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福 赵姗姗
摘要：聂廷生《周村进士》是一部皇皇大作，在淄博地域文化研究方面贡献颇巨。其中《聊斋志异·鬼哭》中提到的王七襄是当时淄川进士，《放蝶》中提到的王岖生是当时长山进士，都是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周村进士”。以往，学界对此二人事迹掌握不够全面，故而对两篇小说研究也不够深透。《周村进士》中提供了有关二人的许多新资料，对聊斋文化研究也有重要促进作用。
关键词：《周村进士》;《聊斋志异》;《鬼哭》;《放蝶》;王昌胤;王岖生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一
从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的山东地图看，济南府东部，在淄川县西北、邹平县东南、长山县西南，有一村镇叫周村店，这应该就是现在淄博市周村区政府所在地的位置。它和其东边的张店一样，在清代只是一个村镇，还不够县的资格。因而并不像淄川、博山和临淄等一样，撰有《淄川县志》《博山县志》和《临淄县志》，有着属于自己的系统完整、明确详实的历史记载。
因此，聂廷生先生这本皇皇大著《周村进士》，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现在周村地域范围内的历史上的进士”。因为这些进士考中的时候，不是属于淄川县就是属于长山县——其中蔡澍还是高苑县人，晚年才定居于长山县高塘村。也就是说，这些进士们若论籍贯只能是济南府的老乡，而不是某一个县的同乡，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是很难同时出现在一部以地域冠名的学术著作当中，从而形成一个完整意义的固定名词结构的。
但是，像《周村进士》这样的著作，其价值有很明显的现实指向，也就是说，其学术指归看中的是其“当代价值”。正像宣兆琦先生说的那样：“‘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当前，周村正处于‘济淄一体、张周同城’的重要历史交汇期，面临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应更加注重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和传承周村进士文化精神，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做到乘势而上，真抓实干，为加快周村老工业区转型振兴、走在前列、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5也像著者聂廷生先生所说：“周村进士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孕育培植的一朵艳丽奇葩，加强对周村进士文化的深入挖掘和阐发，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活力，为人们提供正确的精神滋养，是研究周村进士文化的根本目的和不懈追求。” [2]26所以，目前也只能以这样的结构写作这样的著作。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和现今的行政区划不能一致，而为了其现实意义，著作又不得不以现今之行政区划冠名，这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
就是这样戴着镣铐跳舞，聂廷生先生这部字数五十余万、页数近五百面的厚重之作，也依然闪展腾挪出了炫人眼目的翩翩舞姿，为读者贡献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智慧和心血。我们不是地域文化或进士文化研究者，只是“聊斋文化”的普通探寻者，所以仅结合《周村进士》中有关“聊斋文化”的两个“聊斋人物”，来谈谈我们的看法。
二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鬼哭》。其开篇云：“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公入城，扛尸涤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燐飞，墙角鬼哭。”其结尾的“异史氏曰”云：“邪怪之物，唯德可以已之。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烜赫，闻声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无出鬼面以吓人也！”
这里提到的“王学使七襄”，名王昌胤，字周祯，号七襄。他是明崇祯年间的淄川进士，其事迹史书多有记载，较为通行的《聊斋志异》注本，对其仕途履歷也都作了较为详尽的注释。可是限于资料，对于这两段话，仍有两处该注而没有注出的地方。而这两处难点，在《周村进士》一书中因为有了新材料的支撑，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首先，《鬼哭》中“城破兵入”“公入城”的“城”，指的是淄川县城。王昌胤是淄川县忠信乡苏里庄人，离淄川县城有数十里之遥;考中进士后一直在外省做官，离淄川县城更是千里之遥了。他的宅第怎么会在淄川县城里呢？《周村进士》说：“王昌胤娶有两房妻子，但没有儿子，以其二哥王肇荫四子广铨为嗣。王广铨，字次公，武监生，曾考取定州同知，后随嗣父王昌胤搬至淄川县城西街居住。” [1]213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王昌胤在淄川县城西街上置有房产。他是大官，房产自然宽绰，因此“盗聚尤众”，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聂廷生先生若是能在此提供出这则材料的出处，那就会更加让人高兴了。
