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 蒯欣怡
【内容摘要】当代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渗透、他者文化“僭越”，削弱着个体身份归属意识与国家话语力量，也愈发凸显出仪式性电视节目的重要价值。本文以央视春晚为例，从历史、文化、政治和时空等四个层面对仪式性电视节目推进国家认同的逻辑和路径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仪式性电视节目;国家认同;春晚;符号展演
新媒体技术的勃兴与渗透，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民众信息往来、社会交往的空间。然而民众在享受新媒体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固化了自我认知，成为孤立的“信息茧房”，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愈发缺乏。“使各国民众在归属性、文化性、地域性、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身份认同识别过程中处于游离混乱状态，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与‘认同焦虑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出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唤起不同民族内在的国家身份意识，激发民众的国家归属感和情感凝聚力才能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重要认同基础。
大众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在影响和建构人们认知的同时，“通过展示为人们所熟悉的符号性结构，在共同体内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凝聚力作用。”②作为一种重要的电视节目类型，仪式性电视节目以电视作为传播载体，借助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的渲染，将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政治文化观念经由一系列象征符号的编码和展演进行内化和宣示，在平等交融的场域中搭建起场内场外民众共通的意义空间，在共鸣情感所营造的“情绪场”与“感染域”中进一步达致认同的内化与升华。也正如格伯纳所言，电视通过制造现实以控制观众对事件的理解，并達到特定的目标。
作为一档持续了37年的视觉盛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晚”）通过每年除夕夜如约而至的规模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仪式展演成为最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仪式庆典”。春晚所内蕴的激发情感、强化身份归属、凝聚共识的象征意义及其对于国家认同建构的特殊价值在当代现实语境中被凸显出来。这种象征意义和特殊价值如何凸显？春晚推进国家认同的逻辑是什么？本文以春晚（1983—2019）为例，从历史、文化、政治、时空等四个层面，对其推进国家认同的逻辑和路径进行探析。
一、历史层面：激活集体记忆，强化身份归属
记忆是构建认同、达成共识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仪式性电视节目的展演中，对于记忆的保存、展示、解释和重塑成为传播意图达成体系中最重要的编码环节。
历史记忆固基国家认同之可能，源自于历史记忆所具有的情感记忆传递基因，及记忆内容的符号表征所具有的意向性与象征性。作为历史记忆系统中的基础性内容，符号记忆以形式与意义的表征连接着隐喻所指与现实关系的构成，通过符号记忆的唤醒，在“符号的形象性意指唤起政治资源重温旧事的心理感知与情绪体验”③的感性向度中，不断强化着群体共有历史、共有经历的情感性共鸣。仪式性电视节目为历史记忆符号的建构和传承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传播场域，通过先进的电子传播技术将历史记忆进行再现和重构，以文本互动、集体回忆和周期性叙述等多种表现手法将历史记忆与当下语境结合在一起，唤醒观看者的情感记忆，从而达成共识、强化认同。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也产生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符号，长城、故宫、颐和园、长江、黄河等已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标识性符号载体，是历史记忆建构的重要组成符码，也是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之源泉所在。因此，国家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更是一个基于历史记忆的民族符号的建构过程。作为“仪式化”的电视节目，春晚借助现代化的视觉符码和声音符码的双重助力，为中华民族符号的宣展搭建了一个神圣的舞台。1995年春晚，在《看看母亲河》节目中，把沿黄河不同河段取来的99瓶水排列成了一幅黄河走向示意图，形象地展示了黄河不同河段水质的颜色变化和走向;1998年，在纪实访谈节目《母亲河》中，又将黄河水和长江水、日月潭水混合倒在一起，传递出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文化意蕴。无论是大气磅礴的舞蹈《飞天》（2008），抑或是创意十足的《锦绣》（2015），都在炫酷的视觉意向文本中循环生产着民族记忆的话语。民族记忆符号的能指实践唤醒了共同体成员内心潜藏已久的记忆标签，在经由记忆符号所营造的共意性空间里凝聚成为激发其认同情感滋生的内聚动力。
国家认同并不是一种既存、固定的状态，而是跨越历史、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文化、宗教、节日等被国家权力体系进行编码和再编码，使其覆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浸润于人们的内心感悟，使民众体验到自己与同胞、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唇齿相依性。因此，“社会仪式、历史文献乃至自然景观，似乎以‘共谋的方式来加入想象、创造和记忆国家的过程，努力把国家的客观现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起来。”④2018年春晚的特别设计节目《国宝〈丝路山水图〉回归》中，通过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娓娓道来以及国宝图的现场展示，让民众了解到了中华民族曾经辉煌的航海历史和航海成就，在这一记忆的回溯中，“集体记忆以‘我们的共在延续文明的血脉与历史的书写;以‘我们的形象承载文明的样态与历史的回溯”，⑤在选择性记忆的记忆框架中，春晚通过对记忆符号的编码和象征性意义的赋予，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中潜移默化地强化着历史记忆的延续，激发出共同体成员对民族、国家强烈的自豪感和情感认同。
