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如意，博士，河北大学日语系教授，图书馆馆长，河北省教学名师，《河北科技图苑》主编，河北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河北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图工委员、中图学会理事、河北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河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原创带头人，国家一流本科建设专业日语专业带头人，河北省一流课程《日本文学史》带头人。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日本文学批评理论、日本文化。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等10余部，出版诗集2部。
摘 要：日本自1192年镰仓幕府开始到1867年江户幕府结束，一直是由武士掌握政权，形成了日本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即所谓武家社会。武家社会不仅为武士道的繁殖生长提供了土壤条件，而且孕育了日本独特的精神文化。时至今日，它对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循着历史的脉络，对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线性的梳理和归纳，进而明确日本武家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关键词：日本;武士集团;武家社会;镰仓幕府;江户幕府
中图分类号：G13/17;K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1）04-0066-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1.04.007
所谓武家社会就是指由武士掌握政权的社会。它是日本封建时期的一个基本社会形态，也是包括武士道在内的日本封建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社会基础。要想认识日本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了解日本古代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就有必要弄清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情况。但是，从研究文献来看，对日本武士道研究的成果很多，且这些研究大多注重从精神文化层面，比如对武士道产生的文化渊源关系进行研究[1]，而对作为武士道产生的社会基础的武家社会却缺乏研究。而在现有的日本武家社会的研究中，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日本的近世，即德川幕府时期，而对日本武家社会的整体发展关注不够[2]。本文运用史学的方法，循着时间的脉络，对日本武士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期明确日本武家社会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规律，并对认识当今日本社会乃至日本人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有所裨益。
一、 武士的出现和武士集团的形成
武士的出现和武士集团的形成是武家社会形成的基础。关于日本武士何时出现，目前的文献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奈良时期，有的则认为是平安时期。要搞清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武士。日本《国语大辞典》[3]的解释是“修习武艺，专职军事活动的人;在江户时代是位列庶民之上的一种身份。”而在另一部词典《广辞苑》[4]的解释则为“修习武艺，从事军事活动的人;从把武艺当作职业技能而生活的职业民众立场来看，则是从平安时代末期出现而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的一个社会阶层”。《国语大辞典》和《广辞苑》是日本两部权威性的词典，但从这两部词典对武士的解释来看，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首先在“修习武艺，从事军事活动的人”这一点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如果仅从这一点上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武士的话，那么通常所说的士兵、战士都可以称为武士，因此可以说，这种关于武士的定义并不准确，这不过是广义上的武士，即军队的士兵罷了。而日本武士应该是日本封建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特殊身份。关于这一点，《国语大辞典》和《广辞苑》的解释是一致的，但在武士存在的时间点即武士活跃的历史时期的解释上，《国语大辞典》认为武士是“江户时代”“位列庶民之上的一种身份”，而《广辞苑》则认为是“从平安时代末期出现”“延续到江户时代的一个社会阶层”。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龃龉。那么，到底武士是何时出现的呢？
