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瑞 周莉
〔摘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可能消除地区之间的竞争，其建设过程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将始终是成渝党政协调工作中的“纠结”和“困惑”所在。重构“经济圈”基于良性竞合关系的体制机制，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顺利进行并实现“一极一源”统揽性目标和“两中心两地”支撑性定位的重要保障。重构“经济圈”基于良性竞合关系的体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解放思想，以观念创新和思维转变实现精细化设计，并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 成渝双城经济圈;底线思维;竞合博弈;合作大于竞争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4-0100-10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2020年重大项目“四川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思路与路径抉择”（SC20ZD011）
〔作者简介〕杨继瑞，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 莉，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一、问题的提出
竞合机理来源于合作竞争理论（Cooperation-competition Theory）。①区域竞争与合作关系研究起源于Brandenburger和Nalebuff的一项专题研究，它反映了一种基本二元性关系， 即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协同过程。获取价值和剩余价值必然有一个既有合作又竞争的过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不例外，竞争与合作关系将始终是成渝地区协调发展中的“纠结”和“困惑”所在。②有所不同的是，成渝地区省际协同化③、一体化和毗邻地区同城化发展是一种特殊的博弈，是可以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也可以认为，过去成渝之间的竞争一度是过度竞争，是缺乏协同和合作的竞争;而在当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成渝党政双方通过沟通与交流，在充分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彼此的共识点之后所着力寻求的将是一种合作共赢的良性竞合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平衡指竞争与合作的参与方达至互惠共赢和权益均衡的一种相对稳定关系。④重构成渝双城“经济圈”基于良性竞合关系的体制机制，无疑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顺利推进并达到“一极一源”统揽性目标和“两中心两地”支撑性定位的重要保障。⑤
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和亲自推动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个不断升级的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近10年来，成渝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总是磕磕碰碰、纷争不断，核心问题与瓶颈便在于成渝地区各方的竞合关系究竟该如何正确定位，以及合理的竞合关系该如何制度化没有得以很好的处理。为了唱好“双城记”，建优“经济圈”，本文接下来将基于合作之竞争博弈理论，就如何重构成渝双城经济圈良性竞合关系的体制机制做深度探讨。
二、我国城市群竞合关系研究溯源
竞合关系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互利互补的关系。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竞合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刘衡、王龙伟、李垣（2009）认为，竞争与合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合作并不否认竞争，既可以在竞争中寻求合作的机会，也可以通过合作更好地展开竞争，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竞争关系。⑥线实（2014）认为，在城市群各方的竞合中，利益相关者在创造共同利益时通常进行合作，而在划分这些利益时则进行竞争。⑦王玉清、朱文晖、张玉斌（2004）认为，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能够产生价值，但这个价值的总量与合作的性质相关，合作和分工越好，创造的价值越大，反之亦然。⑧刘大志、蔡玉胜（2005）认为，资本形成“囚徒困境”的一个可行的求解思路是推动区域竞合，消减地方政府竞争的行政博弈倾向， 实行资本形成的制度创新。⑨冯德显、乔旭宁、贾晶（2005）指出，城市群建设就是尽可能地使城市间加强合作， 优势互补， 形成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系统功能，提高区域发展竞争力。⑩周振华（2007）提出，相近区域以及同一区域相邻城市能不能实现综合型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长期积累的产物，而且是相互竞争的结果。B11程玉鸿（2012）基于城市网络视野指出，城市间并存两种关系，即城市间的竞争关系与城市间的合作关系。前者通过强调单体城市对资源的吸引、控制和转化能力催生城市的内生竞争力，后者通过强调城市间的网络合作能力及其在网络中的节点优势催生城市的外生竞争力。B12倪鹏飞（2014）指出，区域合作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或实现各自更大的利益，按照一定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在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领域共同采取的互利和一致行动。B13刘江会、董雯（2016）则认为，对于城市而言，区域发展战略更加强调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联动发展，强调“合作共赢”而非“各自为战”，错位竞争和协同发展正在日益成为城市间竞合关系的主要发展趋势。B14杨晓兰、倪鹏飞（2017）表示，城市竞争力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目标的兼容，是生态良好和社会公平基础上的可持续经济效率的提升。B15胡艳、唐磊、蔡弘（2018）断言，竞争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为负，合作对本地和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影响。B16彭忠益、柯雪涛（2018）指出，良好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其实质是如何实现利益的共享、共治，而未来的走向趋势是以合作为基础，辅之以必要的错位竞争。B17
