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华
[摘 要]“扩红”，即扩大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红军部队征募新兵、补充战斗人员、扩大红军力量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扩大红军队伍。一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激发农民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二是积极推进社会变革，增强边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群众争当红军的积极性;三是严格纪律，争取群众对人民军队的认同、支持和参与，激发群众参军的主动性;四是加大教育宣传，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争取大量白军士兵加入红军;五是红军战士同等分田分地，组织优抚红军家属，建立红军医院，解除红军战士后顾之忧。井冈山斗争时期“扩红”为中央苏区“扩红”积累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井冈山;“扩红”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6-0085-09
“扩红”，即扩大红军，是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为红军部队征募新兵、补充战斗人员、扩大红军力量方面所开展的工作。近年来，学界对中央苏区时期“扩红”给予高度关注，对“扩红”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寻根溯源，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包括扩大红军，是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井冈山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创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因此，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党扩大红军的方式方法、组织架构、宣传动员、利益保障等，对研究中央苏区“扩红”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井冈山“扩红”的前提——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边界斗争“不得不一齐军事化”
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结论。毛泽东在 八七会议发言中特别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P393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3]P548。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经过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依据当地有利条件，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一支弱小的军队来到偏僻山区，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去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4]P48。这意味着既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失败教训可汲取。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有其独特的原因，其中，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保护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必备条件。如果仅有地方性的武装如赤卫队、暴动队等，只能对付挨户团、靖卫团、民团等反动武装，只有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才能对付正式国民党军。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后不过1年零3个月，井冈山根据地遭受国民党四次军事“进剿”、三次军事“会剿”，地方反动武装的袭扰不计其数，因此，“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4]P63。组织建立正式的红军成为一种必然。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湘南农军及一部分广州起义战士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正式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5月，《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强调：“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并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5]P2186月4日，中共中央给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的信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5]P234根据中央指示，6月下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更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
二、井冈山“扩红”的根本——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红军，党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党领导武装力量的壮大，是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来源于6个方面。
（一）秋收起义部队
秋收起义部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以及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组成，计2000人;第二团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工农武装组成，计1600余人;第三团以浏阳农军为主，加上从警卫团抽调的一个营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分组成，计1600余人。全师共计5000余人。
第二阶段：从秋收起义爆发到文家市退兵。9月9日，秋收起義爆发，起义部队分三路分别从修水、萍乡、铜鼓出发，准备会攻长沙。但一团金坪失利，二团浏阳溃散，三团东门受挫，部队从5000多人锐减至不足2000人，“军威因之不振”，“竟致溃不成军”[5]P21。9月19日，秋收起义余部退至湖南浏阳文家市。当晚，前委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方向问题。在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师长余洒度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和前委大多数主张“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6]P44。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在总指挥卢德铭支持下，毛泽东和前委大多数意见通过：向萍乡退却。
第三阶段：从三湾改编到进驻茨坪。9月20日，秋收起义余部1500余人向南退却。9月23日，在芦溪突遭江西军阀朱培德部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三湾村。此时，整个部队已不足千人，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一是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是将党的支部建设重心从团一级下移到连队，班、排建立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营、团以上建党委，全军在前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三是实行军队内部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等。实行去留自愿的原则，留下的欢迎，走的开路条、发路费。三湾改编后，整个部队只剩700余人。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部队辗转来到井冈山茨坪，揭开了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序幕。
（二）袁文才、王佐部队
袁文才、王佐部队是井冈山绿林武装改造、升编、发展而来的。袁文才部队脱胎于马刀队，在共产党员龙超清策动下起义，组建宁冈农民自卫军。1926年11月，经龙超清、刘辉霄介绍，袁文才加入共产党。从严格意义上说，袁文才部队已经演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1927年10月中下旬，应袁文才邀请，毛泽东派出游雪程、徐彦刚、陈士榘、陈伯钧、金蒙秀等军事干部到步云山（袁文才部驻扎地）帮助改造，毛泽东也多次到步云山指导练兵和改造工作。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决定攻打宁冈新城，毛泽东在大陇朱氏大宗祠，把袁文才、王佐部队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至此，袁文才部队从农民武装演变成党领导下正规武装。5月，朱毛会师后，第二团编入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由袁文才担任团长。袁文才部人数大约300余人，枪数大约160支（含毛泽东部赠送的100支）。