有人说，武士的出现是在公元八九世纪[5]，这一说法未免有些笼统。更准确的说，武士是律令制下庄园发展的一个产物，它的出现应该是在8世纪中后期的平安时期。众所周知，日本自大化改新（公元645年）开始着手模仿中国唐朝建立律令制国家。公元701年，大和政权颁布《大宝律令》，结合本国国情，建立起包括官位、身份、土地、税收、兵役、法律等全方位的律令制度。但是，由于农民税负沉重，流浪和逃亡的人数逐渐增加，而另一方面，贵族和寺庙神社利用特权，不断扩大私有地，再加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供应不足，致使班田收授法难以实行下去。公元723年，政府颁布“三世一身法”，鼓励土地开垦。公元743年，政府又制定了“垦田永久私财法”，允许新开垦的土地私有化，在这些政策的保护下，那些有实力的贵族和寺庙神社纷纷扩大私有地，且购买农民的土地或雇佣农民及流浪者进行耕种，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早期庄园。在庄园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农业资源，保护庄园利益，庄园与庄园之间经常产生摩擦和纠纷，甚至会发生武斗。在初始阶段，参与武斗的往往是庄园里的农民，但由于常常耽误农活和农时，且战斗力低下，于是庄园主便选拔勇敢强壮的农民专门负责保护庄园，这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专门进行军事训练和进行战斗，他们就成为了日本最早的武士[6]。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早期武士不同于国家的军队和士兵，而是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保护庄园利益服务的、忠于庄园主的私人武装。
武士集团是在庄园发展过程中武士组织化的产物。随着以班田收授法为主的土地制度的崩溃，到了9世纪后半叶，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地主土豪一方面加强土地开垦，另一方面从国司那里承包土地，成为拥有强大势力的庄园领主。到10世纪以后，有很多领主被国司任命为当地的郡守或乡长，且承包租税。这些领主为了免受国司或其它领主的干涉，纷纷向位于中央权力中枢的大寺院或大贵族寻求保护，将自己的领地置于其保护伞下，这样一来，此时的庄园比起初期阶段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为“寄进系庄园”。
进入11世纪后，伴随着耕地开发的扩大，领主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并加强对农民的统治，纷纷加强庄园的武装力量。武士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也不断增强，这些领主一般因开发地而命名，在本族或上层农民中纠集“郎党”，形成了早期的武士集团，这些领主自然也就成为了武士集团的领袖。由于许多领主同时兼任着地方的郡守或乡长，因此，武士集团不但担当着保卫庄园的任务，同时还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些地方上的武士集团通过“寄进系庄园”的关系，分别隶属于中央的某个大贵族或大寺院，于是在日本就形成了几个全国性的大武士集团，而且直接参与或影响到中央的政治。譬如，在关东地区有源氏集团，在东北地区有藤原氏集团，在关西地区有平氏集团。
二、 镰仓幕府与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
到了12世纪，武士集团开始参与并主导了宫廷的政治斗争。1156年，由皇室和朝中重臣之间权力争夺而引发了“保元之乱”，在这场斗争中，后白河天皇借助藤原氏、源氏以及平氏等地方武士集团的力量，战胜了以源为义武士集团为靠山的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一派。1159年，两大天皇近臣藤原信西和藤原信赖之间发生了“平治之乱”，此次动乱借助平清盛武士集团的力量得以平息。以此为契机，以平清盛为首的平氏集团打倒了以源义朝为首的源氏集团，平清盛成为了全国武士集团的最高领袖。日本的武家政治也由此揭开了序幕。
1179年，平清盛同后白河法皇的矛盾日趋加剧，最后，为了争夺实权，平清盛幽禁了后白河法皇。1180年，平清盛将自己的外孙安德天皇推上皇位。法皇的皇太子以仁王对其专制表示强烈不满，同源赖政共同举兵，欲将平氏推翻。与此同时，伊豆的源赖朝、信浓的源义仲也兴兵讨伐，再加上长期挣扎于领主和庄园主压迫之下的近江以及四国、九州等地的武士们迅速组织起来，各地反抗平氏政权的武士集团蜂拥而起，从而拉开了源平之乱的序幕。
平清盛由于惧怕源氏集团的势力，撤往日本西部并积极应对叛乱，但由于富士川战役的失败，只得退守古都福原。此时的日本已经形成了奥州的藤原氏、东国的源赖朝、畿内的源义仲和西海道的平氏四分天下的局面。
在平清盛死后，由于受饥荒的影响，平氏集团军事力量日渐衰弱，于是携安德天皇向西逃跑。在1185年的长门之战中，源赖朝之弟源义经彻底消灭了平氏集团。由此，源赖朝基本掌握了全国的军事统治权。在此期间，源氏集团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设置了统率武士的“侍所”，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政所”，以及负责法律事务的“门注所”。1192年，后白河法皇死后，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开创了幕府，开启了武士执政的历史。
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也标志着日本武家社会的开始。幕府成立后，虽然京都的朝廷仍然具有任命各地“国司”的权力，尤其是日本西部地区的行政权，但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国家权力，实际上全部掌握在幕府手中了。
源赖朝将武士集團中的主从关系作为幕府统治的基础，实行了主仆恩惠制度。即幕府将军对被称为“御家人”的武士头领施“御恩”，而这些“御家人”则要宣誓效忠幕府将军。所谓“御恩”就是将军承认“御家人”土地所有权并授予其新的领地，任命他们为“守护”或者“地头”等官职。另一方面，“御家人”必须服从将军的命令，有战事的时候要出兵打仗，平时担任京都大番役、镰仓大番役等职务进行“奉公”。这里的“御恩”和“奉公”，形成了幕府将军和“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构成了武家社会的基本政治形态。
在1199年源赖朝死后，其子源赖家作为二代将军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有实力的御家人不仅限制了将军的权力，而且通过合议制，直接处理政务和审判。其核心人物是源赖朝的岳丈北条时政。北条时政废除了二代将军源赖家，另立源赖朝次子源实朝为将军，并亲揽大权。这一地位被称为“执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条氏家族把持这一职位，形成了武家社会中外戚专权的一个时代。
