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湘波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岳麓书院考察，勾起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回忆，肯定了岳麓书院在培养报效国家栋梁之材中的作用。岳麓书院人才辈出与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和“廉”的价值观的培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本文主要谈谈岳麓书院人才辈出与“忠孝廉节”校训中“廉”的关系。
一 “忠孝廉节”：开校训及廉洁育人之滥觞
校训是一所学校精神的集中凝练，是学校办学理念和追求真理精神的集中体现。校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对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着持久的熏陶。校训既是师生求知求学的行为规范，也是学校的“精神围墙”，更是学校与学校之间区分的典型特征，它体现了一所学校培育的学生应达到的境界。校训用最简洁的文字向学生表明应向什么方向努力，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同时它还体现了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文化底蕴。从这里可以看出，校训主要追求的是德育的目标。
“校训”一词中的“校”就是指学校;“训”是指教导、训诫，合起来就是指“一校之德育目标”的意思。因此，“校训”这个词可以解释为一所学校全体师生应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岳麓书院“忠孝廉节”校训要求师生有四种价值目标追求：热爱祖国、孝敬长辈、清正廉洁、持节守义。其中对“廉”的价值追求已成为一种教育制度。
岳麓书院是第一个提出校训的学校，也是第一个把“忠孝廉节”作为校训的学校。
从宋代开始，“忠孝廉节”已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也是当时学校的道德规范，是学生成才的重要標准。“忠孝廉节”四字是朱熹于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来岳麓书院讲学时手书的石刻，它集中体现了朱熹的人才培养思想。
江西鹅湖书院也有“忠孝廉节”四字，这四字成于公元1175年之后;广东玉岩书院（又称萝坑精舍）院内有朱熹“忠孝廉节”题字，那是公元1219年之后的事;南宋文天祥常在各地书写“忠孝廉节”四字，那是公元1256年后的事;江苏钟山书院有清时写的“忠孝廉节”四字，成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云南省巍山县会泽文庙有“忠孝廉节”石刻，成于公元1754年。自岳麓书院把“忠孝廉节”四字定为校训之后，全国各地许多书院都纷纷仿效。“忠”是指忠于皇帝、国家或民族，也指诚实或互信，“孝”是指孝顺父母，“廉”是指廉洁，“节”是指人的气节。“忠孝廉节”是立德树人的四个要求。“忠孝廉节”校训与经世济国人才的培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二 校训中的“廉”：对中华民族廉政观的发扬
岳麓书院“忠孝廉节”校训中的“廉”体现了一种廉洁价值追求，是中华传统廉政观念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廉”就是“知廉耻”的廉政观念，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内容。廉政观主要指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全社会公认的权力运行准则，包括廉洁价值信念、廉洁风俗习惯、廉洁文化传统、廉洁道德伦理及廉政意识形态等，如以身作则理念、民本观、廉洁价值追求观、见利思义观、以德养廉观和戒贪崇俭观等。
对“廉”的价值追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因子，是预防腐败的独特因子。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说，对廉洁的价值追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东西。最早提出廉洁价值观的是晏子，他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廉洁是为政的根本。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中有“廉而不刿”一话，意思是有棱边而不至于割伤别人，比喻为人廉正宽厚。《管子·牧民》一书从治国角度提出“礼义廉耻”“四维”主张，实际上已经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且之后这“四维”被历代封建王朝政府所提倡并发扬。孟子特别反对贪求物欲，他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过分索求财利会有害于廉洁。孟子还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古代听说过伯夷的品质的人，能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能使怯弱的人立大志。这句话实际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廉政教育。《吕氏春秋》中有多篇关于“廉”的篇章，如《忠廉》《诚廉》等，可见，吕不韦对廉洁观的重视程度。《吕氏春秋·孝行》还论述了“孝”与“廉”之间的关系。贾谊、顾炎武等都充分肯定了“四维”的功能。贾谊的《陈政事疏》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提出：“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他认为，一个人失去了廉洁，就会变得贪婪无比，什么东西都会索取。宋代李邦献在《省心杂言》中说：“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意即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公正与廉洁。《后汉书·应奉传》中有“公廉约己，明达政事”一语，即只有公正廉洁地约束自己，才能通达事理地处理公务。关于廉洁追求的论述还有很多，如“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一个治理国家的人自身不公正，就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心正则不私，心气平则不暴。为政之本，尽于此矣。”（《金史·宗端修传》）意即内心端正自然就不会自私。“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臣轨·廉洁章》）意即做官理事要做到公平公正，面对钱财要做到廉洁不贪。