才女班婕妤，以及美艳异常的赵飞燕与赵合德兄妹。赵氏姐妹专宠十余年，但都没能生子，赵合德还胁迫汉成帝亲手掐死了别的妃子给他生下的儿子，导致他绝后，最终只能由侄子即位。此公生性风流，酒色侵骨，中风后死于赵合德怀中。孝元王太后治问“皇帝发病起居状”，赵合德畏罪自杀。
新皇帝即位，关于陈汤的争论应当尘埃落定了吧？不，不但没有尘埃落定，反倒是波澜再起，因为匡衡依旧当权。
当时甘延寿已经病死，所以石显没再出面，匡衡独自对陈汤发难。罪名没有新鲜的，就是矫制行事，盗收财物。“虽在赦前，不宜处位”。尽管此前因为郅支城之战大捷，单于授首，汉元帝已经祭告宗庙、大赦天下，此时陈汤还是丢了官职。
这是倒霉的開始。此后康居王送来侍子，陈汤上书说不是真正的王子，而是假冒伪劣。而调查显示，他的揭发并不确实，算是诬告，因而被下狱论死。汉末有几个人擅长政论，可谓政论家。刘向算一个，谷永也算一个。这个谷永，就是被郅支单于杀掉的谷吉之子。他上书力挺陈汤，坚持“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陈汤这才脱去死罪，但关内侯的爵位也因此不保。
几年之后，乌孙发兵围攻西域都护段会宗，段会宗请求调集城郭国以及敦煌驻军前往援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跟百官讨论数次，都无法决断。此时王凤推荐陈汤，说他熟悉西域情况，向来有一肚子主意，汉成帝随即下令召见。
当年远征万里，给陈汤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得了风湿病，当时双臂已不能自由屈伸。汉成帝特令他可以不拜，然后将段会宗的求救信递给他。陈汤心中有怨，辞谢道：
“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小臣罢癃，不足以策大事。”
罢（音同疲）癃有多种含义，比方小便不利、弯腰驼背，反正是年老体衰不健康。将相九卿不是都人五人六的吗？这时候问我一个平民病人，什么意思？
汉成帝道：“国家有急，君其毋让。”国家有急，您别生气，也别辞让了吧。
陈汤立即表现出自己的远见卓识，给皇帝打了包票，保证绝无问题。理由是起初五个胡兵只能敌一个汉兵，因他们的“兵刃朴钝，弓弩不利”，现在即便从汉军中学到了很多工艺与技巧，也不过三而当一。兵法上说“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围攻段会宗的兵力并不足以消灭他。而且军队轻装日行五十里，重装不过三十里，即便发兵也是缓不济急。乌孙兵是乌合之众，不可能长期保持攻势，很快就会解围而去。他判断，不出五天，必然会有捷报传来，而第四天果然如此。
陈汤的谋略令大家折服，他因此被当时的权臣大将军王凤起用。王凤对他格外倚重，可惜他贪钱的本色不变，最终又丢了官。丢了官还是平民百姓，倒也没有什么。他最终摔倒，却是因为拆迁安置房。
汉成帝起初打算在渭陵地区修陵墓，中间又看上霸陵亭南的风景，决定改建。将作大匠谢万年跟陈汤向来友善。他自己想用监修皇陵的功劳获得封赏，同時也想要朋友获利，便建议陈汤主动搬到那里去。皇陵一旦确定，就要迁徙百姓过去，设立城邑，这是大汉的政策。这种政治移民，也是朝廷削弱诸侯与地方、强化关中根本的重要措施。
这的确是“得赐田宅”的好机会。陈汤立即上奏朝廷，建议在初步兴建的皇陵周围设立一个县。毕竟中止移民已有三十多年，内地出现了大量的豪强。建议一上去，立刻得到批准。昌陵周围开始兴建居民点。但是很可惜，因为地形等种种原因，谢万年并未能如约在三年内建成，此事又被朝廷决议中止。丞相和御史建议，毁掉昌陵周围的居民点，停建这里的陵墓，也不要朝这里移民，而是继续先前渭陵的工程。不过事情没有最后决定，居民点也就没有立即拆除。
拆迁安置与否，对当事人自然关系重大，很多人关心。陈汤不是有主意吗？有人就问他到底还会不会迁徙移民。陈汤当时的心理，大概也是自我壮胆吧，毕竟这是他重大的人生投资，因而他说道：“这是一时的议论，将来还是会移民的。”
此事连同几起贪污受贿的事件，将陈汤发配到了敦煌。尽管此后议郎耿育上书言事时为他辩解，他得以回到长安，但已不可能东山再起，不久便落寞地死去。时间大约在汉哀帝刘欣建平元年（公元前6），罗马的屋大维下令创办《每日记事》，实际是恢复了五十多年前已经出现的《每日纪闻》。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官方公报。
