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树云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人文资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在营造地方性“文化旅游”方面，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在“遗产旅游”[1] 热的趋势下，“非遗”作为一种“人文资源”，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观光活动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验证了费孝通先生晚年“人文资源”思想观念的社会价值，以及方李莉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遗产资源论”理念。本文以“非遗小镇”为考察题材，来分析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双重社会语境中，费孝通的“人文资源论”与方李莉的“遗产资源论”如何成为可能？以及该理论提出的当代社会意义是什么？
费孝通的“人文资源”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2] 由此，我们足以看出“人文资源”是地方性的、无形的、世代累积的、可延续的，是蕴含人类生活多元样态的文化资本，且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指导作用。“遗产资源论”是由艺术人类学家方李莉在其导师费孝通的“人文资源”理论的基础上，基于长期的田野研究提出来的，该理论进一步阐释了“文化遗产到社会资源的转化”是文化变迁的一个历时性特质，表现了文化被重构与文化再生产的动态性的发展过程，成为理解“全球地方化”“本土性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其中，关于“本土性现代化”理念，方李莉指出“我们不需要摧毁我们的传统文化，以换取现代化的实现，相反传统可能会转化成一种构成新的文化或新的经济的资源”[3]。如果将“人文资源”“遗产资源论”与当今社会热议的“遗产旅游”连接起来，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它是一种社会知识的文化再生产，因为“非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是游客了解某个地方性知识、族群文化形貌的途径。“遗产旅游”并非自然景观的旅游，游客的来源地、身份、文化类型、社会性质等多样性，一定会对旅游地的文化进行再建构，这个过程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地方性知识的”“趋同中的差异”[4]“生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等，可以说，“人文资源”与“遗产资源论”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观念。
城镇化进程中，“非遗小镇”的产生，既是一个文化景观的建构，也是一个地区文化产业类型的再生。“非遗小镇”的打造，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非遗”专家的知识支持、设计师的视觉美学呈现、运营商的经济操控等，也是“非遗资源”在旅游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也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发展理念的结果，是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一种文化实践。这也是方李莉教授提出的“非遗保护的3.0层级”，即“非遗保护所带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层级”[5]。
一、东沙古镇的人文地理空间概述
东沙古镇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因坐落在岱山岛屿半圆形海湾的东角沙滩上，又称“东沙角”。岱山海岛属于北亚热带南缘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热适中，雨量充沛、阳光充足，特别适合人类居住。古镇南侧的念母岙北畚斗遗址以及良渚遺址孙家岙出土的文物，可证明这里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古镇的东、南、北三面环山，西临岱衢洋，自古就是舟山渔场的著名渔港。
东沙古镇的建置，可追溯到唐朝。五代时吴越钱忠懿王曾铸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千尊铁塔，藏于东沙山渚头的普明院。可见，东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力之大。但明清两代的“海禁”使这里“片板不得入海”[6]，以致岛上荒无人烟。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海禁”结束，东沙渔港逐渐繁荣。每到渔汛期，北到大连、威海、青岛，南到江苏、浙江、上海、厦门、福建诸省市的渔船聚集于此，进入岱衢洋捕鱼，形成“船以千计，人以万数”的繁华盛景。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四方居民、百作工匠的聚集，使得这里人口集居、百业兴旺、渔乡风情浓厚，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建造的商铺、作坊、渔公所、民居、庙宇、石板路、老弄堂等，共同营造了浓浓的鱼盐文化气息。