1221年，不甘心大权旁落的后鸟羽太上皇笼络支持者，在京都举兵企图推翻幕府统治。然而，由于大寺院的僧兵和东部的武士并不听从命令，危机之时，幕府中的武士头领团结起来，战胜了后鸟羽太上皇。这就是所谓的“承久之乱”。
为了规范武士的行为，加强幕府统治，1232年，幕府制定了被称为武家法典的“御成败式目”（贞永式目）51条。这本法典遵循武士社会的道德习惯和源赖朝以来幕府的先例，明文规定了关于武士在土地争端中的判定标准。并规定了守护、地头等人的职权。“御成败式目”可以说是第一部武家社会的基本法典，它不但对当时的武家社会统治发挥了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室町幕府的法典制定以及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法典制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镰仓幕府时期，日本的农村生活也体现出武家社会的基本特征。武士以村落为据点，以原野为背景建造宅邸，并环绕四周挖掘沟渠。在宅邸的周边，是武士的直辖地，这些土地的收成都归领地武士所有，隶属于武士的农民（下人、仆从）从事农耕。直辖地的周边，是属于一般农民（名主、百姓）的田地，他们土地上种植的蔬菜要归作为领主的武士所有，同时还要为武士承担义务劳动。每个宅邸是以武士为中心的武士集团的据点，在那里贮备着铠甲、刀、弓箭等武器。武士们以领主为中心，并跟随领主效忠于幕府，他们平时进行战斗训练，一旦发生战事，则响应领主号召，集体出战。
这样，自镰仓幕府时期开始，武家社会的基本形态也就有了固定的模式。
三、武家社会的衰落
到了14世纪后半叶，虽然地方的统治权仍然掌握在有实力的守护大名手中，但农民的一些自发组织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这些被称作“惣”或“惣村”的农民组织具有地方自治性特征，它不但拥有自己的警察、审判权等，甚至拥有武装力量。为了维持“惣村”体制的运转，作为其成员的农民，可以召开会议，制定规章制度，还可以将共有土地纳入公共财产范围。此外，该组织内的成员通过与领主交涉，可以进行土地承包，并要求免除或降低年租。庄园领主和官方借助守护大名的力量与这些自治组织形成对抗。守护大名一方面将这些自治组织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对农民课以段钱、徭役等，另一方面通过实施救济、保护等措施加强对辖区内庄园领主和官家的领导和统治。
受压迫的农民最初用消极的方式进行反抗，但是随着守护大名统治手段的加强，迫使农民也同周边村落联合起来，形成了独立的组织，共同发动武装起义，或以逃散的方式迁往异地。农民起义呈烽火燎原之势，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很快成为与守护大名相互对抗的势力。
到了室町将军足利义持的时代，曾饱受足利义满压迫的守护大名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1428年，发生了正长起义。以近江坂本的运输业者要求实施仁政为契机，京都近郊的农民发动并参加了此次起义。起义者袭击了作为幕府财政来源的高利贷经营者，他们撕毁买卖合同，废除抵押文书。足利义教感到了恐惧，他采取了加强将军权力及压制守护大名势力的政策。这样一来，足利义教招致了守护大名的反感，1441年，被播磨国的守护大名赤松氏杀死。
足利义教死后，守护大名们开始争夺幕府的权利，最终形成了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一派以细川滕元为首，另一派以三名宗全为首。两派围绕将军足利义政的子嗣继承问题，以及斯波氏、畠山氏等守护大名的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争斗。
失去权威的幕府势力已无法解决纷争，从1467年开始，进入了持续11年的战乱时期，史称“应仁之乱”。作为当时战场的京都，满目疮痍，变为一片废墟。战乱期间，贵族和寺院神社遭到打击和破坏，室町幕府的统治也走向没落。各藩国的庄园及公领地被守护大名及地方武士强行掠夺，幕府统治的根基被动摇了。以上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下克上”，是自镰仓建立起来的武家社会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
四、武家社会的重建
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日本社会经过了百余年的“战国时期”。以守护大名为中心的各个地方武士政权你争我夺，相互倾轧，整个社会呈现出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在混乱当中，尾张国的守护大名织田信长率先开始了统一日本的行动，但就在他的统一大业即将走向成功的时候，却为部下所害。他的另一名部下丰臣秀吉继承其遗志，最终统一了日本。但是，丰臣秀吉死后，盘踞在关东地区的德川家康又举起反旗，最终战胜丰臣集团，于1603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创了德川幕府。此后，德川家族统治日本的时代持续了260余年。这个时代被称为江户时代或德川时代。
德川幕府成立可谓日本武家社会的重建。为了加强和巩固幕府的统治，德川家康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统治政策，其中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幕藩体制、身份制度、锁国政策和尊儒政策。
所谓幕藩体制就是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武士集团内部的二级上下权力结构。幕府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幕府将军居于权力的顶峰，藩是从属于幕府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藩的最高首领是藩主，也就是大名。一般臣服并效忠于幕府将军并拥有1万石以上领地的藩主被称为大名。幕府将军和大名的关系是主和从的关系。幕府将军将土地分封给各藩的大名，而大名则要效忠幕府将军，同时也要对将军承担多种义务，不仅要负担与领地俸禄相应的军役，还要参与修建江户城与大阪城的大型土木工程，以及疏浚河川等工程。