自2011年国务院推出《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后，国家基于战略层面对成渝地区采取的发展举措从未中断。马德功、杨新晨、刘林昕（2012）认为，除去地理位置造成的两个城市开放竞争力劣势这一因素外，成都和重庆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基本可形成资源、政策等方面的互补。B18杨继瑞（2015）指出，成渝经济区的产业合作发展应从成渝经济区整体高度进行考量，同构性较强的产业要加强互补，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努力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整体竞争能力强的产业合作发展态势。
B19为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侯永志、沈俊杰、华若筠（2020）强调应依托既有基础，以打造生产要素配置中心、产业链布局中心、供应链统筹中心和创新引领中心为抓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辐射东南亚、南亚的区域经济中心。B20魏良益、李后强（2020）从博弈论谈成渝地区双城經济圈，认为“零和博弈”的竞争策略在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没有出路，构建基于协同互动和共建共享合作机制的“双赢博弈”才是理性的和必然的选择。B21秦鹏、刘焕（2021）提出，成渝经济圈全方位高标准协同发展需要经历拆除壁垒、畅通联系、形成联盟、区域认同、协同深化五个演进阶段，必须充分发掘协同发展动力，尽量维持区域利益均衡，统筹推动政策、经济、社会、法治四大领域协调联动。B22范恒山（2021）认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促进区域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不仅得益于产业、人口等要素的快速有效集聚，而且得益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和一体联动。B23综上，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作为国家区域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准平衡点，构建良性竞合关系和基于合作之竞合博弈的体制机制是唱好双城记、建优经济圈的关键。
三、基于博弈理论的成渝双城经济圈良性竞合关系界定和固化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区域格局中，制度机制是最根本的保障性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成渝地区通过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激发了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基于行政区划的体制机制存在短板问题，导致区域之間的“底线竞争”和产业结构同质化等不协同甚至过度竞争或恶性竞争的问题一直存在。B24所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最大的堵点在于如何构建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如何通过相应的体制机制予以界定和固化。
毋庸讳言，当前经济圈建设中，成渝地区双城合作并不意味着消灭了竞争。竞争与合作从本质上而言便是矛盾的统一体。市场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恒久不变的重要规律。没有良性的竞争，成渝合作和双城记便缺乏生机活力，不能形成经济圈建设过程中“你追我赶”生动活泼的协同场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和“双城”将立足做强自身和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使省与省之间产生新变化，从“竞争大于合作”转变为“合作大于竞争”应是正确处理成渝竞合关系“纠结”和“困惑”的重要立足点和根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一个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实践，根据世界级城市群和国内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竞合关系的实践，新时代城市群省与省之间的竞合关系一定要以合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才能实现“双赢”和“多赢”。
B25
竞合博弈是在建立竞合理论和竞合分析方法基础上提出某种假设条件，以表达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竞合博弈是一种正和但可变的游戏结构。即使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的架构下，成渝两地在实践中也存在着竞合博弈。比如为了在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从个人理性出发，毗邻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容易产生竞争博弈。各方如无法达成约束性的协议，其结果有可能出现先发动者有所得益，后发动者利益有所失，双方总收益为零，即结果是一种零和博弈。为了深入说明成渝双城零和博弈及其危害性后果，我们尝试建立了一个静态博弈模型，且有如下基本假设：（1）单次博弈，地方政府只有两种策略选择：竞争或者合作;（2）同时博弈，博弈的双方为毗邻地区的重庆方地方政府和四川方地方政府。博弈矩阵如表1。
根据表1，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不同会直接影响其收益变化：（1）如果毗邻地区的成渝地方政府都采取合作策略，则对双方产生利益递增影响，可以增加3个单位收益，总收益共递增6个单位;（2）如果毗邻地区的成渝地方政府双方采取的策略不一致，则采取竞争策略一方的收益增加量正是采取合作策略另一方的收益减少量，竞争策略一方收益增加 6个单位，合作策略另一方的收益减少 6个单位，其博弈结果的总收益不变，这是一个零和博弈;（3）如果毗邻地区的成渝地方政府双方都采取竞争策略，则对双方收益产生递减影响，各减少3个单位收益，总收益减少6个单位。