保存完好的东沙古镇，从历史遗存的建筑景观来看，它不仅显示着多元建筑样态、多地移民文化，还是蕴含着鲜明的历时性文化融合、变迁的样本。在“非遗”保护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语境中，不仅是独具特色的优质文化资源，更是区域综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为了提升舟山的经济水平，舟山市政府文化旅游局开启了一条“非遗+旅游”的保护生产性发展之路。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与当地群众的努力下，2009年东沙古镇的海洋鱼类传统加工工艺成功入选浙江省“非遗”名录;2014年东沙古渔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9年东沙古渔镇（非遗小镇）的特色发展案例，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文旅融合的十大优秀案例”。从这一系列政府给予的“头衔”可以看出，国家在场的“非遗”保护事业，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之间，有着一定的粘合性。创建“非遗小镇”是适应时代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后非遗时代”遗产旅游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如何在当下学界热议的“非遗保护”“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社科研究中，找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笔者对舟山市东沙古镇进行了多次深入调查后发现，研究“后非遗时代”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古镇，其人文资源如何被再创新、再利用？这种人文资源的再建构在当代社会中的各种价值与意义在哪里？传统人文资源的再利用对于当地文化的再生产起到什么作用？浙江舟山群岛的东沙古镇，含有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无形与有形的人文因子，对其进行合理的挖掘、保护和利用，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东沙古镇建筑群的时空变迁
东沙古镇在不同的社会转型中，经历了四个比较重要的历史分期：其一是明末清初，东沙古镇建筑群原始样貌的形成;其二是民国时期，中国南方古典建筑的飞檐画廊与西方卷花栏杆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其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东沙古镇在红色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等符号在建筑上的呈现;其四是信息时代，“非遗小镇”的文化景观再造。
（一）海岛遗韵：明末清初的东沙古镇建筑样态
明末清初，“海禁”的取消，使得全国各地的渔民来到了东沙港捕鱼。鱼货的腌晒加工业，带动了岱山制盐业的发展。俗话说“一业兴带百业旺”，随着鱼盐之利的发展，东沙成为远近闻名的商贸码头，有著名的“横街鱼市”“严永顺米店”“聚泰祥棉布”等。内地移民的海岛落户，带来了内陆的舞狮子、跑旱船、跳蚤舞等民俗活动，与东沙原住民的“海祭”“迎神赛会”“弄堂节”“妈祖”“羊祜”崇拜等本地风俗，共同形塑了东沙古镇的民俗文化形态。
来自天南海北的商人把自己的家乡建筑元素移植到了东沙镇，在这里可以看到徽派、苏式、闽南等建筑元素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民居。以董家大院为例，青瓦白墙、砖雕门楼，宅院上的檐廊梁枋，檐廊上的花卉石榴、飞禽走兽，梁坊下的八块雀替，处处透出徽派建筑的艺术特色。
徽州民居比较有特色的是天井中的积水装置，屋檐下一般都会放置或大或小的几口水缸，几根竹竿从屋檐漏出来作为水渠，将屋顶的雨水通过水渠落到缸中以供人们日常使用。徽州建筑讲究“四水归堂”，院子里一个个大缸，被赋予了“水韵财气”的寓意。
闽南建筑的燕尾脊也在东沙古镇建筑中体现出来，如和平弄4号民居的屋檐上方，两端类似燕子尾巴，向上翹起。按照闽南民间的说法，只有举人以上的官宅才可以使用燕尾，东沙居民使用燕尾脊也足以见出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通过笔者游走街巷可知，大户人家盖大房子，一家几代兄弟住在一起，如董家古宅、俞家古宅、孙家古宅等;家族再大一点的就住在一条弄堂，如郑家弄、李家弄等。小户人家，一般为独院，院墙很低，没有临街高大的门楼，也独具清闲特色。
东沙古镇的整体建筑风貌，因为地形地势、沿海气候的影响，房屋南高北低，错落有致，呈现出低矮、密集的特征。古镇房屋的外墙多用坚硬的石材垒制，坚固又防风。里屋的主体部位多为木质穿斗式结构，这种结构对于抵抗台风和多雨天气有特殊作用。古镇上的门户也别具特色，几乎找不到完全一样的门楼结构。大户人家的临街门楼一般为飞檐脊，大多为三段式，中间部分凸起;檐脊两端上翘，呈飞起状;飞檐下端，根据主人的喜好配有飞禽、走兽、花卉、故事等题材装饰的各类砖雕、木雕。从整体来看，整个古镇建筑给人呈现出独特的古旧、静谧、异彩纷呈的海岛风韵。
总之，明末清初的渔民把自己对于生活的热情融入建筑中，在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岛上，用自己的双手将对故乡的情感用有形的艺术元素表现出来，共同建构了早期东沙古建筑群样态。
（二）碰撞与融合：民国时期的东沙古建筑
