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赵守俨撰《〈中文参考书提要〉审稿意见》和书局退稿信的释读，探讨知识生产的价值判断与话语表达，并提出对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思考，以期为学界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赵守俨 审稿意见 工具书 知识表达
相关档案显示，南京大学图书馆严仲仪于1959年5月致信中华书局表达著述意愿，得到中华书局的积极回应后于6月3日寄出了书稿并信。其书信内容是，“中华书局编辑部：发函收悉。兹寄上《中文参考书提要》一稿的编例与书名索引就教，必要时可将全稿寄上以便审阅全稿;商务印书馆目前出版任务繁重，已与其联系过。如不适用，希原稿退回为感。”同月12日，严仲仪再致信中华书局编辑部：“本月三号，寄上的《中文参考书提要》的编例与书名索引谅已收到。为了取得贵局更多的帮助与对该稿的全面审查，现将完稿的余稿寄上，希予指正。原寄的编例与书名索引，希予先寄回，以便作为副本留存为感。”
据严仲仪后来撰写的《忆李小缘先生》，严仲仪曾与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开创者李小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共事。严仲仪在该文中说：“李小缘先生，原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我一到校，就受党委派协助他主持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他投稿中华书局亦可推断为此后阶段。他于1986年发表《〈书目答问〉及其学术源流初探》，文末作者介绍称：“64岁，1946年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政治系。曾任南京市区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发表过《论严复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等论文，分编过《文史哲工具书简介》等书。”严仲仪：《〈书目答问〉及其学术源流初探》，《图书馆学研究》1986年第4期。
一、赵守俨审稿意见及释读
对于严仲仪《中文参考书提要》书稿，赵守俨于1959年7月初写出了审读意见。赵守俨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著有《赵守俨文存》。据李侃回忆，赵守俨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组长，“赵是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孙，家学渊源很深，对中国古籍特别是唐史很有修养，是一个非常有业务能力的编辑，为人也正直风趣。”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页。他的审稿意见全文如下：
“提要”一类的书是合于当前的需要的，但该稿问题较多，似不宜接受出版。主要的缺点如下：
本稿包括的范围很广，从经典著作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印古籍无不兼收并采，但一共只收入一千二百多种书，无论哪一学科都挂漏很多，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各书的取舍没有一定的准则，有些次要的或质量很差的收进去了，应当收的倒没有采入。如藏书志、藏书题跋一类的书近年来出有多种，本稿只收了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一种，罗著恰巧是质量较差的。此外如杨家骆《丛书大辞典》也没有收。
提要多抄自各书的“内容提要”或“出版说明”，多数不是编者自己写的，因此繁简不一，文字笔调也出入颇大。
提要内容和版本的著录也有错误。如《四库提要辨证》，提要说它“较为全面系统地考证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不符实际的，因为余著并不是对于《四库》著录的每一种书都有考证，而论及的只限于一少部分。又如张心澂《伪书通考》解放后两次修订，所论证的书的种数，陆续有所增加，该稿只提到五四年重印本，后来的修订本，作者大概没有见到。
总之，全稿给人又杂又缺之感，不够出版水平。这类书最好分科来编，包罗万象的做法，很难编好。
《中文参考书提要》如果鉴审通过，将作为知识读物予以出版。如果承认出版物所凝结的知识有类型差异，那么，严格说来不同知识类型的书稿要求与其相应的不同审稿思想方式。只有如此，才能更清楚清晰地理解书稿所表述的“新知识”及其价值，进而有效地推进知识生产。