王佐部队从一支枪起家，杀富济贫，逐渐发展壮大。大革命后期队伍曾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后来编入赣西农民自卫军，王佐任副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王佐将队伍带回井冈山，隐藏于茨坪、大井一带。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1928年1月，毛泽东派何长工到大井王佐部驻地，对王佐部进行改造。2月，王佐部与袁文才部同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5月，朱毛会师后，第二团编入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王佐任副团长。王佐部近300人，枪数大约130支（含毛泽东部赠送的70支）。袁文才、王佐部总人数大约500余人。
（三）南昌起义余部、湘南农军及广州起义余部
南昌起义部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南昌起义到“赣南三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并攻占南昌城，然后撤离南昌下广东。9月19日，部队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兵分两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经韩江而下，攻占潮汕;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9月30日，主力部队兵败潮汕;10月3日至6日，朱德率部在三河坝与敌激战三昼夜，完成掩护主力任务后撤出三河坝，退至饶平茂芝，与从潮汕撤退下来的起义部队约200人相遇，得知主力失败消息。16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2500余人抵达福建武平。17日，与追敌激战，部队尚存约1500人。10月下旬，部队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整顿，部队仅剩七八百人。10月底，大余整编，部队缩编为一个纵队，称“国民革命军第一纵队”。11月上旬，在赣南崇义县上堡，对部队进行整训，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第二阶段：从“朱范合作”到湘南暴动。11月下旬，经党组织讨论决定部队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合作，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朱德化名王楷。12月上旬，奉中央指示，朱德率部南下参加广州起义。12月19日，部队到达韶关，与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200余人相遇，把这200余人编入部队。[7]P97
长期以来，在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时候，一直忽略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200多人的队伍。尽管这支部队人数不多，但他们代表的是广州起义，这意味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都有余部来到井冈山，一起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但广州起义这200余人有哪些人？有多少人上了井冈山、多少人走下井冈山？有多少人最终革命成功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12月下旬，根据中央指示，朱德率部从范石生部脱离出来，前往湘赣边界与毛泽东部联络，准备共建新的武装，开创新的割据局面。1928年1月12日，朱德率部智取宜章，揭开湘南暴动序幕。不久，湘南郴州、资兴、耒阳、永兴等县相继暴动胜利并组建革命武装。
第三阶段：从湘南暴动到上井冈山。湘南暴动的胜利，引起国民党极大恐慌，湘、粤、桂军阀先后调集九个师（其中一个师不完整）、一个军官教导团的兵力围攻湘南。朱德、陈毅等决定工农革命军和湘南起义农军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4月下旬，在毛泽东部掩护下，朱德、陈毅率部同毛泽东部胜利会师。湘南农军是在湘南暴动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主要包括：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主要是宜章独立团，总计七八百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主要是耒阳各游击小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主要是郴州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永兴红色警卫团，主要是永兴农民赤卫军;资兴独立团，主要是资兴农军。
朱毛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但除红军部队外，还有随部队上井冈山的“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大糟”“吃饭大难”，特别是“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4]P74，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人口不满两千，产粮不足万担”[4]P68，要维持部队及当地人民的生活显得非常困难，特别是粮食的供应紧张。以陈毅为师长的第十二师大部分是以梭镖为武器的湘南群众，人数有5000多人，只有少数枪支，战斗力较弱。湘南地区在部队离开之后基本没有武装力量，地主土豪劣绅反攻倒算，屠杀群众。据此，红四军军委研究决定，湘南农军中红二十九团作为主力留在红四军，其他部队一律回湘南开展斗争，随农军上井冈山的群众一同回湘南。郴县、宜章、耒阳、安仁、资兴、永兴等地党组织，会合从井冈山回原籍的武装力量，重新开始了湘南革命斗争。
（四）国民党起义部队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成功策动两支國民党部队起义并参加红军，扩大了党的武装力量。
一是毕占云部起义。毕占云为川军阎仲儒师王湘鲁团的一个营长，与朱德、陈毅曾有交往，在土地革命中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产生了赞赏之情，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1928年六七月间，阎仲儒师被调往桂东参加“剿共”。毕占云目睹了共产党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深受影响。10月，毕占云率领126人在桂东起义，参加红军，编为红四军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毕占云部起义增强了工农红军的实力，削弱了反动营垒力量，开创了国民党整连、整营成建制加入红军的先例，为后来大批国民党军队起义做出了榜样。
二是张威部起义。张威为国民党军朱耀华十八师的一个连长，奉调来江西樟树、袁州 “剿共”。国民党的腐败，人民生活的贫困，使他感到前途黯然。宜春地下党组织对他进行强大的政策攻心，启发阶级觉悟，鼓励他弃暗投明。张威经过反复思虑，于11月初率部起义，编入莲花红色独立团。独立团开赴宁冈参加红四军冬季整训，张威部改编为红四军独立营，张威为营长。
（五）红五军部队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等组织和发动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8月下旬，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军队应向平、醴一带发展，以与四军朱、毛联结。但应避免与敌军的主力作战，以为将来实行的发展”[8]P1133，彭德怀率部向井冈山方向转移。12月10日，红五军约800余人抵达宁冈，与红四军胜利会师。1929年1月4日，柏露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红五军进行混编，红五军主力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
（六）边界各县地方武装
湘赣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在大革命时期有一定基础，各县都组建了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宁冈、遂川、莲花、安福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在会攻永新后，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井冈山斗争时期，在红军帮助下，各县地方武装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壮大，宁冈、永新、遂川、莲花、茶陵、酃县等建立了半脱产的县赤卫大队，经常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作战，军事素质不断提高，到根据地全盛时期，“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4]P66。地方武装与正规红军一样，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的武装力量。
三、井冈山“扩红”的举措——土地革命、社会变革、优待红军等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断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是因为在井冈山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扩大红军队伍。