而且，成渝毗邻地区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重庆方地方政府在决定其策略选择时必须先考虑四川方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即重庆方地方政府是在考虑四川方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前提下决定自己的策略选择。如表1所示，四川方地方政府在选择合作前提下，重庆方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选择竞争（6>3）;四川方地方政府选择竞争前提下，重庆方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选择竞争（-3>-6）。所以，无论四川方地方政府选择合作还是竞争策略，重庆方地方政府都可能会选择竞争策略。竞争策略是重庆方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按照同样的分析思路不难得出类似结论：无论重庆方地方政府的选择策略是合作还是竞争，四川方地方政府都会选择竞争策略，竞争策略是四川方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由此，成渝毗邻地区地方政府的博弈达至纳什均衡（竞争，竞争）。然而仔细分析该矩阵发现，成渝毗邻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满意的博弈行为是（合作，合作），带来的结果为（3，3）。如果成渝毗邻地区地方政府在竞合博弈中双方不以合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即不本着求同存异和取长补短，而是都从本地区利益着想，均选择竞争策略，势必导致其最差的结局（-3，-3）。这一结果便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化和一体化进程中“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冲突，为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规避这一困境，必须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形成最优竞合关系和满意的博弈行为。
从制度理论的角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成渝合作规则，是利益相关主体即成渝各部门、各地政府在基本同意前提下以一定的“囚徒困境”对弈而产生的合作均衡。现阶段成渝合作中的一些规则虽然是随经验或惯例而产生的，但它们在该经济圈内部是以规范的方式施展作用并被要求执行的。成渝地区省际良性竞合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具有三个特点：（1）成渝良性竞合关系体制机制的建立是在成渝两地政府合作者一致同意前提下互相博弈的结果;（2）成渝良性竞合关系体制机制是以成渝党政联合签署合作文本形式予以确定的，具有较强的规则性;（3）成渝良性竞合关系体制机制均有规范的执行机制，合作过程中如果出现成渝党政间利益纠纷无法得以解决的问题，中央政府以及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将充当协调纠纷的调解者，由调解者负责判定和裁决哪一方出现了违反规则的行为，并以一种规范、正式、公平化的方式对区域合作规则进行协调和维护。
综上，强化成渝党政调控政策执行的法制化和正式化，维护成渝良性竞合关系的恒久性，有必要制定一个共同遵守、共同维护的协同公约文本。但是，成渝良性竞合关系的体制机制是一个制度系统，其涵盖范围很广，尤其是区域生产力地域空间布局原则和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准则的形成;自然资源的统一开发利用，环境的统一整治、保护，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建立;金融、科技、对外开放、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协调与管理制度的建立;户籍、房屋、就业、医疗、教育、社保等改革的行政协调，以及开放共同市场，为人才交流搭建平台;成渝两地政府联手制定一致的合作实施细则和制度架构，比如在人才引进、招商引资、土地批租、技术开发、信息共享和进出口贸易等具体项目上打造无差异的政策环境等方面，均需要在条件成熟时将目前的协同化文本升级为区域发展与规范法规，从而达到各类制度架构的协同融合。
四、良性竞合关系与基于合作之竞争博弈的底线思路
达成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齐心协力的局面需要一定的底线思路。根据竞合关系及竞合博弈的理论分析，构建成渝良性竞合关系和基于合作之竞合博弈的体制机制必须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以良性竞合关系和基于合作之竞合博弈为底线，正视成渝合作与协同中有关责权利问题的“糾结”和“困惑”，认真调研，加强沟通，尊重区域经济规律，形成共识，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
1.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是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考量，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地为合作区域考量，思对方所思，虑对方所虑地处理区际关系。换位思考无疑是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良性竞合关系的最佳润滑剂。成渝两省市要唱好双城记，建优经济圈，融入新格局，不能貌合神离，处处仅为本地区着想，而要互相理解和信任，各种顶层设计都需要反复沟通与磋商，凡涉及成渝各自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均应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敲定。这是成渝良性竞合关系与长效体制机制设计的基础。