据史料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停泊于东沙码头的渔船计12601艘，渔民82650人。每年汛期，东沙渔港渔船密集。二三百号冰鲜船，百余只驳鱼舢舨日夜运鱼。近海口50多具落地灶，昼夜烤网，山咀头、铁畈沙等渔埠，络绎不绝。尤其在夜间夜灯高挑，形成“横街鱼市”的海上灯市盛景。在贸易繁荣的东沙古镇，为了最大程度地通商，东沙古镇的建筑样式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商宅一体”的新型建筑样式。如俞家古宅，主人为鱼货加工厂的厂主。这是典型的四合院，古宅南向开门，三面两层楼，各九间房，正屋朝东，下为厅堂，上为祖宗堂;南面为卧房，舍头间是厨房;北面房子，上层为账房，下面为四间作坊，存放着用来制作腌鱼的落地木桶。灰砖院墙，木质回龙图案，龙、凤、笙箫、如意镂空浮雕，青石库门雕刻等，处处透出主人的殷实家底。
又如东沙横街的聚泰祥，建于清末民初，占地面积566平方米。沿街的为店铺，店铺后经过一个露天的庭院，即为住宅和库房。位于和平路的“升记号”发兑铺，建筑的一楼为兑铺的商贸活动场所，二楼则为民居住宅和库房。平日里在楼下工作，生活起居则在二楼。这种“商宅一体”的建筑形式，体现了民国时期东沙古镇贸易的繁荣，也是东沙人民智慧的象征。
海内外的商贸交往所带来的文化碰撞，改变了东沙古镇民国以前的建筑样式，西式的建筑元素被糅进了古镇的弄堂建筑上。从现存的建筑样式来看，既适应东沙本土的生活方式，又借鉴了西式建筑的时髦元素。横街的聚泰祥，内部构架为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外观样式则为西洋式，如拱形门窗、半月形阳台、圆拱形雕花檐脊。此建筑在民国时期，为东沙当时著名的布庄之一，现在已变成了东沙礼堂。位于和平路55号的民居建筑，都是当时大户人家的宅院，也是东西结合的建筑典范，现今被改为民宿，用于遗产小镇的旅游业。
无论是“商宅一体”的传统建筑，还是东西结合的建筑样态，都体现出民国时期，东沙古镇曾经的繁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非遗小镇”的打造，有利于为后人留下宝贵、多样的建筑形态，是一种景观再造，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再生产，具有本土化的现代性社会意义。
（三）红色记忆——解放时期的东沙古镇
解放时期的东沙建筑，处处透出红色文化特质。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东沙居民将爱国热情用当时最流行的“标语”，深刻在他们的建筑之上。承载着世代家族故事的宅院，人们对党的感恩之情与对国家的挚爱之意，共同生长为古镇的红色建筑文化，并在民居建筑、厂房建筑和公共建筑中均有体现。这种文化是一种集体情感的传达，也是一种警示，是人们对家国平安、生活幸福的期盼。据调研，东沙古镇的一些大户宅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党分配给当地贫穷百姓。居民们并非一家，根据居住空间的大小，往往有5-6家共用。为了永远记住党的恩泽，百姓们在宅院的外立面墙上、屋檐下面的牌匾上，用毛笔体、宋体等字样写着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标语。如交通路22号民居，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及毛泽东语录。在横街的一家民居正进门的石墙上刻有“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字体，在字体的两侧也刻有“指导我们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标语。新中国成立后，东沙古镇也和全国各地的村镇一样，建立了国营鱼市场和渔业供销社，在这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建筑中，我们也能看到红色文化的痕迹。如运动路39号，原为渔业供销社厂房门口的石柱上写着“人学王进喜，厂举大庆旗”的红色标语。在东沙古镇的公共建筑东沙礼堂的最上方，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等。
现在的东沙古镇，仍然可以看到解放时期的红色文化残存，红色的基因在这里助长，红色文化使得东沙古镇的历史遗韵更加丰厚，文化样态更加多元。
（四）传统与再造——信息时代的“非遗小镇”
考察得知，东沙古镇曾经以盛产大黄鱼著称。由于过度捕鱼和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大黄鱼现在几乎绝种。古镇的鱼盐商贸受到极大的损伤，渔业不再，这里的经济水平与往日形成天壤之别，码头和镇政府也搬到了岱山县的高亭镇，香干、鱼类、玩具等加工厂也都倒闭了，镇上的40岁以下年轻人都纷纷去外地就业安家，曾经作为码头的东沙镇，只有古老的建筑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华，而它的未来在哪里？
随着时代发展，“经略海洋”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沙传统的海洋文化、鱼盐文化与渔业“非遗”文化的发展都进入了瓶颈期，如渔民号子、渔网编织技艺、唱新闻、变戏法、鱼骨画、盐雕等传统技艺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面对这样的情况，岱山县以东沙“非遗”主题小镇建设为契机，大力举办“非遗”文化旅游节（谢洋节、弄堂节等），通过重塑“非遗”民俗商业街区、打造特色“非遗”旅游商品（鱼绳结、鱼骨塑画）等一系列措施，推进“非遗+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使古镇传统文化重获新生。