“如果不是因为心灵有对逻辑一致性的要求以及发现相似和差异的能力，知识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这样的职能是个人经验的结果。”〔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45页。这里所说的“职能”当然指人类知识活动及其社会效能。编辑活动作为人类知识创造行为当然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但无法否定其中的个人经验，正如肯定其中的个人经验而无法否定社会互动对个人经验的刺激、引导。出版以追求人类知识增长为目的，审稿则是保证知识有效增长的关键环节。而审稿作为稿件鉴别、判断的思维活动，以人类“心灵有对逻辑一致性的要求以及发现相似和差异”的本能冲动、社会欲求以及相应能力为前提。赵守俨鉴审《中外参考书提要》书稿，其突出的思维特征就是“逻辑一致性”和“发现相似与差异”。
差异和相似是事物之间的显性特征，发现相似与差异是人类认知的本能反应。编辑鉴审是人类知识生产领域中这种发现相似和差异的理性自觉。其具体操作方式是以已有的知识成果为参照，对比发现眼下被鉴审书稿的相似与差异，进而从“相似与差异”入手判断书稿价值，审稿意见中说“藏书志、藏书题跋一类的书近年来出有多种，本稿只收了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一种，罗著恰巧是质量较差的。此外如杨家骆《丛书大辞典》也没有收”，其內在的思想机制即是如此。
科学、完整的知识是知识对象与知识表达的对立统一。编辑鉴审就要在这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由表及里考察其融洽方式及紧密程度，因而，编辑鉴审有知识对象的内在关联、知识表达两个差异而互补的不同维度。
从知识对象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出发，赵守俨考察并推断“本稿包括的范围很广，从经典著作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印古籍无不兼收并采，但一共只收入一千二百多种书，无论哪一学科都挂漏很多，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人类知识广袤得无边无际。人类的知识逻辑只能是有限逻辑，在一定的范围内以特定的知识工具和知识方法追求其逻辑一致性与知识真理性。所以赵守俨说：“各书的取舍没有一定的准则，有些次要的或质量很差的收进去了，应当收的倒没有采入。”这里所说的“一定的准则”，具体而言是严仲仪著述《中文参考书提要》的取舍原则，概括说之则是知识方法和工具，在划定知识范围后实现知识内在逻辑一致性的途径。
从知识表达的话语逻辑一致性来看，赵守俨在审稿意见中说：“提要多抄自各书的‘内容提要’或‘出版说明’，多数不是编者自己写的，因此繁简不一，文字笔调也出入颇大。”这一鉴定的得出，需要鉴定者博览群书，熟悉书稿所在的知识领域，且有过专门甚至精湛的思考。这一断语看似仅冷静客观地描述书稿的话语形态，实则隐晦地表达了审稿者的两条知识标准。其一，知识生成创造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进而生成新知识。不是编著者自己写的就不是新知识，没有出版价值。其中不仅是著作权的认可与侵权问题，而且是知识生产创造中思维与语言的基础关系问题。编著者如果没有用自身的语言创造性地表达个人认知的知识，撰稿人就不该署名。著述方式和相应的署名方式不一样，知识形态及价值因而也不一样，不可混淆。其二，书目提要的“繁简”“文字笔调”属于话语形式，相对知识本身而言仅是知识表达，是表现知识的物质外壳，但它也要保持、追求话语形式的逻辑一致性。知识话语形式和知识话语对象的契合交融才构成良好的知识创造。
优秀的审稿意见总有明确的审稿结论，如该审稿意见末尾说“总之，全稿给人又杂又缺之感，不够出版水平”，更有支撑结论的审稿标准和推导过程。也就是说，审稿结论不是由于审稿人被赋予或拥有审稿权而可以主观独断地认定稿件总体及价值，审稿意见要综合地表达审稿人达致审稿结论的审读节点，或明示或隐含的推导过程。
不论分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撰稿都可以认定为以知识表达为诉求的思想操作实验，因此，就撰稿的思想运作而言，稿件亦可视如思想实验报告。审稿就当下的工作目的而言，乃判断出版价值以定取舍;就人类连续无止境的知识生产与创造过程而言，审稿是以新知识生产为目标的思想实验与对话。即使是被退的稿件，也有其试错的认识尝试价值。所以赵守俨在审稿意见末尾说：“这类书最好分科来编，包罗万象的做法，很难编好。”这是审稿人赵守俨的正确认知。如果认可赵守俨认识的真理性并细究其知识过程，又或许可以推断：其中也凝结着撰稿人严仲仪的错误认知。这一知识命题是赵守俨鉴审严仲仪《中文参考书提要》的价值标准，但是谁也难以否定，可能正是在审读严氏书稿的过程中，赵守俨才启用甚至自主生成了这一标准。这才是自工业化的印刷出版以来，在知识生产循环中的核心链环隐藏着的以审稿为代表的人类知识生产的核心机密。