构建成渝良性竞合关系，换位思考无疑是融洽成渝之间关系的最佳协调思维。在区际之间的协同与合作中有一个特点：总是站在本区角度思考问题。假如成渝两地都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答案一定是增添对彼此的理解和宽容，改善和拉近成渝两地之间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关系。所以构建成渝良性竞合关系，首先关键的一步便是换位思考，增强两地之间的凝聚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涉及两地责权利问题的“纠结”和争议。对于这些“纠结”和争议，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均不能简单地“快刀斩乱麻”，而要多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进行沟通。并且成渝两地的领导和群众都需要多换位思考，否则容易产生误解，甚至耿耿于怀。只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才会理解他区的诉求和价值，本区也会“豁然开朗”。当遇到责权利问题的“纠结”和争议时，才会释怀并形成共识，进而才会“拉手”乃至“携手”，形成可行的合作和协同推进方案。
2.“动车组意识”
新发展阶段是进入高铁时代的新阶段。在高铁时代，已经不再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过去式，高铁时代的动车速度是先进的“火车头”和各动力车厢共同发力的结果，也只有共同给力才能形成高速度，所以“动车组意识”是合作共赢的逻辑。动车组（Powered car train-set），又称“动车组列车”，是现代火车的一种类型，由若干带动力的车辆（动车）和不带动力的车辆（拖车）连接而成。其中，动力分散式动车组如和谐号、复兴号系列动车组，由多节动力车厢和非动力车厢组成;也有全部车辆均带动力的，如磁悬浮列车。在地区协调发展和区域同步发展的今天，几乎所有地域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区际之间的合作与协同，不再是区际合作与竞争领导力，而是区际合力。“动车组意识”的区际合力成为区际合作共赢的逻辑和主导因素。在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的竞合关系中，以往曾经存在“谁当老大”“谁来牵头”“谁来领衔”的比拼与较量，不少合作与协同项目在酝酿中便已搁浅，或者在推进中不了了之，形不成成渝合作与协同的“正果”。
随着时代发展，区域合作才能促进发展，区域协调形成的互补才能带来互惠共赢已成为共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项需要循序渐进的工程，涉及面众多，只有共商、共投、共建、共营和共治，才能共赢，只有秉承“动车组意识”，成渝良性竞合关系才能恒久。而将成渝协同化发展向更广更深的层面推进，不仅需要中央支持，更需要成渝两地各市区县同频共振、共同发力、通力协作、取长补短、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共同唱好双城记。秉承“动车组意识”，需要成渝各部门各地善于结合自身实际，主动思考、主动谋划、主动对接，将党中央国务院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和成渝两地的具体规划及其实施方案中蕴藏的政策“红利”变成一个个具体项目，切实抓好执行与跟进，最大限度地释放成渝合作与协同的能量。共唱双城记，强化政策执行力，善谋实干，善做善成。各地各部门应主动融入区域合作大局，找准加快发展的定位，提升转型升级的思路，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潜心研究、合理安排，认真制定推进措施，抓细抓小，层层落实到位。两地的干部群众要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全身心地投入成都东进、重庆西扩改革步伐，唱响成渝区域同合作共发展的“成渝好声音”，毫不动摇地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内生活力与动力。根据发达地区区域协同化发展的探索经验，创新发展是推动各项事业前进的重要环节所在。没有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拓展，实现成渝双城协同发展便是一纸空谈。成渝各地各部门应拿出硬功实招，着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突破，不断提升成渝地区竞争力，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尽最大可能地敞开“城门”，消除“川河渝界”，加快两地合作步伐，拓展两地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打造行政区域分离、经济区域协同的全国典范。
3.最大公约数规则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体制机制，最大公约数规则无疑是明智抉择。最大公约数应当是成渝两地干部群众最广泛利益的“平衡点”，因而也是激发成渝合作内生动力的“关键点”。“最大公约数”本来是一个数学概念，但其原理和规则同样适用于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区际竞合关系。习近平指出：“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B26共同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尤其需要把握好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在各领域以凝心聚力的最大公约数构建良性竞合关系的体制机制。只要基于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和劣势，按照差异化区域产业布局和劳动地域分工，区域间便有可能构建起差异互补、默契协作、互利共赢的竞争与合作关系。B27成渝两地在产业规划上需要将供给创造和需求牵引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进成渝产业布局协同联动，着力完善两地全域全系统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循环跨区域产业链联动发展，共享经济红利与生态红利，此乃成渝两地共唱双城记中的最大公约数。为此两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应立足所在区位资源、要素禀赋、经济基础，找准发展方向和自身定位，实现两区域协调发展、错位发展、相互融合、取长补短，避免同质化发展。以最大公约数作为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先易后难、求同存异，走稳步、小快步、分步骤、分阶段、逐步逼近“最小公约数”，最终达至一体化甚至同城化发展目标，实现“经济圈”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包容性和精明性发展。比如，成渝两地共处长江上游，在打造区域协调协同发展新样板、新典范的过程中，必须在环境保护机制上持之以恒、持续发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本是一项造福子孙、有利千秋万代的系统工程，需要打破两地行政区划的界限和壁垒，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和长江生态经济区发展要求，从长江水体系保护的环境、生态、资源、安全、文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统筹考虑，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着力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沿江沿岸、干流支流的协同治理，着力打造长江沿江生态综合治理新体系，同时加快健全和完善市场化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奖惩机制，激发长江沿岸各区市县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