从“非遗”一条街的技艺传承到节庆活动中的“非遗”展演，从“非遗”产品的延伸到“非遗”保护理念的传递，从“非遗”的保护传承到构建开放活态的海洋“非遗”博览园，一张张乡村“非遗网”，带给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体验，也让人们真切品味到“非遗”在百姓生活中的传與承。小镇构成了展示文化的绝佳舞台和承载各类旅游产品的最好场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停留在口口相传、师徒相承上，还通过旅游、文化产业的协力发展，形成了较好的“非遗”和旅游融合的本土化和开放性的社会知识传播。
正如方李莉教授在“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时提出的，“只有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化成当今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内化成当今新的时代潮流的一部分，并推动着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向前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会有更加深刻的意义”[7]。她将“非遗保护”与“文化再生产”放到一个全球文化发展的层面上，并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辩证关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社会实践理论。
三、东沙古镇上的人文景观
如果说，时代的变革是东沙古镇建筑群样貌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那么，这里的原住居民，则是东沙古镇的魂。历史的变迁给了东沙建筑独特的风韵，东沙的居民则让这些呆板的建筑变得“活”了起来，使古镇的文化有了生气与源远流长的资本。透过一个个大院内部的空间结构以及一条条弄堂，我们就能感知到古镇里的人文气息，这股气息才是当下遗产旅游最珍贵的文化资本。
（一）血脉相连——宅邸建筑里的世代家族
家宅院落是一个家族历史变迁的缩影，通过建筑的设计与构造，能够看出东沙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东沙的建筑群中，东沙的民居建筑以大型的宅院建筑居多，大都为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一个宅院能容纳十余户小家。在建筑院落里，家与家之间既相互沟通，又有着单独的门户空间。在这种大户人家之中，庭院、水井甚至是厨房等为公共设施，有点类似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一个大的家庭就在这种联系之间变得更加和谐，小家之间相互帮助为的是大家庭的共同繁荣。东沙的这种建筑环境和东沙古镇的移民有关，东沙古镇从清末一直到现在为止的移民结构，都是一大家一起移民。在考察期间，我们居住的一户人家，就是在移民的时候带着舅舅家、姑姑家所有人一起来到这里的。移民之后所面临的生活困难，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只有亲人间相互帮助、共同努力才能共渡难关，这种居住建筑的设计构造，是亲情互助的最好体现。
（二）生死共济——弄堂里的街坊邻里
古镇的建筑布局以弄堂为中心，“弄堂”在古镇中比“路”的文化内涵更强，这是当地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传统社会中，物质基础匮乏，渔船的造价偏高，一般都是一个弄堂里集体包一条船，集体出去打鱼，由选出的船老大来照顾船上的日常生活和利益分配。在出海之前，要集体祭拜海神，弄堂里的百姓通常有着生命之约。在丈夫外出打鱼的时候，弄堂中的妇女们在家中相互照顾，一起劳动、吃饭、游戏等，男人们捕鱼归来的时候，一个弄堂的男女老少必定庆祝一番，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因为东沙古镇位于岛上，多有台风，台风的来临会导致建筑的损坏，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修补完善的，所以在台风过后，弄堂里的邻里就会相互扶持，一起重建家园。以上因素都致使弄堂的邻里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东沙建筑的布局显现了邻里间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生死情感、人生价值观等。
（三）老龄化来临——当下东沙小镇的人口状况
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东沙古镇有2900多人，70岁以上的有2000多人，60—70岁以上的约有800—900人，40岁以下的本地人屈指可数。可见，这里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一条街上寿衣店、超市、养老院是相对多的。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东沙古镇上生活的居民，大多是60岁以上的，这些人曾经是这里工厂的工人。他们退休后，有的去给身在外地的儿女照管孩子，小孩子不用照顾后，就回来养老了，年龄越老的独居的越多，不愿意随儿女一起移居大城市，依然选择居住在老宅之中，也许是源于对故土的眷恋。晚上8点以后，镇上很少看到有人出来，尤其能感觉到什么是“老龄镇”而不是“留守村”，留守村至少还有儿童，他们会带来生的希望。
