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飞
卡斯腾·哈里斯申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不过是自由问题，而自由问题不可避免地也是一个意义问题。
在一種注重上帝无限性的上帝观之下，一切明确的内容都被认为与上帝不相容;而当上帝被视为某种空洞的超越性，且再也无力为人类提供度量时，自由本身便是无从度量的，而无从度量的自由必然无异于放纵和虚无。
特定的历史语境必然会内在地规定一个特定的历史视角，因而，所有的认识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偏见和一种历史启蒙。笛卡尔和康德相信有一个纯粹的认识主体，但罗兰·巴特们认为摆脱主体偏见的不可能性，他们的反思因而更加彻底和决绝，直指语言和历史本身。如果尼采是正确的，那么，对人类而言，真正重要的便不再是真理，而是幸福。请务必记得，培根和笛卡尔们并没有如他们曾经信心十足地承诺的那样，替我们寻回那个因亚当的傲慢而消逝的伊甸园;事实上，也正是人性深处的好奇与不安导致了伊甸园的一再消逝。
当科学对实在的还原性理解将意义从世界中驱离，并将世界分解为一些幽灵般的事实时，追求真理难免会遭遇虚无。人类尽可以像梦想物质产生精神一样梦想宇宙中会出现新的智能生命，但在梦想成真之前，我们必须尊重现实——地球确实是宇宙沙漠中的唯一绿洲，人类在漫长的交往中才摩擦出了爱和孤独。事实上，整个哥白尼革命的教益并非是要我们放弃昔日的家园，而是要我们在旅行中学会返回、并珍爱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