以最大公约数规则构建成渝良性竞合关系将极大地提升合作与协同的效能，事实上，截止目前，成渝地区各方已签署的合作协议多达200多个，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合作项目应运而生。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体制创新、强化公共服务共商、共投、共建、共管和共享等领域呈现出大批亮点。B28这些亮点正是以成渝两地的最大公约数回应了干部群众的关切和利益诉求。
4.股份制权益
成渝合作与协同协调发展不能主要靠行政命令，而应该更多地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在涉及市场化项目时，以成渝“区域股份制”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抉择。涉及市场化项目时，股份制可以开辟市场化项目的合作新境界。成渝“区域股份制”是以资产（各种要素均可折算为资产）投入为纽带，以适应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优化为取向，进而采取的由各部门各地区各投融资主体配置相应资源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形成的“区域股份制”可以消除基于行政区划管控的目标隔离、经费隔离、成果隔离、人员隔离等障碍，从而界定和明晰成渝各方的产权关系和回报方式。“区域股份制”运用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现代产权理念，“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互惠双赢、各得其所的运作模式，以及建立合理的回报模式并形成长效化合作机制的做法十分值得探索，有利于促进成渝区域产业协作发展总体规划的产业项目落地，按照市场化规则，将区域发展规划与各地市重点项目规划有机衔接，联合创办一些跨成渝、跨地市、跨行业的项目，更好地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规划构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有关重大产业项目的资源配置根本上必须由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面对这类关键议题，成渝党政协调只能是一种引导，更多地要由市场的供求、价格和竞争三大机制进行抉择。面对这类关键议题，成渝党政宜选择股份制协同机制，将双方的投资、风险与收益挂钩，占股大，投资大，风险也大，收益也大。
5.共同平台
唱好双城记，建优经济圈，融入双循环，需要成渝两地实施资源共用战略，开拓整体运作新格局。比如，在文旅行业中建立成渝联盟平台，将联盟成员与主要客源地等资源进行整合，共同设立对外营销网点，建立成渝联盟成员旅游网站，组织联盟成员开展大型旅游招商，联合开展大型营销推介活动，实现旅游网站、微博、微信、短视频等网络平台有效互动，建成一批成渝旅游国际化窗口基地，拓宽国际市场，构建全球营销网络、倾力打造成渝文旅的共同形象。通过共同平台，才能建构跨区域行业的安全信息交流互通、联合发布机制，形成多方参与的矛盾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建立成渝地区行业实施标准体系及运营细则，进行行业共管共治，提升行业安全和应急管理水平，营造区域间安全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打造行业管理新模式，力争为全国同行业管理贡献一批“成渝智慧”。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指引，可以共同建设的项目包括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西部金融中心、西部科学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以及打造成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等。B29机制上则按照“一中心两省市”“一城多区”，合力打造“共同平台”“共同项目”，消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行政区相向而行的“阻碍”与“间隙”，实行共建共享，逐步实现由“双城协同”到“双城一体”进而“双城同城”的发展轨迹。
与此同时，也要以共同平台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与陕西、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等西部省区市的合作，共同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协同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要城市群的战略对接，促进与RCEP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协作，进一步扩大“朋友圈”，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6.重大项目AB错位配置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应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加强成渝两地协同发展，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固化模式。特别是在成都东进、重庆西扩的空间布局上，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规划和建设起步之初即考虑功能的区别，达到错位发展和融合发展。只有错位发展才能实现融合发展。将成都东进区域和重庆西扩区域作为经济圈的创新区，可以规划出最新最美的发展场景。外溢性是创新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意味着创新区域可以通过聚集创新资源、增强创新活动、壮大创新主体，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进而整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轴带中部崛起的“脊梁”。
