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辉 田丽
摘 要：清代学者江永著述丰富，尤精于礼学，《乡党图考》作为其礼图文献之代表作，流布较广。结合相关文献、出土实物等，对其内容进行考释辨析。可以发现，它对前贤之论有所修订。同时，其观点既有失当之处，亦有独创之处，实为礼学史上的重要论著。
关键词：江永;《乡党图考》;考证
江永（1681—1762），为皖派朴学创始人，史书有传。《清史稿》卷四八一《江永传》云：“江永，字慎修，婺源人。为诸生数十年，博通古今，专心《十三经注疏》，而于《三礼》功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黄氏、杨氏相继纂续，亦非完书。乃广摭博讨，大纲细目，一从吉、凶、军、嘉、宾五礼旧次，题曰《礼经纲目》，凡八十八卷。引据诸书，厘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所著有《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礼记训义择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律吕阐微》十卷，《律吕新论》二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一卷……”[1]（P13919）由此可见，江永学问广博，著述宏富，精通礼学，不過，涉及礼图之作不多，这方面可以《乡党图考》为代表。
《乡党图考》共十卷①，是关于古代乡党名物制度的专门研究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评价颇高：“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于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考核最为精密。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间有研究未尽者……然全书数十百条，其偶尔疏漏者，不过此类，亦可谓邃于三礼者矣。”[2]（P306）此书卷一为图谱，每图皆辅以文字说明，它是针对后面各卷涉及到的名物制度等所绘制的，用以方便读者理解。今从“图谱”类中择出三则，参照出土实物、相关论述等，对其略加考证，以验其说。
一、享用璧琮加束帛图之“琮”
玉方曰琮，享夫人用琮，亦加琮于束帛之上执之。[3]（P2015）
从图1可以看出，《乡党图考》中的“琮”形为四角正方形。有关“琮”之形制，文献有载。东汉班固《白虎通义·文质》云：“何谓五瑞？谓珪、璧、琮、璜、璋也。《礼》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半珪为璋;方中圆外曰璧;半璧曰璜;圆中牙身玄外曰琮。”[4]（P482）班固认为，琮形乃中身为圆形，牙身在圆形外面。
宋代学者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一〇《玉瑞图》“驵琮”云：“《玉人》曰：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又曰：驵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后郑读驵为组。谓以组系琮，因名。组琮，以玉饰豆，即名玉豆。是其类也……天子组琮既有鼻，明后组琮亦有鼻也。”[5]（P138）又《玉瑞图》“大琮”云：“《玉人》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后郑云：如王镇圭也。射，其外鉏牙。贾释曰：言大琮者，对上驵琮五寸者为大也。言十有二寸者，并角径之为尺二寸也……云其外鉏牙者，据八角锋言之，故云鉏牙也。”[5]（P139）《玉瑞图》之“大琮”如图2所示：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一一《祭玉图》“黄琮”云：“《大宗伯》云：以黄琮礼地，牲币亦如琮色……黄者，中之色。琮八方以象地，此比大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长八寸，厚寸。”[5]（P148）《三礼图集注》“驵琮”“大琮”“黄琮”之图，其形皆为牙外圆中，呈钝八角形，仅“驵琮”中间有鼻为异。
宋代学者陈祥道《礼书》卷五四“黄琮”云：“《大宗伯》曰：‘黄琮礼地。……《玉人》言玉之制，其长不过大圭之三尺，其短不过冒圭之四寸……宗后之驵琮皆五寸……琮皆八寸……大琮玉案皆十有二寸。”[6]（P217）陈祥道“黄琮”之图作四角矩形。可以看出，江图与陈图皆为四角形;不过，陈图为矩形，江图为正方形，此二图之异。