一部已出版的编辑史因为出版物的实证性而被明示其知识史、文化史价值，那么有没有未出版或延期出版的编辑史呢？如果有，其暂存的或者潜在的知识对话同样暗示或潜存了一定的甚至较深的思想史价值。如此来看，已出版的编辑史和未出版的编辑史、延期出版的编辑史该同样珍视。
“赵守俨的性格，和他相处过的人都知道，在不同的事情上，他能表现出相反的性格。”“他喜欢思索和探求，善于集思广益，适时地提出新的要求。”吴树平：《赵守俨与〈二十四史〉》，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编：《编辑家列传》（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438页。从理论上讲，赵守俨鉴审《中文参考书提要》显然也包含、积淀了他“喜欢思索和探求，善于集思广益”的思想个性，至于他思想个性的体现程度、审稿人思想个体与社会知识规范是否有机统一等，是知识生产理论和研究中的另外问题，此处暂且悬置。
二、中华书局退稿信
中华书局于1959年7月6日寄出了退稿信，该退稿信由历史一组某先生（姓名待考）7月3日拟稿，金灿然7月4日签发。但从行文来看，似乎是参考、借鉴了赵守俨先生的审读意见。退稿信全文如下：
仲仪先生：
大稿《中文参考书提要》已读过，提要一类的书，目前确很需要。由于各科书目繁多，编一本综合性的书目提要是比较不大好搞的。如果分类来编，既容易做，对读者会更有益处。
大稿包括的范围很广，从经典著作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印古籍，无不兼收并采，可是一共只收了一千二百多种书。这样，无论哪一学科都会挂漏很多，对读者的需要恐怕不能满足。
大稿对各书的取舍，似乎没有一定的准则，有些次要的或质量很差的书收进去了，相反，应当好的，倒没有采入。如藏书志、藏书题跋一类的书，近年来出有多种，而稿中只收了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一种，恰巧这一种质量是较差的。而对杨家骆的《丛书大辞典》倒没有收入。另外，书中的提要多抄自各书的“内容提要”或“出版说明”，这样繁简不一，文字笔调也出入很大。提要内容和版本的著录也有错误处。如《四库提要辨证》，提要说它“较为全面系统地考证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不符实际的，因为余著并不是对于《四庫》著录的每一种书都有考证，所论只限一小部分。又如张心澂《伪书通考》，解放后两次修订，所论证的书的种数，陆续有所增加，但原稿只提到五四年重印本。这些地方都应加以改正。
以上意见，不完全正确，仅供参考，大稿我们不拟接受出版，特另邮挂号寄还，请检收是荷。
敬礼
1959.7.3
中华书局编辑部
审稿意见用于编辑部内部交流，退稿信代表编辑部与作者的交流，二者的交流对象、交流意图均有差别。这一基于审稿意见而写成的退稿信可让人更切实、具体地理解两种不同的书面交流的话语策略。这一退稿信文字简明、思想清晰，了无客套却又洋溢着对人对知识生产的真诚，让后代读者细读下来又进一步体会到何谓出版隔代。退稿信主体部分只有三段：第一段讲读者需求是什么，第二段讲如何满足读者需求，从读者需求到满足读者需求，明确了与作者交流退稿的思想空间，最后在明示了思想空间之后再具体分析稿件的不足。这样的三维结构偏偏拉家常式地平易道来，既有思想张力，也能以理服人。知识生产以满足读者需求为依归，既如此轻言细语又掷地有声。
三、审稿退稿的出版社会史思考
1959年的时间刻度在中国仍属于“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出版“大跃进”的运动形式之一是，地区、县级党委所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小册子式形态的出版物粗制滥造，造成此后数年中国出版业用纸高度紧张。1958年，全国图书出版数量由1957年的27571种（其中新出18660种）增加到45495种（其中新出33170种），总印数由1957年的12.75亿册增加到23.89亿册，总印张数由35亿印张增加到51亿印张。1958年图书出版的种数、总印数、印张数分别比1957年增长65%、87%、45%，出书种数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种数最多的一年。1958年的快速增长导致后续几年出版用纸供应严重不足。“1961年全国出版用纸量只达1957年的水平，除保证课本和报刊用纸外，分配给书籍使用的数量倒退到比1951年用纸量略高的水平;出书印数锐减，图书销售数只达1955年水平。”方厚枢：《出版工作七十年》，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1页。