二、文化层面：借助符号展演，搭建共识框架
作为一种典型的视觉奇观，春晚将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时代环境以及仪式本身所要呈现的规范性内容借助符号的选择和意义的赋予构成了一套独特的象征符号，其实质就是一场以象征符号为基础架构的“文化表演”，在可视、可听、可感的符号展演中强化着民众的共同体意识。
符号是人们理解世界的重要中介，作为人类世界的主体，人类本身也成为理解自身、传达意义的重要符号。农民、军人和少年儿童一直是春晚中着力塑造和关注的人物群体，通过不同节目类型来透视这些群体的生存镜像，并结合对社会转型期所暴露出的某些问题和矛盾的回应及阐释，以此来推动社会秩序的有序和稳定。
在历届春晚舞台中，“农民”这一全中国人口基数最为庞大的群体总是会在小品节目中被反复性地呈现，这一符号也成为中国普通大众的标识性代表，其媒介形象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现实图景。农民群体在春晚舞台上的形象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受讽刺的“盲流”边缘人形象——被初步接受的具有淳朴、正直、善良性格特征的本色农民形象——融入城市生活被接纳的“新市民”形象这一流变过程。其形象的变迁也契合了中国社会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民众的心理诉求和话语表达，是国家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流变的媒介化表征，其背后也凸显出中国国力由弱变强、中国文化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内涵所指，成为共同体成员国民自豪感生发的动力之一。军人也一直是春晚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符号，其作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中流砥柱者和人民子弟兵的形象通过形式多样的节目类型在春晚中被反复性地进行刻写。人民军队为了革命胜利而浴血奋战、为了保家卫国而固守边疆的记忆借助各种仪式符号的渲染而进一步得以清晰和完整。民众对于军队、国家的“共在感”在这一符号宣展和话语生产的过程中被重塑，国家、军队、人民三者间也因为符号所搭建的共意性空间所形成的情感共振而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关系。
在构成春晚仪式展演的符号文本中，音乐符号无疑具有独特的情绪感染力。从古至今，音乐与国家、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携带着人类社会的共通意义和共同情感，“是每一个部落、国家和民族的情绪统治者”，⑥能够有效营造起平等交融的情感空间，为共同体成员融入仪式语境、共享仪式精神起到黏合剂的作用，使其在音乐情绪的共鸣中达致认同情感的生发。《难忘今宵》自从1984年首登春晚舞台后，便成为了整个春晚展演的点睛之笔，“《难忘今宵》的音律舒缓、悠扬，易于上口传唱，更具催动情感的张力和渗透力”，⑦再配上“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明年春来再相邀，青山在，人未老，人未老”的歌词，音乐与文本的相互契合，巧妙地将民间习俗纳入国家话语体系中，构建出“家”“国”一体相互依存的牢固关系。在各种奇观式器物符号的展演中，共同体成员同处于仪式所营造的盛世景观的憧憬中，借由民族符号所刻写的历史印迹和文化记忆，其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豪、自信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也得以夯实。
三、政治层面：生产意识形态话语，强化主流价值内化
话语作为一种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其与权力、秩序天然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相互形构的产物。国家认同的推进无疑与意识形态话语的输出密不可分，因为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权体系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政治系统的维持都必须以人们对官方支配权（统治权）的认可为基础，人们对这种支配权是否认可、认可的程度如何，依赖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是否能提供充分的理由表明这种支配或统治权力的合法与否。”⑧作为一种具有指向性、意向性的话语生产系统，仪式性电视节目通过媒介传播技术巧妙地将节目内容与国家话语相勾连，通过对节目中话语的筛选、排列、展演来彰显主流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在仪式所渲染的情绪场域中形成对民众具有辐射效应的话语力量，进而达致共同体成员对主流价值体系的认知与内化，成为国家认同建构之重要共识基础。
仪式主题，也即是涂尔干所认为的“重新锻造的精神本性”，向来都是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重要载体，成为仪式活动中凝聚与升华主流价值观念的核心策略。历届春晚中，其主题与国家意识形态总是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国家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日新月异、家庭的其乐融融都浓缩在春晚的仪式主题中。春晚主题以“家”“国”为主要意向，对日常的世俗观念进行升华，从而巧妙地将主流价值观念渗透于仪式中以达成对共同体成员的精神洗礼，并通过可听、可见、可感的仪式展演来凸显仪式主题，在欢腾喜庆的仪式情境中潜移默化地达致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转换。此外，春晚节目展演的灵魂——小品，则往往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成为国家话语输出的重要载体。比如系列小品节目《牛大叔提干》《我想有个家》《三鞭子》《昨天、今天、明天》等等，把民间话语与国家话语巧妙融合，在小品所营造的“情绪场”中，共同体成员对主流话语有了更强烈的情境体验和意义理解，并进而内化为基本价值认知。