《说文解字·玉部》：“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从玉宗声。”许慎认为，琮之形制似车釭。段玉裁注：“郑注《周礼》曰：琮，八方象地。《玉人》曰：大琮尺二寸，射四寸。注：射，其外鉏牙。疏云：角各出二寸，两相并，四寸也。玉裁按：除去射四寸，则大琮八方之径八寸。许云：瑞玉大八寸者，谓大琮也。其他琮不言射，惟瑑琮大八寸。如车釭者，盖车毂空中不正圆，为八觚形，琮似之。”[7]（P12）段注言琮形出自许说，车釭之形或为八觚形。“车釭”之制，今不详。
清代学者黄以周《礼书通故》第四十九《名物图二》之“大琮”云：“琮形如以两正方交互相叠，成八锐角，角各出二寸，通其上下两角射四寸……聂图作钝角，或作角邪锐，而失方圆形。”[8]（P2375）《礼书通故》之“大琮”如图3所示：
可以看出，《礼书通故》“大琮”之图亦为八角形，不过，其八角皆为锐角，与聂崇义图八角皆为钝角有异。黄氏以为，聂崇义图琮之形失去方圆之形，失之。江图与黄图亦相异。
关于琮之形制，不仅古代文献所载各异，现代学者亦各执一说。钱玄《三礼通论·名物篇·玉瑞》指出，据出土实物可知，琮皆为正方形，郑注以为八角，汉碑《六玉图》作五角、十角，均非是。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则认为，琮形乃八角钝形。
下面，我们就从出土实物的实例来验证各家的说法。1979年，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之玉琮，它是迄今最早之实物，观其形可知，此玉琮为外方内圆，八角皆为钝角。1991年，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出土有早期的玉琮（见图4），其形亦是外方内圆，中空，八角皆为钝角。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多组玉琮，皆为外方内圆，八角为钝角。2004年，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出土的两周时期的玉琮，其形制同其他地域出土的琮也基本相同。今藏湖北省博物馆的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兽面纹玉琮和素面玉琮（见图5），二琮之形皆为外方内圆，八角皆为钝角。
结合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出土的一系列实物“琮”，可以得知，琮形为外方内圆，八角乃钝角。相较而言，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所言与出土实物颇相吻合。
“琮”之得名，或与“宗”有一定关系。《说文解字·玉部》：“琮，瑞玉……从玉宗声。”“宗”“琮”音同义近，或为同源，其词源义可由“宗”推之。《说文解字·宀部》：“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段玉
裁注：“凡言大宗、小宗，皆谓同所出之兄弟所尊也。”“同宗”，即同出一祖，故“宗”有众、聚集之义。《广雅·释诂二》：“崇、宗，聚也。”王念孙疏证：“崇、宗声相近，故皆训为聚也……宗者，众之所主，故为聚也。”[9]（P75）《楚辞·招魂》：“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王逸注：“宗，众也。”[10]（P207）可见，“宗”有聚、众之意。“琮”虽为玉器，然其义亦有宗聚之训。《白虎通义·瑞贽》云：“琮之为言宗也，象万物之宗聚也。”这里以“宗聚”释“琮”，与郑玄注“琮八方象地”之义甚合，因此，“琮”之八角形有八方汇聚之义，“琮”之得名或源于此。总之，《乡党图考》之“琮”图为正方形，不仅与相关文献记载不甚契合，而且与出土实物有异，应为其失误之处。我们认为，“琮”之形制当以聂崇义之说为是。
二、深衣裳孔疏订误图
孔氏《玉藻》疏谓布六幅，交解为十二幅。狭头八寸，宽头一尺四寸，各去边缝一寸，狭头六寸，宽头一尺二寸，缝合之。则十二幅皆成偏邪之形，恐非法服之制。又误谓裳幅皆名衽，与经文衽当旁不相应。亦与郑注衽谓裳幅所交裂之解不合。《家礼》遂承其误，并续衽钩边之制，释者亦失之。今正其误。[3]（P2020）
江永在这里指出，孔颖达对深衣形制的解释并不符合法服之制，同时，孔颖达对“衽”之形制的解释与礼之经文、郑玄之注皆不合，其解说应该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宋代朱熹《家礼》亦沿袭孔氏之成说。那么，两者孰是孰非，就是下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礼记·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袂可以回肘。”郑玄注：“谓大夫、士也。三袪者，谓要中之数也。袪尺二寸;围之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衽，谓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杀而下，或杀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属衣则垂而放之，属裳则缝之，以合前后，上下相变。”