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银行与重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分析

唐银茂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一直是金融风险当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我们正处于后疫情时代,成渝双城经济圈又处于西部重要战略地位,城市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地处这两个地区的商业银行(成都银行、重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

一、引言

2021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同时,成渝地区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成渝双城经济圈尤其要发挥西部地区连接“一带一路”的纽带作用,使成渝双城经济圈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做大做强外向型产业经济。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战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更是重中之重。

研究表明,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有促进效应。金融业和银行业构建的城市网络中,重庆、成都、南充及绵阳位于城市网络节点的前四位,且重庆、成都稳居前2位,其节点强度均在0.81以上,指标值是第3名的1.2倍左右。川渝地区经济联系增强,姚作林等通过成渝经济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分析发现,成都、重庆与南充的经济联系强度大于65,重庆、泸州和广安之间也分别达到54.22和60.5。

2019年三季度末,重庆和成都的GDP分别为1.6万亿1.2万亿,GDP增速分别为6.3%和8.1%。二者差距相较2018年数据,略有缩小,但不明显。从2017年开始,重庆银行资产规模增速放缓,到2019年上半年,成都银行资产突破5000亿,领先重庆银行723亿。两家银行在国内城商行中,总体经营水平处于上游。两家城商行都抓住了这个机遇,成功上市(分别在A股和H股)。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分别从大型银行与中小型银行对比分析、商业银行流动性与资产负债期限结构、相关业务开展等方面,论证内外部相关因素对于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程度。DouglasW Detal(2002)认为银行无偿付能力或者缺乏流动性都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因此政府很可能进行干预。然而流动性问题和偿付问题是相互影响的,并且可以相互引发,因此很難从观察到的因素中确定哪个才是导致银行破产的根本原因。OriolAspachsetal(2005)对英国银行流动性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了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如何影响银行对流动性缓冲的持有,发现在出现流动性危机时,如果央行给予较大的潜在支持,银行就会持有较小的流动性缓冲,并且这种缓冲还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英国银行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流动性较低。在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银行负债组合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时,Leonard Onyiriuba(2016)指出银行的流动性可以用存贷比、现金储备比率和流动性比率这三种方法或组合进行计量。Abdul-Rahman等人(2017),以马来西亚的银行数据为基础采用巴萨尔Ⅲ中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两个比例两个指标,分别测度短期和长期的流动性风险。

从对各类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影响程度的研究成果看,郭少杰、杨洁(2006)认为,由于有国家信用做银行的坚强后盾,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并未引起关注。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在快速扩张的同时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杨敏(2013)指出北京银行的流动性比大型银行更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并发现其流动性风险的主要来源是贷款。核心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也是影响流动性风险的因素。张吉光(2017)指出由中小银行存在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存款集中度较高、融资渠道单一、信用风险持续暴露且息差收,人财物等资源有限,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不健全等问题,流动性风险隐患较大。苏凡(2018)基于2015~2017年每季相关流动性风险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水平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研究得出在流动性风险水平方面,大多数股份制银行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商行,且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是反映流动性风险水平的主要原因。

三、数据分析

从两家银行分别的2020年度公司年报上获取相关数据(表1),2018年到2020年重庆银行和成都银行的财务指标来看,存贷比、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覆盖率等财务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充足水平、资产负债结构等方面的情况。

表1 成都银行、重庆银行2017年~2020年的部分财务数据

(一)存贷比

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借鉴国际经验,删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如今存贷比已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业真实的流动性状况。因为银行的业务已不再是单纯的存款和贷款,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更多元化,存贷比对银行发展甚至形成了约束。成都银行存贷比变化呈现以下趋势:2017-2020年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存贷比存在差别,而成都银行与重庆银行两者都是股份制银行存贷比都处于较高水平。新冠疫情对银行业影响主要集中在对广大中小银行业务开展方面,对股份制银行影响较小,并且在第一季度得到了较好得控制,数据上仍然稳步上升;存贷比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浙江省的存贷比显著高于广东省,而地域相近的西南两大重要城市,成都银行和重庆银行的存贷比也存在较大差别。整体而言,在特定的金融制度背景下,全国平均的存贷比水平由宏观变量决定,并非微观主体自身能够改变。从平均值来看,重庆银行的存贷比高于成都银行,即成都银行比重庆银行的流动性比率更高。

(二)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资产总额/流动性负债总额,它是衡量企业财务安全状况和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流动比率应维持二比一才足以表明企业财务状况稳妥可靠,但也不是越高越好监管标准值:流动性比例指标应“大于等于25%”。

