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樱瑞
2021年3月6日的《雅各宾》网站上，刊载了圭多·塞奇的文章，题为《一座共产主义城市能在城市规划方面给予我们哪些教益》。在文中，塞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苏联时期的陶里亚蒂城及其理念进行了评析。
1966年夏，苏联与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签订协议，依据该协议，苏联方面将建造一座新的汽车工厂，菲亚特公司负责技术设备和专家培训，而一座新的汽車城也将围绕着工厂生长出来——这座新城，就是陶里亚蒂城。
塞奇认为，“公司城”的形式乃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城市安置方案就被认为是创造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核心，因为“新社会需要新空间”。也因此，自1930年代以来，最初与采掘和矿业联系在一起的新城镇大量涌现，它们体现的是工业、社会福利和城市空间之间的新型关系;到了1960年代中期，因为“二战”所造成的严重的住房短缺、精英与工人之间明显的社会/空间分隔和不平等，使得苏联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群众住房计划。该计划当然首先是为了回应社会需求，但它同时也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全民福利举措，它尝试在城市空间中投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以养成适应共产主义社会远景的新的生活方式。计划的核心是所谓“迷你辖区”，这是一种新型居住复合体，它包含由院子分开的预制面板建筑、操场、绿色空间以及教育、文化和健康服务设施，意在保持私人空间与集体空间之间的平衡。就此而言，“公司城”能完美实现上述理想：它既能提供社会福利，又能将城内各个部分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一种独特的共同体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诞生。而作为对供给短缺和大众消费之社会压力的回应，陶里亚蒂城试图将福特制原则与对未来城市和现代性的向往融为一炉。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陶里亚蒂城的建筑师们试图回归国际现代主义，并从1920年代的苏联规划理论（特别是“线性发展”和“平行功能区”等概念）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城市规划实验（比如“巴西利亚规划”）中汲取灵感。
时过境迁，如今重提陶里亚蒂城，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塞奇看来，最近这些年的流行趋势，是强调后社会主义建筑基础设施的了无生气、凋敝不堪，如果只看表面，情况似乎的确如此，但如果将观察点转移到休闲建筑、居民院落和其他公共/共同空间，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它们依然具有社会活力。市场资本主义对于承袭下来的建筑环境的吸纳，往往采取空间私有化并转变其功能的方式，但即使是在如今的陶里亚蒂城，你依然能够看到，那些因为太大而难有赚钱用途的主要公共建筑，依然是公共所有并保留了其原初功能。
历史和政治塑造着我们的城市生活，对于遗忘了这一点的人们来说，陶里亚蒂城正构成了一副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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