（一）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激发农民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4]P63从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边界各县农民是扩大红军的主要来源。因此，如何争取民众、动员群众、扩红军队伍就成为边界党组织首要工作。
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才能使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实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因此，在八七会议上，党就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必须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把解决边界农民土地问题作为红色割据的主要内容和扩大红军队伍的主要措施。当时，“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4]P68-69因此，不解决边界土地问题，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可能有参加红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如何开展土地革命，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从法律到制度都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和发展。1928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在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进行土地革命试点;3月，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桂东沙田等地进行插牌分田的尝试;5月上旬，毛泽东到永新西乡塘边一带进行土地革命试点，为边界普遍开展土地革命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在茅坪召开，认真讨论了边界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问题。不久，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设立了土地部。随后，边界各县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从军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到寧冈、永新、遂川、莲花等县发动群众，指导各地进行土地革命。从5月至7月，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到7月底，边界各县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
在总结湘赣边界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中共中央第37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及中央六月来信中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湘赣边界特委在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月的讨论、修改，12月，《井冈山土地法》以边界政府的名义正式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共九条十四款，从没收土地、分配办法、分配标准，到山林分配办法、土地税征收，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特别是对红军及赤卫队官兵的土地分配，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8]P981-982。《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制定的第一部比较完整、比较成熟的成文的土地法，而且引导和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加红军的热情，为中央苏区时期“扩红”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央苏区时期，在《兴国土地法》《闽西土地法》基础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形成了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的基本政策是：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公共土地，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要真正争取和解放广大农民，就必须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最大梦想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劳动果实为自己所有，这个梦想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实现。经过土地革命，边界广大农民砸烂了几千年封建枷锁，摆脱了被统治地位，成为社会主人，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性和生产积极性。“土地分了，即有农民自然的呼声，如：‘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就好’。”[6]P131翻身后的农民政治热情，突出表现在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上缴公粮。他们深知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要保卫胜利果实，就必须全力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军队，边界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空前高涨，边界各地都出现“父送子、妻送夫”的感人场景。至1928 年7 月，主力红军增长为4个团6000 多人。以宁冈县为例，从1927年至1934年，宁冈县参加红军的人数达5100多人，7112人参加赤卫队，5963人参加暴动队。[10]P2
（二）积极推进社会变革，增强边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群众争当红军的积极性
社会变革，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使民众对社会变革者在政治、情感、行为等方面获得民众的拥护、认同和支持。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在政权建设、文化普及、妇女解放、经济建设等方面积极推动社会变革。
一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设新的人民政权，让人民翻身作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通过控制国家机器压迫、欺凌劳苦群众，毫无民主和人权。井冈山斗争时期，昔日的“泥腿子”当家作主，掌握政权。1927年11月，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这是边界第一个红色县级苏维埃政权，谭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挑大粪出身的农民王次淳任县长;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农民出身的文根宗任主席。随后不久，莲花、永新、酃县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下辖茶陵、酃县、莲花、永新、宁冈、遂川等县政府。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边界各县区、乡政府也相继成立。当时边界政府基本上是用“苏维埃”的名称，群众对“苏维埃”不太理解，但边界很多是客家人，客家话“我们”称“埃”，埃政府就被群众称为“我们的政府”，有的地方称政府为“苏政府”。
边界各县政府成立后，采取一系列举措，消灭剥削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治上的翻身。《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凡从[事]劳动及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制定真正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特别保护童工和女工”等。[11]P1252-1254这些规定在当时都具有法律性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了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相抗衡的国家层面的政权，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真正让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权利，让人民从政治上彻底翻身，实现做人的尊严。