出版“大跃进”的运动形式之二是丛书泛滥。“全国1958年出版的‘丛书’有460套以上。”品种、规模最大的几家出版社分別是：江苏人民出版社76套，共621本;浙江人民出版社40套，共208本;湖北人民出版社33套，共312本;科学普及出版社26套，共77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1套，共169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0套，共53本《关于“丛书”出版的若干情况》，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0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在此背景下回望赵守俨审稿、中华书局退稿，就别有一番韵味。并非仅仅一人一局的冷静，而是对知识生产的集体庄严。
赵守俨的审稿意见首句即说：“‘提要’一类的书是合于当前的需要的。”这是赵守俨细致审稿的理性基础，也是当时中华书局知悉严仲仪著述动议后积极回应的基本动力。以惯例推断，中华书局回信让严仲仪寄稿前曾集体商议，进而可以推断“‘提要’一类的书是合于当前的需要的”，乃中华书局作为出版单位的集体共识。由此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众多新建出版社和已建出版社纷纷以社会需求的名义推出印刷垃圾的时节，中华书局为何没有以社会需求的名义出版这部不合格书稿？更为久长的出版企业文化，严谨认真、科学求真的出版传统，等等，都可能是该问题的答案。更关键、紧要的答案只能是出版人个体的独立思考，审稿人个体独立审稿、谨严推断并自主表达，在个体独立思想畅所欲言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共识、集体负责。没有以个体的独立思考、畅所欲言为前提，所谓群体共识只能是人云亦云，集体负责最终集体难以负责，只得谋求另一种形式的集体免责。1949年以来的出版历史于此有诸多沉痛教训，而赵守俨的审稿意见在众多沉痛教训中闪耀着经验的光芒。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数字时代的出版史研究方法。出版史研究中如何克服碎片化是数字时代史学研究的共同性问题。一方面，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极大提高便捷了史料挖掘和寻觅，增强了某些罕见史料的可得性、易得性;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急速扩容和人类信息冗余，又使再完备再系统的知识都显得像沧海之水珠水滴。出版史研究去碎片化首先是去史料碎片化：以开放的思想张力释放史料之内的思想潜能，并同步建构相关史料之间的思想关系，从而使独具一定意义的史料语篇合成意义更丰富、思想文化价值量更大的史料单元，进而在更高层面解释其出版专业性的历史文化意义。认可史料语篇作为初生初级思想单位，仅为史学研究操作的第一步;以史料语篇为基础，顺其原生态关系而建构史料单元为第二步;更关键的第三步是，以史料单元（而不是原有的史料单位）为基础，导入相应的理论工具解释史料意义进而构建新的思想单位。本文于此略作尝试，并献丑于方家。
〔作者李频，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Value Judgment and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iew Comments on the Summary of Chinese Reference Books Written by Zhao Shouyan
Li Pin
Abstract：The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judgment and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iew Comments on the Summary of Chinese Reference Books written by Zhao Shouyan and the manuscript rejection letters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and bring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hoping to provide an useful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words：Zhao Shouyan， review comments， reference books， knowledg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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