王夫之说：“贿赂之败国家，如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读通鉴论·唐武宗》）意即腐败能使国家败亡，就像喝了毒酒一样，必死无疑。清代金兰生有“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格言联璧·从政》）一语。《秦简·为吏之道》认为“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做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其中“清廉”就是为官的五个行为准则之一。其他还有“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出自山西省新绛县古州大堂宋代壁嵌石碑《文臣七条》。]“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欺，公则民不敢慢。公生明，廉生威”（《官箴》）。明代李元阳认为“忠孝廉节者，天下之梁柱”。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倡新道德，主张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敬天、扶主、忠孝、廉节”等良好品德，并忠诚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人，等等。可以说，廉洁价值观或廉洁观念文化盛行于古代中国各个阶层。不仅思想家和政府提倡“廉”，社会上也宣传“廉”，如清代戏曲中“更多强调‘忠孝廉节之广义的伦理道德”，各祠堂也有“忠孝廉节”匾。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校训
要求学生追求廉洁价值观，这也是中华廉洁文化在学校教育中最早的落实。
在“忠孝廉节”校训的引导下，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经世济国人才，且都以民族国家前途命运为思考重点，少有贪腐行为发生。岳麓书院能为中国培养出诸多人才的原因有许多，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知行合一等价值观的熏陶，其中“廉”的熏陶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岳麓书院学规中的“食服宜从俭素”其实也是一种提倡节俭反对奢华的廉洁价值观。
三 校训中的“廉”发挥了预防腐败的功能
腐败的产生是动机、机会和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动机即一个人想腐败，机会即制度管理中的漏洞，条件即一个人掌握公共权力。这三个因子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因子，腐败就不会产生。治理腐败也要从动机、机会和条件出发，即通过教育消除腐败的动机，通过完善法制堵塞腐败产生的机会，通过监督和制约权力来限制腐败产生的条件。教育既包括对官吏的廉洁教育，也包括学校对青少年的廉洁教育。
岳麓书院要求学生从小树立廉洁价值观，使其从政后不想腐，所以，它具有遏制腐败动机的治本功能，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知廉耻是一种追求廉洁的价值观，是世界文化中唯一体现廉洁价值观追求的文化。可以说，岳麓书院廉洁文化教育中，就有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思想。
岳麓书院在其办学的一千多年中，培养人才达10万余之多，其中大部分都能保持清正廉洁。如南宋时期的彭龟年，“岳麓巨子”之一，曾做过礼部侍郎，直谏宋宁宗力戒贪图享受;游九言，“岳麓巨子”之一，“律己廉”，清正为民;游九功，游九言之弟，官至刑部侍郎，一生清正廉明;曾任监察史的吴猎，“岳麓巨子”之一，痛斥南宋朝廷妥协政策，努力抗金，为官清正;做过安徽地方官的吴儆，虽“穷居厄处，抱膝长吟，常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痛斥“黠吏之为奸，常起于上无所畏，而下无所忌”;赵方，抗金名将，因“老成廉洁”而得到重用;陈琦（又名陈克斋）从军抗金，安贫乐道;钟震是文天祥的战友，“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明清时期，有顾璘为官清正，“所至有声”;王夫之反对“私天下”，反对商人与“暴君”“污吏”相互勾结，政商关系要清;官至两江总督的陶澍，为官40年，有句名言：“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被称之为“陶青天”;彭浚一生自奉节俭，为官清廉;贺长龄官至云贵总督，一生清正为官，其弟贺熙龄也是清正廉吏;魏源既“睁眼看世界”，又努力改革腐败的内政;严如煜，嘉庆五年（公元1781年）举孝廉方正
，为官时倡导“崇俭以厚民生事”;署贵州巡抚罗绕典针对吏治腐败，积极督责官员;时时倡导勤谦自勉的曾国藩教导家人也要以“劳、谦、廉”三字自惕;收复新疆及打赢中法战争的左宗棠奉行“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和“劾贪奖廉”;中国史上第一位外交大使郭嵩焘“持身极廉”;湖北巡抚胡林翼得到清政府“秉性忠直，操守廉洁”的评价;官至直隶总督的刘长佑捐出自己的养廉银买了数百部《牧令书》，遍发所属官员，要他们认真学习、为官清廉，不要做贪官污吏;不以“做官发财”的曾国荃在其兄曾国藩的教育下毁掉华丽的新居;李元度为官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劾盛宣怀在经办轮船招商局中的贪污受贿一事，被传为佳话;
蔡锷为官清廉，生活极为俭朴。
同岳麓学子清正廉洁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在清朝这个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当时很多官员却非常腐败。当时同为地方督抚的袁世凯就是这类官员的“典型”。他曾一次性就给内阁大臣奕劻送了10万两白银，还给慈禧太后送了一辆汽车。可以说，当时整个清王朝由内到外都糟透了，身处其中的岳麓学子却多数能在“廉”的长期培养下独善其身。
有廉洁的湖湘学子，便必有廉师。宋代有志载岳麓书院第一任山长周式，学行兼优，清正廉洁得到宋真宗召见;胡宏、彪居正师徒高尚廉洁，均为湖湘学派重要代表;欧阳守道為官廉洁，人称“庐陵之醇儒”。元代李遂初“秉公无私，清厘田产”。明代陈论从政时“决疑狱，勤课士，刑清政简”。清代陈际鼎“廉公贤明”。
总之，“廉”的德育在岳麓书院一千多年人才培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通过“忠孝廉节”校训及“廉”的德育，最终赢得了袁名曜和张中阶所撰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声誉，驰名中外。
（本文作者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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