错位发展体现了注重区域间特色优势发展的机理。从成渝的当地特点和优势出发，避开与其他先发展地区相同的发展模式，开辟以重视打牢基础、发挥特色优势、突出开放创新、实现民生幸福为主要亮点的错位发展之路，规避趋同性的恶性竞争，才能实现两地融合互补式发展。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按照两地合作共建区域发展功能平台的规划，应加快并做好创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推动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北向东向出渝出川综合交通枢纽、成渝中部地区产业布局、成渝地区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高滩茨竹新区、环重庆主城都市区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以及遂宁和潼南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资阳和大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内江和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项目工程。聚焦泸州、永川和江津等川南地区与渝西地区的融合发展大格局，加强各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作，合作建设产业园区，协同承接东部及世界产业转移，探索区域、产城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机制。B30在推进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通常先有若干重大项目究竟是落地于四川行政区划内还是落地于重庆行政区划内的讨论与磋商，除了考量比较优势規律之外，成渝地区党政还需要构建相对均衡的项目布局及其制度安排，统筹兼顾。根据区域经济规律指向，区域间关系必定以合作为基础，辅之以必要的错位竞争。B31如果在四川行政区划内主要布局A项目，那么应该在重庆行政区划内主要布局B项目。为此成渝地区党政必须优化经济圈协同环境，共同制定经济圈地方法规，以法治思维保障经济圈发展的良性竞合秩序。一旦空间AB错位的生产力布局格局议定，成渝党政应依法严格遵守，加强协调，而决不能破坏共同确定的“游戏规则”。同时应加强成渝两地在发展大数据、智能化、新能源、新材料、航天科技等领域的沟通和科学规划，形成符合两地生产要素资源的重大项目布局和优势产业布局。
7.“飞地产业功能区”分享机理
在经济圈建设过程中，有些共同项目可能在毗邻地区落地，但也可能在四川或重庆行政区划内的“飞地产业功能区”落地。有了成渝合作，“飞地产业功能区”可以形成“双飞地”模式（四川飞到重庆，重庆飞到四川），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布局，这一模式有助于形成特色型的生产力聚集发展和规模效应。“飞地产业功能区”模式由来已久，诞生于2003年的江阴-靖江工业园区是“飞地产业功能区”的代表模式。“飞地产业功能区” 通过规划、建设、管理等合作机制和利益分配协调机制，以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和互补为目的，协同开发相应的平台载体，实现协同创新、互惠互利和融合发展。功能区的设置尽管不能缩小地区发展差异、实现资源互补，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区域之间的优惠政策比拼和恶性竞争，带来“飞地经济”，从而真正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由两地协同整合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启动优势地区带动发展地区协同进步的探索模式。
“飞地产业功能区”在成渝两地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比如，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眉山市两地进行共建的“甘眉工业园区”，不仅支持了甘孜藏区的发展，还成功地获批省级开发区，2018实现产值14.6亿元，甘孜州和眉山市均获得相应的税收分成。“飞地产业功能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要算明白经济账，完善“飞地功能区”的利益分享制度安排，或者按契约或者按投资比例分享GDP和税收，以形成成渝合作“飞地产业功能区”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
8.产业链逻辑
成渝地区产业布局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是成渝地区空间布局的重要载体和要素、人口流动的牵引线。而产业链的内自逻辑决定了成渝地区发展的高度、方向和品位，是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与路径引领。
产业链内自逻辑是成渝互惠共赢的原动力。产业链关乎相关产业之间的回顾、旁侧和前瞻效应。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可以降低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提升各种经济要素和人口的承载力。成渝地区在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需要以产业链为“帆”，以“人城境业文”五位一体的机理驱动城市有机更新，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成渝地区永续发展为目标的融合产业生态体系。理论和实践均已充分证明，以产业链逻辑制定的空间规划是成渝地区永续发展的长期战略，对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期有效发展具有深刻的引导作用。产业链逻辑通过产业链的上下游、左右岸，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有助于产业链的持续稳定和优化，在卡脖子技术上脱颖而出，在融入双循环新格局中增强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能级;同时也有助于两地更紧密地抱团，形成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的新态势和新格局。产业细分化是产业链逻辑重要的前置条件，只有产业细分化，才能促进产业链环节的相互嵌入与相互依存，形成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森林”现象，同时也形成和固化“搭伙求财”的恒久体制机制。
9.抱团发展观念