话语体现着权力关系。通过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在制造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对权力的认可与遵从，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寻求最广泛的民意支持，这也是国家认同之实质所在。以话语作为国家认同建构方式的过程中，身体无疑成为权力输出、生产的动力装置，国家政权体系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在身体所定格的时空网格中得以流畅地宣展，其通过仪式节目操演的实践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隐喻权力也逐渐渗透于民众的信仰体系。在仪式性电视节目所营造的权力情境中，比如每一次春晚的彩排和直播，空间位置、时间节点、动作方向、力量强度都被进行严格的控制和限定，权力的神圣性在这一权态转换的场域中被升华与强化，权力秩序的合法性也在这一权力话语输出的过程中得以建构，助推著共同体成员对于权力的遵从与信奉。
四、时空层面：延展时空张力，传递国家话语
任何仪式性电视节目的实践表达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时空来进行操演，仪式时间和仪式空间由此成为传递国家话语、推进国家认同的独特中介载体。只有将共同体成员置于特定的时空网格中，时间的刻度、空间的定位将成员们限定在共有的记忆框架体系里，借助历史记忆符号的刻写勾连起彼此间共有的情感，仪式性电视节目所内蕴的文化习俗、精神信仰、主流观念、政治秩序等传播意涵才能在这样一个集体记忆被唤醒和激活的时空坐标体系中得以有效传递。
节日，作为特定的时间概念，蕴含在其中的独特社会文化，通过节日时的庆祝而得以传承和延续，文化传统也借助时间纽带的传输而演变为一个民族的固有惯习，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精神力量。仪式时间与日常时间的区隔，标定了其承载某种意义的特殊时间刻度。在这样一个时间维度里，仪式主题时间、仪式流程时间、仪式程序时间等共同形塑了仪式张力的时间坐标。作为仪式主题时间的节庆日、纪念日、天时等在与特定的文化传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产生勾连的同时，也镌刻着仪式循环往复“如期而至”的记忆刻度，成为仪式张力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源泉。春晚在除夕夜这样一个神圣时间的播出，其在秉承了除夕年俗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也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与庄严性，“从而造成与日常世俗生活相分离的神圣感”。⑨“圆形时间观”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涵，零点倒计时被精确到秒数，以结构化和节奏化的方式将过去、当下、未来串联起来，共同体成员对于时间的体验感也在此刻被刻意渲染和拉长，“静止”时间被刻意凸显的同时也仿佛在消解着现实的地理边界和心理隔阂，在仪式和民俗相互形构的视觉文本中，巩固着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而随着零点时刻的到来，在共享欢庆这一神圣时刻的同时，共同体成员也完成了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空间向来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从被仪式活动选定之日起，仪式空间就与日常空间产生了区隔，指向了不同的意义表征。在仪式空间里，空间的格局和分布排列形塑了仪式张力的空间坐标，成为生产仪式空间意义和话语的策略工具，并借助“阈限”空间所营造之共同意向，达致仪式张力的外向延展。在春晚演出现场，空间布局一般采用“茶座式+剧场式”的现场结构，这样一种布局构筑了平等、交融、和谐的共意空间，加强了共同体成员间共鸣情绪扩散的传染力。此外，地理空间坐标的锚定，“在空间上保证了群体的聚合性”，⑩为文化记忆的承续和国家话语的生产提供了理想的传播场域。1996年，春晚首次在除北京以外的城市——上海和西安设立分会场，之后从2016年至今一直沿用“北京主会场+各地分会场”的模式。不同空间分会场的设置表征出不同的意义所指内涵，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化需求遥相呼应，契合了民众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话语表达。比如2016年的春晚中，在泉州、西安、广州、呼伦贝尔设立了四个分会场，泉州和西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被划定为分会场也凸显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传播意涵。2018年珠海作为分会场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井冈山作为分会场以传承“井冈山精神”……不同的空间地理坐标在唤起共同体成员集體记忆的同时，也在记忆追溯、固化、刻写的轨道上强化着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归属意识。
从1983年开播以来至今，春晚已成为中华民族成员文化生活中一道独特的媒介景观和视觉奇观。其通过每个除夕夜如约而至的展演，借助历史记忆、象征符号、仪式操演、时空场域四位一体的合力达致主流价值的内化与升华，成为国家认同意识形态资源累积的有效载体。
注释：
①刘燕：《媒介认同论——传播科技与社会影响互动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②Frunza，S.Media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Reality，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 & Ideologies，vol. 29，no. 10，2011，pp. 182 -202.
③詹小美：《选择与建构：历史记忆固基政治认同的逻辑共生》，《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2期。
④〔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⑤曾楠：《试论政治仪式强化国家认同的逻辑演进》，原载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版，第113页。
⑥〔美〕赫士德：《当代圣乐与崇拜》，谢林芳兰译，校园书库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⑦人民网：《71岁李谷一今晚还陪我们度良宵，〈难忘今宵〉唱了20年》，http：//bj.people.com.cn/n2/2016/0207/c82840-27712012.html，2016年7月2日。
⑧戴长征：《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符号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⑨耿文婷：《神圣时间的镜像体验—春节联欢晚会的本土文化定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⑩〔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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