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精神障碍患者“去污名化”

杨金坤

“精神障碍”,是一组个体在认知、情感或意志行为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综合征。2020年12月国家卫健委新修订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将精神障碍划分为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所致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原发性障碍等16大类临床常见的精神障碍。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2018年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精神障碍患者总患病率高达17.5%,严重精神障碍发病率超过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常见病的界定,精神障碍已称得上是一种常见病,可见精神障碍离我们并不远。

什么是精神障碍患者“污名化”

1963年,社会学家戈夫曼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并首次对其进行了学术性定义和解说,“污名”即“社会对受污者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生活中,许多群体会存在被污名的情况:例如躯体残疾人士、老人、农民工,被污名的对象往往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网络空间,我们或多或少听过“智障”“脑残”“弱智”“白痴”“精神病”“神经病”等,为什么有人会用这些词汇去羞辱别人呢?大概是因为在日常叙事中,我们潜意识里就对精神障碍患者存在偏見甚至歧视。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污名化”比较严重,福柯就曾描述了欧洲历史上精神病人的境遇,社会大众对精神病人的身份认知从邪恶疯癫到堕落有罪,精神病人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缺陷。国内学者陈仁兴曾采用内容分析的方式对676则关于精神残障青年形象的电视新闻报道进行了研究,最后概括出媒介主要将精神残障青年形象分为四类:突发间歇性越轨者的形象、边缘化形象、不名誉形象、工具化形象。

可以看出,无论在日常叙事中还是拟像媒介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普通大众或多或少地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精神障碍患者。

精神障碍患者“污名化”会带来哪些影响?

研究发现,“污名化”会影响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生活和个体发展。具体而言会影响他们的教育、就业、医疗康复、婚恋交往、媒介话语、政治参与等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家庭功能等个体发展。精神障碍患者往往会遭遇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的双重压迫,有研究表明受污名的影响,他们会经历否认挣扎、妥协让步、污名内化这三个阶段,在精神病院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尤为明显。这一过程中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不亚于精神疾病本身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污名化”不仅影响着患者本身,还会波及其家人。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在求医的过程中会选择去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者寻求心理咨询与治疗,在他们看来,去精神病院实为下下策。

精神障碍患者“污名化”的成因是什么?

国内学者关文山总结了关于残疾污名成因的三个模型,分别为概念化模型、认知行为模型和社会建构模型。这三个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残疾污名成因愈加全面的分析,从一开始只关注表面上“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的区分,到研究被污名者内部认知、行为、情绪的变化,再到后来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去分析污名的成因。

1权力的不平衡造成了精神障碍患者的“污名化”

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相较于非精神障碍人员要多于精神障碍人员,多数人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在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他们来制定规则,更多的是优先考虑自身群体的利益,精神障碍患者被边缘化,拥有更少的途径去捍卫自身的权利、消除大众对其的刻板印象。

2不合理的信念使得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自我污名

并非一旦患上了精神疾病就意味着自知力的丧失,所患的精神障碍病种不同,所处阶段的不同,自知力损失的程度也不同,对于一些自知力丧失程度较低,但因不合理信念极易受外部污名影响的患者,会给自己贴上弱势、无能、丑陋、罪恶的标签,进而产生低自尊、低效能的情绪,进一步产生躲避、拒绝寻求交往、拒绝寻求帮助的过激的行为反应,最终加重病情。

3背离真相的媒体建构出的精神障碍患者“污名化”

事实上,一些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被收治于专业机构或者隔离在家,有很少的接触机会,之所以对其进行排斥主要还是媒体的“污名化”。前文有提到676则关于精神残障青年形象的电视新闻报道的研究,不可否认,有些媒体通常采用贴标签以及罔顾事实的夸张策略来制造噱头,博取大众眼球,在这样的“渲染”之下,普通大众潜移默化地对精神障碍患者产生一种消极的且并不真实的刻板印象。

如何为精神障碍“去污名化”?

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赋权

通过指定一些有利于提升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地位的福利政策,来提升其社会地位,拥有更多的参与权、表达权;通过职业赋能等具体的赋能方式来提升其自我价值感,做到自我认同。

采取心理干预的方式削弱精神障碍患者的不合理信念

不合理信念是个体心中那些绝对化的、过分概括化的、极端化的思想认识。心理咨询师可以介入帮助其与非理性信念进行辩论,同时还可以通过叙事治疗的方式,外化外界对其的污名,重构其强大的内心世界。

加大对大众传媒的监管,抵制不实报道

大众传媒在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报道时,要首先秉持客观性和真实性。正如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所说:“真相是媒体的生命,传递真相是媒体的职责”,不能为了博人眼球而给精神障碍患者的生存状态添油加醋,避免先入为主给精神障碍患者贴标签。

采取适当的方式,让公众接触精神障碍患者

收治机构可以设立专门的开放日,供预约的公众有序地探访精神障碍患者;还可以招募志愿者来陪伴照顾精神障碍患者。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有让公众有机会去到专门的精神障碍患者收治机构,才可能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从源头上避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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