资源互享、信息互通、产品互惠、资金互融的抱团发展是城市群和经济圈建优建强的康庄大道。城市或行政区划“单打独斗”的不经济正在被城市群和经济圈所颠覆，抱团发展是成渝地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唱好双城记，建优经济圈，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目标是成为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B32成渝地区需要聚焦双方关注的发展前景，拥抱高铁和航空经济，促进智能化、全球化和群网化;建立高水平的市场制度，建设国际一流的基础设施网络，促进数字化转型，建优做强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相比虽有自己的内陆广袤市场和比较优势，但是在高质量快速发展增长极和新动力源上仍有不少的弱项和不足，如果不加大抱团发展的力度，经济圈便难以增强和提升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能级。首先是抱团编制一体化发展规划，不仅要有总规，还要有各种专项规划，并体现多规合一。同时，在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都要有抱团发展的各种日常工作机制和运行机制，在一些经济协调管理部门要有成渝抱团发展项目推进的具体时间表等。在对外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上，要体现共同走出去请进来。除了共同向上争取国家项目和支持外，更要共同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共同开行和共享中欧班列、国际和地区航线等，实现与周边及其沿海沿边省区同发展，RCEP规则和中欧投资协议规则同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同参与等。
10.干部全方位交流
加大成渝两地人才交流力度，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交流，既是从组织制度上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也是对干部的激励和爱护，更是成渝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夯实经济圈的组织基础和促进经济圈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成渝两地土生土长的领导干部，裙带关系多，面对人情网和关系网，难以摆脱，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特别是长期在四川或者重庆任职，势必产生四川或重庆的家乡观念。在当前合作和协同大趋势下，反而会形成一些不利的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成渝干部全方位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通过干部交流，拓宽成渝干部“一亩三分地”狭隘眼界，取长补短，将本地区好的经验做法带到交流地，改变干部的固有观念，激发干事、创新、共赢的激情。
在经济圈建设过程中，成渝党政常态化的沟通交流非常重要。因此，从中央层面，要加强四川省和重庆市中管干部的互派和交流;从四川省和重庆市层面，要加强部门和毗邻地区干部的互派和交流。在一些重要经济及管理部门，成渝可以相互建立相应的机构并到对方机构联合办公，以便常态化沟通协调，使成渝经济圈从地缘相近到人缘相亲，促进干部换位思考，形成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干部人心相通。同时，对成渝交流干部和挂职干部的相关待遇保障及执行标准应做出明确规定，给予必要的人文关怀。
五、重构成渝良性竞合关系需要完善的其他配套制度
促進成渝基于合作之竞合博弈，推进成渝党政合作与协同，关键是要有中央政府支持与推动的“指挥棒”。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不能越俎代庖，不能以政府的力量取代市场，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通过两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与共同行动，以市场化的制度创新，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此促进两地社会经济人文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西方国家在区域发展中的政府协调及机制制度安排是搭建完整的区域机构设置框架，并对这些框架赋予效力性和执行性的制度有效基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合作机制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而且必须上升为制度层面，形成有效的区域合作框架，建立健全与之相应相配套的制度。
1.充分发挥民间组织、行业和企业功能
党政要支持组建成渝行业协会和商会，引导社会组织在合作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工作推进体系。民间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发挥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智库以及推动成渝在多领域的协作与协同。一是可建立以经济学社会学专家为主力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咨询委员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库联盟”以及成渝各类专业研究机构联盟等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应有别于一般的科研机构，其作用是成为成渝地区各级党政决策的咨询参谋智囊机构和新型智库。二是充分发挥成渝行业组织在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非制度性协同作用。要打破成渝行政区域设置的障碍，探索各类市场的联接和整合机制，形成跨区域的行业联盟是其关键所在，需先破后立，进而制定共同的行业发展规划、市场规则，共同建立成渝市场秩序。三是组织并建立跨成渝地区的股份制成渝集团公司或成渝基金。在跨国贸易中，成立跨国企业是打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最有效方式，同样的道理，要打破成渝区域间的封闭格局，做到协同发展，相互融合，成立跨地区、跨区域的公司也是最好的方式。要倡导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强强联合，组建成渝各地相互参股的、跨地区的、具有规模和竞争力的超级巨型龙头企业集团或龙头基金，再通过龙头企业或龙头基金，联合、控股区域内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由紧密层市场主体和松散层市场主体共同组成的巨型集团或巨型基金。