其次，蒲松龄说“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意思是说，王昌胤尽管此时“势正烜赫”，鬼物们却提前知道他没有好结局，所以就不害怕他，并且还对他进行“揶揄”。对于“不令终”这三个字，人们有种种猜测，并结合各种民间传说作了尝试性的解释。但是最终都因文献不足征，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确解。
如袁世硕先生在《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早年“岁岁游学”考》中云：“旧谓尽天年、得善终为‘令终’。这篇故事对王昌荫讥刺之意甚明，至少是并无敬意，说他‘不令终’，无疑是未得善终，即俗话说未得好死的意思。再者，王昌荫与同邑王樛、高珩为同辈人，曾同为京官，但在王、高二人的诗集中，却不见与王昌荫有交往、唱酬之迹象，是不屑与之交往，还是有意回避？由这等情况看，王昌荫有可能是在顺天学政任上因得罪而致死，故诸方志均不便言之。” [2]44-45朱其铠先生主编之《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注云：“后文谓其‘不令终’，所指事状待考。” [3]80赵伯陶先生注释之《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注云：“王昌胤之结局不详，几种方志也未予记述。” [4]137而今，随着《周村进士》的出版，这一问题得到了完满解决。
聂廷生先生先引《清世祖实录》，说明顺治八年，“王昌允在应革职的八人之内”;顺治十四年，“革职御史王昌允以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讯实，弃市”。接着又引李中馥《原李耳载》中记载的王昌胤巡按山西时的一件奇事：守道娄惺伯，楚人，喜交游，重然诺。后转按察使，与巡抚王七襄常常意见相左。王七襄是个“险谲”之人，“阴以诽刺訹中丞申公朝纪”，暗地里捏造事实诬陷娄惺伯，蛊惑中丞申朝纪。申公相信了王七襄的话，极为恼怒，搜罗道听途说之事，上奏“七可斩之疏”弹劾娄惺伯，使其含冤而死。
而王昌胤所做的“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更多的还是在他革职回乡之后，弹劾剪除王昌胤的重要人物则是时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的李荫祖。李荫祖有《总督奏议》六卷。大学士魏裔介《李绳武制府奏议序》中，就有李荫祖纠参、剪除王昌印的记载。《总督奏议》中，也有弹劾王昌胤的两篇奏疏《首逆成仇疏》，详细介绍了对王昌胤案件的审理情况。正是聂廷生先生从浩繁的资料中，第一次在李荫祖《总督奏议》里发现了关于审理王昌胤案件的这两篇奏疏，从而才彻底解开了王昌胤身死之谜。
王昌胤被查处惩办，起因于王履胤的告发。王履胤与王昌胤“初亦声势相倚，继则反戈相向，总因擒杀党盗王世白构此仇怨耳”，王昌胤“乃乘机而挚其兄，逼其嫂，掠其家资，纵仆奸其诸妾，以致聚积一空，沦亡五命”。于是，王履胤就以窝逃、通匪、杀人等罪名向官府告发王昌胤，最后惊动了朝廷。顺治皇帝着令山东督抚按“严审虚实，确认具奏，如诬反坐”……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复核，于顺治十四年二月，“革职御史王昌允以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讯实，弃市”。
[1]210-213至此，《鬼哭》中的“不令终”三字终于有了着落，一段聚讼数百年的公案终于可以结案了。
三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篇《放蝶》。除了附记在后边的青城于重寅元宵节献火驴的故事，全文很短，故录在这里：“长山王进土岖生为令时，每听讼，按罪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梦一女子，衣裳华好，从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言已，化为蝶，回翔而去。明日，方独酌署中，忽报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闺中戏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见之，以为不恭，大受诟骂而返。由是罚蝶令遂止。”
王岖生是长山县的进士，关于其生平履历，各注本也多有说明。朱一玄先生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还节录清人钮琇《觚剩》卷二《吴觚中·鹤癖》一则作为蒲松龄此篇故事之本事 [5]199。钮琇和蒲松龄是同时代人，据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觚剩》正编成于康熙庚辰（1700），续编成于康熙甲午（1714） [6]354，蒲松龄去世于康熙乙未（1715），那时《聊斋志异》早已写完辍笔多年，所以不可能看到《觚剩》并采录到《聊斋志异》中。也就是说，《聊斋志异》中的《放蝶》不可能受到《觚剩》中《鹤癖》文字的影响。两书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那就是故事发生的本身。两书的故事又有相异之处，也说明它们同源异流，在流传过程中慢慢分了叉。