孔颖达疏：“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按《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计之，幅广二尺二寸，一幅破为二，四边各去一寸，余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阔头广尺二寸，狭头广六寸，比宽头向下，狭头向上，要中十二幅，广各六寸，故为七尺二寸。……‘衽，谓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广尺二寸，上阔六寸，狭头向上，交裂一幅而为之。”[11]（P1477）据《玉藻》原文可知，衽当旁。郑玄认为，衽为裳幅所交裂也，衽属衣则垂而放之，属裳则缝之。孔颖达所说的裳幅上狭下宽及大小尺寸，皆据郑注而言，这其实是深衣之制。因此，江永认为孔氏所言非法服之制，是很精辟的见解。法服之制，郑玄、许慎等皆不言，其制或亡久矣。孔氏乃据玄端深衣而言之，是缺乏文献依据的。《明史》卷六十六《舆服志二》载：“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居冠服，尚沿习俗，谕张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礼书》‘玄端深衣之文，图注以进。帝为参定其制，谕璁详议。璁言：‘古者冕服之外，玄端深衣，其用最广。玄端自天子达于士，国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达于庶人，圣贤之法服也。今以玄端加文饰，不易旧制，深衣易黄色，不离中衣，诚得帝王损益时中之道。帝因谕礼部曰：‘古玄端上下通用，今非古人比，虽燕居，宜辨等威。因酌古制，更名曰‘燕弁，寓深宫独处，以燕安为戒之意。”[12]（P1321）按照张璁的说法，深衣为“圣贤之法服”，且用途最广，天子庶人皆可穿之。张璁虽然是参引《礼书》，然《礼记》并无明言法服之制，此乃臆断之辞;同时，其说亦不引用孔疏，也可说明孔氏所言并非法服之制。就此而言，江永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礼记·深衣》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鄭玄注：“续，犹属也。衽，在裳旁者也。属连之，不殊裳前后也。钩，读如‘鸟喙必钩之‘钩。钩边，若今曲裾也……裳六幅，幅分之，以为上下之杀。”孔颖达疏：“‘续衽钩边者，衽，谓深衣之裳，以下阔上狭，谓之为‘衽。接续此衽而钩其旁边，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为二，是十二幅也。”[11]（P1665）由《玉藻》之文可知，“衽”“当旁”;郑玄注《玉藻》谓“裳幅所交裂也”、注《深衣》谓“在裳旁者也”。孔颖达却将“衽”释为深衣之裳，与《玉藻》经文、郑注皆异。江永由此判定孔疏之误，这一论断也是很有道理的。
江永还指出，朱熹《家礼》亦承孔疏之误。《家礼》卷一《深衣制度》云：“裁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长过肋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属于衣，其长及踝。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大带，缁冠，幅巾，黑履。”[13]（P24）其中，对“裳交解十二幅，上属于衣，其长及踝”的解释是“用布六幅。每幅裁为二幅，一头广;一头狭，当广头之半。以狭头向上，而联其缝以属于衣。其属衣处，约围七尺二寸，每三幅属衣一幅，其下边及踝处约围丈四尺四寸。”此处的解说即继承了孔颖达的观点。《家礼》“方领”下又云：“两襟相掩，衽在腋下，则两领之会自方。”《家礼》所云“衽在腋下”，与郑玄所言“衽在裳旁”也不同。因此，江氏认为《家礼》中的解释“亦失之”。
那么，“衽”在古代汉语中究竟作何解释呢？我们不妨从古代的字书中去寻求解答。《说文解字·衣部》：“衽，?衣也。从衣壬声。”又云：“褛，衽也。”
“褽，衽也。”许慎认为，“衽”与“褛”“褽”同义，意思是“?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衽”的解释是：“凡朝祭丧服，衣与裳殊，深衣不殊。《丧服记》曰：‘衽二尺有五寸。郑曰：‘衽所以掩裳际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谓‘或杀而下属衣，则垂而放之者也。《玉藻》：‘衽当旁。郑曰：‘谓裳服所交裂也。……玉裁按：此注所谓‘或杀而上属裳，则缝之以合前后者也，此二者皆谓之衽。凡言衽者，皆谓裳之两旁。”[7]（P390）可见，段玉裁对郑玄的观点是认同的，也将“衽”释为“裳之两旁”。