這种组合，既可以打破封闭，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综合竞争力，也能满足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2.完善同守共遵的激励与约束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慢和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是否建立有效完善的制度基础是紧密关联的。欧盟作为目前在国际上运作最为规范的机构，主要利用超越国家的机构协调各种经济政策和规则，并且与时俱进地制定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现制度一体化，各成员国需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实施对内对外政策。同样的，完善激励与约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对于进一步促进成渝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整体性发展势必起到关键性作用。完善成渝地区同守共遵的激励与约束体制机制，有助于形成区域整体性融合优势，培养培育更大的经济规模。完善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推进税务制度、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流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共政策标准化、法治化、一体化改革。成渝地区目前双城经济圈内还缺乏统一一致的约束机制，两地在人才引进、招商引资、土地批租、技术开发、信息共享和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也存在一定差异，虽然成渝的各级党政签订了不少协议，但是尚未形成规范性的经济圈建设统一法规。这意味着成渝两地政府间的协同合作尚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作为基础。因此，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进程中，合作机制建立和有效推进的关键在于能否落实成渝各级党政、各部门签订的协议和合作方案，对此，一是要尽可能地上升为地方法规;二是要为成渝有效的协同与合作行为、举措提供应有的激励;三是严惩不遵守成渝合作与协同“游戏规则”者及机会主义者。
3.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特殊点位下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
作为成渝党政合作与协同的题中应有之意，成渝党政合作的出发点是整体利益共享。如何将“小而全”“大而全”的产业空间格局打破，深化成渝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产业布局合理，产业分工有效的合作基础体系，除了两地一般性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外还应进一步探索特殊背景下的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以资源禀赋优势和合理取舍提升毗邻地区的分工与协同格局无疑可以避免相互争夺有限资源的恶性竞争。毋庸讳言，成渝两地在协同合作中，某些领域的特殊点位总有优势一方与劣势一方。取其长补其短，优势产业可以乘机扩大市场和规模，进一步壮大自身;劣势产业则需要进行产业发展的重新规划，产业发展的区域利益势必因此从劣势方转向优势方。在协同合作中如何保持自身的地位并取得应有收益是成渝地区协同合作的一种发展倒逼方式。让合作双方共享合作收益，长久保持合作关系不遭破坏，在特殊点位合作优势方、受益方给予劣势方、损益方一定的补偿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合作双方的共赢或多方的多赢以及各方利益的平衡才能使成渝协同发展规则有效地发挥作用。有了双方平等互利协作共赢的基础，在成渝特殊点位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上便能找到平衡点，这需要成渝地区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规范并且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互谅互让，切实达成地方与地方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利益转移协议，实现各方各级各层相关利益再次分配。比如，对劣势方就相关要素给予适度倾斜，以及GDP或税收一定比例的划转很有必要，而在个别重要的特殊点位，由中央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更是不可或缺。当然，成渝特殊点位区域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的实施需要把握好度，既兼顾公平，更考量效率，不能鞭打快牛。
① 合作竞争是经营活动中的一种特殊博弈，是可以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在市场中不只有竞争，也不只有合作，更不是合作与竞争交替出现，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这种竞合关系表现为，当共同创建一个市场时，商业运作的表现是合作;当进行市场分配时，商业运作的表现为竞争。
② Brandenburger A M and Nalebuff B J，Coopetition：
A Revolutionary Mindset That Combin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arketplace，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③ 协同化：指行为主体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组合使信息、产品、资金流等相互强化并相互作用构成合力。
④ Gnyawali D R and Charleton T R，“Nuances in the Interplay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owards a Thery of Coopetiton，”Journal of Management，no.44（July 2018），pp.2511-2534.
⑤ “一极一源”指全国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两中心两地”指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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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