赵伯陶先生在《放蝶》注释中谓王岖生，先云：“康熙五十五年（1716）《长山县志》卷六《人物志·卓行》有传，谓其‘性简静，饲鹿调鹤，积书数万卷，坐卧其下’。”在简评中又云：“《长山县志》对他有‘性简静’的评价，或许道听途说，传闻异辞，‘放蝶’之说有所夸大亦未可知。” [4]1842-1843，1845《聊斋志异》和《觚剩》属于笔记小说，自然会有夸大成分;这一故事又非蒲松龄和钮琇亲见，就算没有夸大，其扭曲变形也是不问可知的事。
就像《聊斋志异·莲香》中所写的一鬼一狐，她俩互相揭明对方身份，我们按一般的思路，总像《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所云“两假相逢，终有一真”，顶多两个都是假的。可谁曾想到，这一鬼一狐竟然都是真的。“放蝶”的故事，只能有一个是真的，那就是故事真实发生时的样子。可是按照一般的思路，我们总认为《聊斋志异》的版本和《觚剩》的版本必有一个是真的，另外一个是假的。而实际上，这两个流传的版本有可能都是假的。至于哪一个更靠近真实，或许已经是永远的无解之求了。
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往往有这样一类人存在。他们平时看上去都是很“简静”的，可是不时也会做出一些让人吃惊的放诞之举。庄子应该是再“简静”不过的人了，可他竟然能够做出“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那样的怪事，也够匪夷所思的。“性简静”的王岖生虽然没有“栩栩然胡蝶也”“蘧蘧然周也”那样奇妙的生命体验，但他在“放蝶”中也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情感愉悦和精神享受。这对于处理公务的官员來说未免是性格缺陷，而对于追求生命真实的读书人来说，则未尝不是真性情的精彩体现。王生是明白人，为了全身保性，在担任如皋县令不久，尝到官场的甘苦之后，就全身而退打道回府，从此不再做劳什子官了。
从表面来，王岖生这样的人性格孤僻，是不会有多大的气度格局的。可事实偏偏不是那样。《周村进士·王岖生》篇在引述许多稀见资料介绍王岖生生平后写道：“明朝灭亡后，王岖生‘抱黍离之感’，怀有浓烈的遗民情结，足不下楼，人不出户，闭门谢客，以示不忘古国，不做清民之决心。他自觉无力回天，常有负疚之感，临终前遗命不作墓志铭，不作碑文（故其生卒年月无处查考），并嘱后人不着满服，不剃发，不做清朝的子民。” [1]218在明亡之后，王岖生反而表现出了很高的民族气节
《孟子·万章下》中孟子对万章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虽然说的是诗书与其作者的关系，但若以此来理解作品和作品中所描写的现实中实有之人物的关系，同样是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这一点，对于普通读者或许不那么重要，而对于一个研究者，新资料的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它们往往就是打开隐秘之锁的钥匙。《周村进士》这部巨著，就具有这样的重要价值。
四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人物都是“周村进士”。比如《聊斋志异·新郑讼》中的“石进士宗玉”，就是长山县进士石曰琮;《杨千总》中的“毕民部公”，就是淄川县进士毕自严;《宅妖》中的“大司寇”，就是李化熙，长山县进士;《蛰龙》中的“於陵曲银台公”，就是曲迁乔，长山县进士……聂廷生先生的《周村进士》，为学者研读《聊斋志异》时“知人论世”和“知人论文”，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资料和观察视角，这也是近年来“聊斋文化”或“聊斋学”一大扎实而醒目的创获。
聂廷生先生在后记中说，与《周村进士》相辅相成的50余万字的《周村进士资料汇编》，也已纳入有关部门的出版计划。我们期待有关部门早日推出此书，以供学者研究参考之用。聂廷生先生还说，已有淄博学者写出了《毕氏进士》《临淄进士》等专著，也期待早日看到《淄川进士》《博山进士》等大作出版，以丰富淄博地域文化研究之府库。
参考文献：
[1]聂廷生.周村进士[M].北京：线装书局，2020.
[2]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
[3]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赵伯陶，注释.《聊斋志异》详注新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5]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6]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李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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