二是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针对边界群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现象，毛泽东和边界政府着力创办各种文化培训机构，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根据地开办的教育机构，主要有列宁小学、平民小学、红色学校等，动员适龄上学儿童积极学文化，并免收各种学杂费;开办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用以开展群众性识字运动，扫除文盲。对妇女、贫农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他们参与政治的能力，保障了他们的参政权利，也保障了男女平等的权利。文化教育的普及，不仅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更增强了对共产党、政府、红军的认同和支持，在配合红军作战、开展根据地建设、保卫土地革命成果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是解放妇女，让边界妇女真正顶起“半边天”。千百年来，广大农村妇女饱受沉重压迫，受尽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蹂躏，既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人格权利，屈从于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一直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和边界政府非常重视妇女工作，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帮助边界妇女思想觉醒，进而促进了她们自身解放。1928年1月，毛泽东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修改政纲，积极提倡妇女解放，号召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用“讨老婆不要钱”这种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文字代替了“禁止买卖婚姻”的条款，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广泛宣传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号召妇女起来参加革命。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设立妇女部，负责边界妇女工作。边界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成立了各级妇女运动委员会（即妇委会）。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选举中，赋予了妇女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创办各类文化补习学校，提高妇女文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妇女大部分是文盲，通過办夜校和半日学校的识字扫盲，广大妇女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思想得到解放的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支前、宣传、救护、慰问红军、侦查敌情、运输，甚至直接参加红军或赤卫队，以各种方式参与、支持根据地斗争，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到中央苏区时期，为了更有效动员苏区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彻底的解放妇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婚姻自由的原则，确立了妇女平等地位，废除了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束缚广大妇女的枷锁。
四是发展根据地经济，为根据地发展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提供坚强的经济后盾。毛泽东积极探索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革命的经济保障问题。“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4]P74要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就必须拥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储备充足的粮食。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促进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发展。发动、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指战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展劳动换工和农具耕牛互助，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创建维系和保障战争需要的军需工业，如桃寮被服厂、红军军械处、红军印刷厂、红军造币厂等;保护工商业，保护中小商人，促进和开发边界的商品贸易。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保护工商业”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特别强调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草林圩场的复活与繁荣，大陇红色圩场的开辟，都是贯彻和执行保护工商业政策的结果。在中央苏区更是制定并严格执行保护工商业政策，制定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以法律保护工商业的发展。
（三）严格纪律，争取群众对人民军队的认同、支持和参与，激发群众参军的主动性
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如何争取民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严明纪律，靠模范执行纪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对军队往往避之不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是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但是群众对党领导下的这支人民军队并不了解，当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时，群众都躲避到深山，经过喊话、教育，一部分群众才陆续回来。针对这种情况，要使群众真正了解、认同并支持這支军队，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加强纪律建设，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1927年10月，毛泽东在荆竹山雷打石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县李家坪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了六项注意：1.还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6.不打人，不骂人。1929年1月，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在六项注意后面再增加了两条：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熏陶下的人民军队，对敌斗争英勇坚决，无往而不胜，对群众则始终展现出作为人民子弟兵的立场本色、精神风范和严明纪律，红军和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不少穷苦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亲眼目睹了红军和旧军队纪律截然不同，由此认定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真正为劳苦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正是得到群众对人民军队的认同、支持和参与，红军队伍才不断在逆境中不断发展壮大。
（四）加大教育宣传，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争取大量白军士兵加入红军
井冈山斗争时期，大量敌军俘虏加入红军，成为红军队伍不断扩大的重要来源。由于战争频繁，红军士兵伤、亡、病、逃，损失非常大，兵员补充是重要问题。战争中经常有大量投诚或俘虏的敌军士兵，敌军士兵很多出身贫苦农民，被抓壮丁，他们不清楚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当兵打仗的目的性不强。红军开展有效的宣传教育。一是优待俘虏。1928年2月，新城战斗大捷后，俘虏了100多敌军士兵，有的红军战士对俘虏兵进行打骂。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制定了俘虏政策：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病的要给以医治，不愿留的发给路费。许多战士开始对此不理解，毛泽东再三阐明向战士阐明优待俘虏政策的道理，亲自向部队解释瓦解敌军的重要性。指出，找俘虏出气、报仇，是找错了对象。因为大多数俘虏也是出身贫苦的农民，杀了他们，敌人并不可惜，而是又去找新的，倒霉的还是老百姓。留下他们可以壮大我军的力量，放回去，让他们帮助我们宣传，或许一个能抵十个。经过说服教育，虐待俘虏等不良现象逐步消失了。二是医治伤兵。对战争中俘虏过来的伤兵，不仅不杀，反而对他们进行精心治疗，痊愈后，愿留欢迎，不愿留的开路条、发路费。这些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和影响，“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4]P63。因此，留下来参加红军的敌军士兵越来越多，成建制投诚起义的部队不断。特别经过政治教育，“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作战”，[4]P65这些俘虏兵一般战斗素养较高，因此，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成长进步也很快，“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4]P64。大量白军士兵加入红军，成为扩大红军队伍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中央苏区，兵运工作的开展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领导下，率全军共17000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举行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扩大了中央红军。