《广雅·释器》：“衽，谓之褛。”王念孙疏证：“《方言》：‘褛为之衽。郭注云：‘衣襟也，或曰‘裳际也……《释名》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9]（P234）由此可知，扬雄、许慎均将“衽”“褛”视为同义词，郭注、《释名》进一步将其释为“裳际”，故王念孙疏证与郑注、段注甚合。又《广雅·释器》：“衽，袖口也。”王念孙疏证：“衽，亦袂也。?、衽，袖也。注云：‘《玉篇》袔、?，袖也。?通作掖。《方言》襜謂之掖，注云：‘衣掖下也。《儒行》：‘衣逢掖之衣。郑注云：‘逢犹大也，大掖之衣。……《正义》云：‘大掖，谓肘掖之所宽大。”[9]（P233）《广雅疏证补正》：“衽，袖口也。注：‘衽亦袂也。下补：《管子·弟子职篇》云：‘摄衽盥漱。又云：‘振衽妇席。《赵策》云：‘摄衽抱几。”[9]（P1462）这里，王念孙又将“衽”明确为“袖口”。
总的来看，在传统文献中对“衽”解释较多，《礼记·玉藻》作“当旁”解，《方言》作“褛”解，《释名》作“襜”解，《说文》作“?衣”“褛”解，郑玄则作“裳幅所交裂”“在裳旁”解，《广雅》作“褛”“袖口”解等。合而言之，“衽”无外乎“裳之旁”和“袖口”二义。就此而言，孔颖达谓“裳幅皆名衽”，是不可信的，从中亦可窥探出江永的读书得间之法。
三、车舆图
舆之制本如此，《考工》经文及郑注甚明。较有二，在两輢上，高于式。在前横者固为式，连于左右，深一尺四寸六分之地，亦通谓之式也。《曲礼》孔疏不分，明后之绘图者俱作平鬲之箱，全非古之舆制。今正之。舆板之相连，皆用牝牧相衔，内有轵轛之木持之。革车又以革鞔之，舆下唯后有轸，三面更无别材。郑注言有任正木，非也。[3]（P2021）
《周礼·考工记·舆人》：“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谓之参称。参分车广，去一以为隧。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参分轸围，去一以为式围。参分式围，去一以为较围。参分较围，去一以为轵围。参分轵围，去一以为轛围……栈车欲弇，饰车欲侈。”郑玄注：“车，舆也。衡亦长容两服……兵车之隧，四尺四寸。郑司农云：‘隧，谓车舆深也。读如钻燧改火之燧。……兵车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兵车之式，高三尺三寸。较，两輢上出式者。兵车自较而下，凡五尺五寸……轸，舆后横者也。兵车之轸围尺一寸……轵，輢之植者衡者也，与毂末同名……轛，式之植者衡者也。郑司农云：‘轛，读如系缀之缀，谓车舆軨立者也。立者为轛，横者为轵，《书》轛或作軨。……（栈车）为其无革鞔，不坚，易坼坏也。士乘栈车。饰车谓革鞔舆也。大夫以上革鞔舆。”[14]（P910）
可以看出，江永所言“较有二，在两輢上，高于式”与郑注“较，两輢上出式者”，是颇相吻合的。江永“车舆图”中所载“舆后横木为轸”与郑注“轸，舆后横者也”亦完全一致。江图所载“式高三尺三寸”与郑注“兵车之式，高三尺三寸”相符;不过，江图所载“式深尺四寸六分”，与郑注“兵车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略有出入。盖车制不同耳，如兵车、乘车之别。
《礼记·曲礼上》：“尸必式。”孔颖达疏：“式谓俯下头也。古者车厢长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后二，横一木，下去车床三尺三寸，谓之为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谓之为较，较去车床凡五尺五寸。于时立乘，若平常则冯较。”[11]（P1248）孔疏所云“式”为“下去车床三尺三寸”，与江永所言“在前横者固为式，连于左右，亦通谓之式也”不符。江永由此认为，孔疏所言“式”之形制不合古舆之式制，其说甚是。由郑注兵车之式可知，式有深有高，其形制当为在前横着的所有范围，孔疏则认为“下去车床三尺三寸”即为式，仅言式之高，而不言式之深。孔疏又云式上横一木即为较，与郑注“较有二，皆在两輢上”也不相符，乃其臆断之辞。
《周礼·考工记·辀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辀之长，以其一为之围。衡任者，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围。小于度，谓之无任……十分其辀之长，以其一为之当兔之围。”郑玄注：“目车持任之材……任正者，谓舆下三面材，持车正者也。辀，轨前十尺与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则任正之围，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谓两轭之间也。兵车、乘车衡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无任，言其不胜任……辀当伏兔者也，亦围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与任正者相应。”[14]（P913）