幕府将军拥有远超过其他大名的强大军事力量。在财政方面，幕府拥有被称为“天领”的直辖领地，至17世纪末，幕府收入已达到400万石。此外，幕府还直辖统治着江户、京都、大阪、长崎等重要城市，以及佐渡、伊豆、但马生野、石见大森等重要矿山，不仅掌握着货币铸造权，而且还垄断了与国外之间的贸易。这些也成为幕府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保障。
幕府的政治和行政组织中，“老中”“若年寄”等重要职务由“谱代大名”担任，“町奉行”“勘定奉行”等职位则由“旗本”担任。重要职位通常任命2人以上担任，并通过每月更换的形式来进行职务调整，以此来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1615年，幕府制定《武家诸法度》，规定了大名应当遵守的行为守则。在《武家诸法度》中，规定实行“参觐交代制”，即大名应当每年在江户与自己的领国之间更换住所，充当人质，以此来防止各藩国的反叛行为。
根据与将军家之间的亲疏关系，幕府还把大名分为亲藩、谱藩和外藩三类。其中，亲藩指的是德川家康至亲统治的藩;谱藩指的是从一开始就追随德川氏的武士家臣;外藩指的是德川集团战胜丰臣集团前后才臣服于德川氏的大名。幕府通过这样的分类对大名加以排序，并在统治中形成一种由内至外的监视体制。
在幕藩体制中，朝廷与寺院也被纳入幕府的统治之下。由于形式上将军是由天皇任命的，因此幕府在表面上对朝廷表示尊敬。但实际上，由于皇室领地极少，因此在1615年，幕府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对天皇及宫廷贵族的行动加以限制。
寺院也受到幕府的严格统治。幕府设置了“寺社奉行”一职，在寺院方面，每个宗派都创立了主寺、分寺等组织，并制定了寺院法度。作为幕府禁止基督教的政策之一，设立了寺院责任制，规定每个人都必须隶属于某个寺院，寺院需对所属者的身份进行证明，并禁止改变与寺院的所属关系。
所谓身份制度即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武士）位于四民的顶端，拥有姓氏，并享有带刀的特权。武士甚至拥有被称为先斩后奏的特权，可以对冒犯自己的农民及町人自行斩杀而不受惩罚。农民作为主要生产者虽然受到幕府的重视，但在生活和行為规范等方面受到了严格限制。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虽然社会地位较低，但幕府对其统治也较为宽松。此外，在“士农工商”之下，还设有贱民身份，贱民在居住地及服装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限制，一般庶民也会因犯罪或贫困等原因成为贱民。
以上身份制度的设立，一方面突出了武士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工商阶层人民对于武士统治的不满。士农工商阶层的划分，不仅是一种身份制度，而且成为了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观念。
所谓锁国政策即关闭国门，禁止与海外进行外交和贸易往来。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实施也经过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1600年，德川家康请因船只失事漂流到日本的荷兰人来到江户，担任外交及贸易方面的顾问。之后，允许荷兰人及英国人开设了平户商馆并从事贸易。与此同时，德川家康推进日本与东亚各国的外交与贸易。虽然日本与中国的明朝之间并没有正式的贸易关系，但却与来到长崎、平户的中国商船积极展开贸易，同时，在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贸易也非常兴盛。
此外，德川家康与德川忠秀还向前往东南亚的船只颁发允许出航的朱印状。一些大名与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竞相向海外派出朱印船，史称朱印船贸易。当时，日本最主要的出口物品是白银，此外还有铜、硫磺、工艺品等。同时进口中国生产的生丝、丝绸制品，以及南方生产的皮革、香料、药材、砂糖、铅等物品。
对于基督教，德川家康进一步加强了丰臣秀吉采取的禁教政策，1613年，幕府在全国颁布了基督教禁止令。受到基督教禁教的影响，海外贸易也逐渐受到了限制。1624年，幕府终止了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并对日本人前往国外加以限制。在1635年，幕府全面禁止了日本人前往国外以及在国外的日本人回国。
由于鎖国政策的实施和基督教禁止令，在九州地区发生了岛原之乱。当时，岛原、天草地区有众多基督教徒，但当地领主全面执行禁教政策，并加大征收赋税年贡力度。农民们以四郎时贞为首奋起反抗，但最终被镇压。岛原之乱使幕府与大名加强了对于基督教的警惕。1639年，幕府禁止葡萄牙船只停靠港口，并在1641年将平户的荷兰商馆搬迁到长崎的出岛上。至此，日本完成了所谓的锁国。
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加强了幕府对外交和外贸的主导权，而且也控制了外来文化在日本的输入和影响。但闭关锁国政策并没有将国门全部关闭，国外的文化、知识及信息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通过一些途径传入了日本。但是，由于外交关系仅限定于特定的国家与地区，再加上这种政策维持了200余年，因此在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外国带来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幕府的统治。