比起李广利和郑吉，陈汤所获的封赏明显不匹配，因而历史上为他鸣冤者甚多。贪欲固然是他接连遭遇打击的诱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时代背景或曰国家大政方针的变迁。
贪污犯匡衡对贪污犯陈汤的贬抑，很大程度上有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石显促动只是因素的一种。对儒家而言，最难的可能就是如何通达权变。“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孔子论及交友时的几个层次。如何把握守经与行权的临界点，对所有的儒者都是考验。守经搞不好就成为墨守成规，行权搞不好就会败坏纲纪。不幸的是，冯奉世碰到的少府萧望之、陈汤碰到的匡衡，都是守经派。
是不是他们的守经都不够成功，明显属于墨守成规呢？还真不能这么说。
汉武帝穷兵黩武，固然扩展了疆界，打垮了匈奴，但也几乎拖垮了国家。此后所谓的昭宣中兴，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穷兵黩武和严刑峻法反动的结果。汉宣帝诛灭霍氏后，依旧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外用兵的规模总体很是克制。这是皇帝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当时的民间呼声。珠崖郡（今海南海口）的罢废，在臣民中的反响就很积极正面。在这种情况下，低级官员固然大声为冯奉世和陈汤疾呼，但身为辅政大臣的少府萧望之、宰相匡衡，自然更敏感于国家总体政策的变化，故而他们对“矫制兴兵、立功封侯”持最坚决的的反对态度。客观地说，这的确有可能会导致边将贪功、妄开战端。政策是威力最大的指挥棒。张骞凿空西域后封侯，无数人请求外使，就是个例子。实际上是害了陈汤的谢万年，也是个例子。如果不是先前的几个将作大匠封侯，他大概也不会如此猴急。
曾经积极为陈汤辩白的谷永，许久之后才体会到这一点。就在段会宗赴任西域都护前夕，他作为朋友给段会宗送行时，便这样叮嘱道：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
陈汤是“喜奇功”的。谷永极力为他辩白，却又嘱咐段会宗“毋求奇功”。为什么？是他耍两面派手段？当然不是，而是那时他才深切领会到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晚年的匡衡并未变坏，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没变，即便当了宰相，也是跟凿壁偷光时一样的书呆子认死理。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宰相，他应当更加敏锐也更加坚决于大政方针的变化。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是《史记》中汉文帝对李广的感叹。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到陈汤身上。如果他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封侯肯定不在话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跟早已不知去处的班婕妤是同样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比班婕妤的命运更惨。对于班婕妤而言，“弃捐箧笥中”即“恩情中道绝”，皇帝不会再理你，但也不会再给你发出错误信号，形成事实上的欺骗。但陈汤他们却不。朝廷任何时候都不会公开反对努力建功，总会羞羞答答地给你发出相反的信号。真要认真，难免会输。
一个人，无论他的能力多么超群，也终究要被时代的潮流裹挟。陈汤如此，陈汤的评论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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