这里，郑玄指出，“任正者，谓舆下三面材”，江永对此持不同意见：“舆下唯后有轸，三面更无别材”，因此，他认为“郑注言有任正木，非也”。笔者以为江说有待商榷。“轸”，郑注云“舆后横者也”，《说文解字·车部》：“轸，车后横木也。”郑玄、许慎皆以轸为舆后横木而言。戴震《考工记图》补注云：“舆下四面材合而收舆，谓之轸，亦谓之收。独以为舆后横者，失其传也。辀人言轸间，则左右名轸之证也。如轸与轐弓长庇轸，轸方象地，则前后左右通名轸之证也。”[15]（P348）（见图8）戴震之言有理有据，其言非虚。据戴震的说法，则舆下不仅是后有轸，而是四面皆有，由此来看，郑氏、许氏之言亦失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轸”下云：“郑注专以舆后横木为轸，以輢式之所树三面材为軓。又以軓为任正者，如其说宜记于舆人。今辀人为之，殆非也……合舆下三面之材、与后横木而正方，故谓之轸，亦谓之收。轸，从?，密致之言也……浑言之，四面曰轸;析言之，輢轼所树曰軓，輢后曰轸;又析言之，轼前曰軓。许言车后横木，可知车后非无植者衡者以接于輢，或其制庳于轼耳。不独有合于三面材者也。”[7]（P723）这里，段玉裁更是直言郑注之非，反驳了其“轸，舆后横者也”的说法。同时，还指出郑玄“以軓为任正者”应记于《舆人》而不是《辀人》。
江永《乡党图考》自序云：“复辑《乡党图考》十卷，自圣迹至一名一物，必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宜作图谱者，绘图彰之，界画表之。”[3]总的来说，《乡党图考》确实做到了“绘图彰之，界画表之”，也体现出“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的朴学精神。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乡党图考》对相关名物制度所进行的考释，大多参引诸说，考据详实，立论亦有新解，绝非凿空之谈。不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的，《乡党图考》所论亦有得有失，但毕竟是瑕不掩瑜，此书作为清代礼图学之要籍，仍能为学界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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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清]戴震.考工记图[M].合肥：黄山书社，2005.
Three Things about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of Xiangdangtu Kao（《乡党图考》）by Jiang Yong
Qiao Hui1，Tian Li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2.School of Marx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Jiang Yong of Qing dynasty is abundant in his writings and he is especially good at rites.Xiangdangtu Kao（《乡党图考》） as his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of its ritual diagram，the work was spreaded all over the world.However，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ook is unknown. According to relevant documents and the unearthed objects，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indeed has a revision of the previous sage theory. It was both inappropriate and original. It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ritual study history.
Key words：Xiangdangtu Kao（《鄉党图考》）;Jiang Yong;authentic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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