所谓的尊儒政策即将中国的朱子学作为日本的官学。在幕府统治的政治实践中，作为统治者的将军为了克服武家政权依靠武力进行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弊端，都很注重文治政策的建立，不但将中国的朱子学作为官学加以倡导，而且将其作为武士必须具备的教养加以培养。首任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注重文治政策，推崇儒学，他在限制基督教的同时，启用当时的大儒林罗山为其文化顾问，大力推行儒教政策。第五代将军德川刚吉喜好儒家思想，将祭祀孔子的殿堂搬迁至江户的汤岛，任命儒学家林信笃为大学长官，推动儒学的研究和发展。在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和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当权时期，儒学家新井白石被聘为将军的侍讲，使得朱子学在德川幕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
1868年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时也结束了日本长达近700年的武家社会。武家社会形成于镰仓幕府时期，经过南北朝时期、室町时期，在战国时期走向崩溃，而在江户时期又得到重建，最终，因明治维新结束了其历史进程。纵观武家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它具有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又具备鲜明的武家社会特征。社会的乱与治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是其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武士一直居于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集团取代朝廷行使统治权力，这一点体现了其武家社会独特的一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武家社会并不是仅仅靠武力进行社会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无论是镰仓幕府时期还是江户幕府时期，其许多国家治理理念和法律制度都是采取的文治政策，尤其是江户时代，更是将朱子学作为武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由此也说明，建立在儒道佛基础之上的武士道[7]，实际上也是日本武家社会发展的产物。武家社会一方面为武士道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反过来，武士道也是武家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一份精神遗产。因此，要认清日本的武士道，要认清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对日本武家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1]王志，王晓峰.日本近世武士的忠诚观念及其演变[J].史学集刊，2015，4（1）：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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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古贞次，金田一春彦.国语大辞典[Z].東京：小学馆，1981：2103.
[4]新村出.广辞苑[Z].東京：岩波书店，2008：2450.
[5]娄贵书.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76-84.
[6]张如意.日本历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32.
[7]山本博文.武士道[M].东京：中经出版，2003：20-24.
[责任编辑 孙 丽]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amurai Society
ZHANG Ru-yi
（Hebei University Library，Baoding，Hebei，071002，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Kamakura shogunate in 1192 to the end of Edo shogunate in 1867， Japan has been dominated by samurai， which established a unique social form of ancient Japanese society， the so-called Samurai Society. Samurai society not only provided soil for the reproduction and growth of Bushido， but also bred Japans unique spiritual culture. Until now，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Japanese society as well as Japanese behavior and thinking habits. 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paper linearly sorts and summariz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amurai society， and describ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law of Japanese Samurai society.
Key words：Japan;Samurai group; Samurai Society; Kamakura shogunate; Edo shogu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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