（五）红军战士同等分田分地，组织优抚红军家属，建立红军医院，解除红军战士后顾之忧
红军战士在前方奋勇杀敌，党组织和政府尽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这些田地、山林和[给]缺少田地山林的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11]P1253-1254《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9]P982，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红军战士可以享受土地革命的成果。各级苏维埃政府专门组织代耕队、服务队，为红军战士、家属及有困难的退伍红军战士代耕、代种、代收或其他服务，政府工作人员也会定期走访或慰问红军家属。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条例，更系统、更完整地保护红军及家属的权益。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茅坪安家后，在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妥善安置伤员。随着战事频繁，伤员不断增多，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所新的红军医院，到1928年底，小井红军红光医院基本建成，可收治近1000名伤病员，这也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第一所正规医院。尽管条件艰苦、设备简陋，红光医院还是收治了不少红军伤病员及一部分国民党伤兵俘虏。经过精心治疗，战士伤愈后重新投入战斗。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使边界“扩红”工作一步步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为中央苏区“扩红”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新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余论
井冈山时期的“扩红”工作尽管不是很成熟、很全面，举措也不是很完善、很科学，但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其中仍然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
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甚至改革开放，都是从解决“三农”问题开始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无论是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发展，还是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首先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入手的。中国的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80%以上，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最广大人民利益问题。井冈山斗争时期“扩红”工作的成功，是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开始;新中国成立后，三大改造首先是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改革开放，是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开始的。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问题。
社会变革和政治动员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政治建设进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可以保持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仍然有条不紊推进社会变革和政治动员，有效地推动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队伍的壮大。井冈山斗争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员的模式，为中央苏区大规模开展“扩红”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心群众、重视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只有把人民利益装在心上，人民才能把我们党拥在台上。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史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8]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大全（军事斗争卷）：第2册[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9]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大全（政权建设卷）：第2册[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10]宁冈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冈县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11]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大全（政权建设卷）：第3册[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Abstract：“Expanding the Red Army” was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Party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recruiting new soldiers，replenishing combatants and enlarging the forces of the Red Army.During the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Mao Zedong and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border area took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to expand the Red Army.The first was to carry out the agrarian revolution，solve the farmers’ land problems，motivate farmers to join the army and fight in the war to defend the fruits of victory.The second was to actively promote social reform，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ir own country，and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the masses to join the Red Army.The third was to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win the people’s recognition of，support for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eople’s army，and stimulate the people’s initiative to join the army.The fourth was to improve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actively carry out the work of soldier mobilization，and strive for a large number of white soldiers to join the Red Army.The fifth was to assign soldiers of the Red Army plots of land，organize special care for their families，and establish Red Army hospitals to relieve the worries of Red Army soldiers.The “expansion of the Red Army” during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 accumulat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Red Arm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Key words：Jinggangshan;expanding the Red Army
（责任编辑：邱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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