成都银行和成都银行流动性比率连续三年都大于25%,足以表明其财务状况的稳妥可靠。资产的流动性越大,短期偿债能力越强,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小,债权人权益的安全程度越高。重庆银行从2019年到2020年的流动性比率增长了5.22%,且重庆银行整体的流动性比率更高,但是过高的流动比率可能是企业的货币资金闲置、应收账款过多或存货超储积压所致,意味着企业流动资产占用过多、资产使用效率较低,会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同时也说明企业不善于理財或购销业务的经营管理不善。用算数平均值计算发现,重庆银行的流动性比率为83.48%,比成都银行70.48%的流动性比率更高,其流动性更好。

(三)流动性覆盖率

流动性覆盖率=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它旨在确保商业银行在设定的严重流动性压力情景下,能够保持充足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并通过变现这些资产来满足未来30日的流动性需求。流动性覆盖率的标准是不低于100%,重庆银行的数据除了2017年的指标以外都在200%以上,并且2017年的流动性覆盖率也接近200%,成都银行所有的指标也远大于100%,说明重庆银行和成都银行其他时间的优质流动性资产能够较好地满足其未来30天的现金净流出。用算数平均值计算发现,重庆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为216.45%比成都银行的197.75%更高,其流动性更好。

(四)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资产总额/加权风险资产,除了用存贷比、流动性比率和流动性覆盖率来衡量两家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以外,资本充足率目的是监测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它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该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两个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大于8%,自2017年重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3.6%以来,其资本充足率近三年在逐年下降,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在下降,尤其需要注意用于偿付的流动性风险。成都银行,2019年资本充足率是最高的,但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说明经营状况较为稳定,总体来说这两家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比较强。

(五)分析结论

由于存贷比已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业真实的流动性状况,分析与流动性有关的两个主要指标:流动性比率和流动性覆盖率,重庆银行的流动性都更高,也说明流动性风险更小。但同时重庆银行也需要使用存贷比进行流动性的监控,控制在一个适宜的范围。

四、创新型建议

(一)降低次级贷款率

重庆银行的五级分类中,重庆银行可疑、次级和损失类贷款仍在上升,同时关注类和可疑类迁徙率也在上升,大概率仍然意味着不良仍有上升风险。建筑业不良率从2019年的0.95%上升至2020年的2.01%,高于我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86%。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率从2019年的1.79%上升至2020年的3.88%。不良贷款会增加银行的债务负担,增加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下降,降低经营效益,导致银行出现财政问题。

转化不良贷款,建立相关规章制度,把次级贷款和损失类贷款转化为正常贷款,让客户能贷款也要遵守贷款相关规则,清收、诉讼、拍卖不良贷款;可以加杠杆,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在现阶段坏账金额不变情况下,增大各项贷款总额就能实现公式上的降低不良贷款率;也可以通过展期,续贷,发放它项等值或超额贷款来偿还到期贷款,通过借新还旧来规避银行财务隐藏的风险。

(二)强化互助

成渝经济区应该正视差异协调好区域发展的关系,以同城思维来辩证地来看待双方的竞争和合作。构建互信体系,树立同城思维。首先,双方应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清晰的利益协调机制,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协作制定一系列的规划和政策、为其协作发展指明道路。围绕回归本源存贷款业务的方向,遵循发展规律,制定科学清晰的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战略,坚决摒弃粗放型的发展理念,从本质上推动业务发展向高质高效方向转变。其次,成渝两地应深化产业合作,扩大产业链,推动协同发展来不断提升区域内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最后,积极探索并推进城商行的流动性互助平台建设,通过扩大成员走出去学习交流等方式,加强同业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并持续完善流动性互助应急预案,积极开展流动性互助应急演练,在提升城商行应急处置能力的同时,防止区域性金融风险发生。

(三)提高金融稳定信息披露预期

向公众说明金融体系稳定情况、确保宏观审慎管理信息披露频率和可预测性是实施有效监管的重要环节,保证最后贷款人制度可以实施,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和社会宽容度。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和制度特殊性,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抵御了金融危机,但事实上金融危机的严重教训与金融信息不透明是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当局还未充分意识到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目前国际上金融稳定信息的披露定期主要以发布金融稳定报告和监管机构高层不定期撰文、演讲和专访两种方式进行。希望我国能把化解金融风险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布局,用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基于信息共享的科技监管,加快金融业综合统计和信息标准化的立法,加快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推动监管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的转型。此外,由于金融稳定报告提供的信息更为全面、系统,更有利于了解分析金融体系风险积累情况,建议监管部门适当提高金融稳定报告发布频率。

(作者单位:成都锦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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