从东沙古镇的人口结构来看，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随着“非遗”旅游业的发展，2008—2018年的十年间，东沙古镇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来自邻省安徽、江苏和上海的外地人，因看中了东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旅游资源，前来投资商铺或开办民宿。而东沙古镇上相对年轻的原住民，则因东沙古镇发展落后、经济收入低等问题选择迁往宁波、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打工。这样一来，外地人口占比逐渐增加，本地人口相对减少。但是，外地投资者的入驻，也为东沙古镇的发展带来了新生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本地人的“回潮”。
四、东沙古镇建筑群的功能类型划分
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东沙古镇建筑群的功能分类，大概有四种形态，分别是居民住宅建筑、民间信仰建筑、文化旅游建筑、老宅废弃建筑。（表1）
（一）居民住宅建筑
居民住宅是东沙建筑群中占比重最大的，东沙古镇虽然以文化旅游为主体进行了系统开发，但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当地的人文环境，留住当地的人文气息，政府并未将居民直接迁出旅游规划景区，而是把旅游景点和民居住宅相结合。除了几条有名的弄堂两边的住宅，被改成了适合旅游的商铺外，其余建筑都依然保持了居民住宅的原始样态。因此，民居住宅依然是古建筑群中占比重最大的部分。这些建筑群一般分为两部分：一是清末留传下来的不同风格的传统民居;二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镇上职工楼房。笔者在考察时，看到一家人在拆自己的百年房子，当被询问为什么要拆掉文物时，女主人回答：“都坏掉了，不拆，你来住？”可见，当地的居民并非人人都懂古镇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他们盖新房也是房屋居住的“本真性”使然，是改善生活质量的需要。
（二）民间信仰建筑
民间信仰是一个地区精神文化的体现之一。在东沙古镇，宗教信仰建筑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古镇居民的信仰呈多元化，除了信奉传统的佛教、道教俗神以外，还信奉基督教。据说，基督教信仰源于1863年，英国“沙达门号”轮船在三星洋面的国际航道上的遇难事件。1910年，宁波基督教会派孝章牧师来衢山传道，并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基督教逐渐在各乡镇传播，并建有“三自爱国教会”聚会点，直到2001年在衢山新建福音堂教会为止，这期间该岛上的各种信仰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取缔与复兴。
舟山当地最主要的民间信仰是“羊府大帝”，据说在乾隆年间，舟山有位姓羊的船老大，在海上救人无数，在死后被封为“羊府大帝”，东沙民众便集资在东沙古镇建立起了民间信仰建筑“羊府宫”。羊府宫现在经过了几轮的修建与扩张，成为了东沙古镇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建筑。东沙镇小岭墩上的庙宇“都神殿”也信奉一种本土民俗神，起源于殷商留传下来的神话故事，讲述了当时五位征战沙场的武官，因此又叫“武都府”。清末民初时，每逢农历五月二十五，一些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等都来这里祭拜、祈福，香火旺盛。在“文革”中被破坏之后，丁卯年秋，民众又集资修复，并扩建了太平庵、观音亭等。到现在为止，观音亭上的明灯长夜不灭，为周围的居民和海上的渔船指路引航。
（三）文化旅游建筑
除去居民居住的老住宅外，东沙的古建筑很多都成为用来发展文化旅游的商铺了。东沙古镇在开发之时就着眼于文化发展和旅游休闲的两个定位，以东沙古镇有名的老弄堂为主干道，将两侧的老商铺、有文化价值的大宅院、革命遗址（地下党联络处、金维映故居等）、民国风情街等形成一个具备可游、可居、可观、可购的古建筑群区。在这些古建筑物中，利用当地的“非遗”项目，如布偶戏、渔民画、鱼结绳、盐雕等进行填充，共同打造了一个适合外地人旅游的好去处。除去文化旅游商铺和居民住宅以外，一部分具有历史文化底蕴和形式独特的老宅院被改建为民宿，穿插在居民住宅的中间，成为了东沙古建筑最新型的利用方式。这些民宿的样式都是请专业的古建筑修复师傅，对建筑的外部、内部，依据当代时尚审美与传统建筑元素进行再设计，成了新旧结合的东沙建筑样式。
（四）老宅废弃建筑
东沙古建筑群除了上述这些已经被充分利用的建筑以外，还存在一些废弃的老宅。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在一些弄堂的深处或是依山而建的建筑半山腰，会有一些无人居住的老宅，它们大多因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宅邸面积较小而被废弃。院内已杂草丛生，木板也几乎腐烂，足以见出荒废的时间之久。
五、东沙古镇的多样性“非遗”项目
費孝通先生说，自然生态和文化艺术生态，也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而且是一种难以用人工再造的财富和资源[8]。一旦破坏，就难以修复与再造。东沙古镇，素来以“中国唯一的海岛古渔镇”著称。自2008年以来，当地政府依托东沙古渔镇和海洋文化的深厚底蕴，以横街鱼市为核心，以“非遗小镇”为亮点，对东沙古渔镇的“非遗”项目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手工渔绳结、渔民画、鱼骨塑画、剪纸、布袋木偶戏、弄堂节千人渔宴等陆续被政府列入“非遗”名录。
（一）弄堂节——千人渔宴传喜悦
千人宴源于明清时期的弄堂节，作为非遗项目的千人渔宴，其实是“遗产旅游”的产物。在山咀头一路摆放着长龙般的桌子，每个桌子上面摆放着丰富的极富海洋特色的饭菜。五湖四海的人们来到这里，和当地人一起感受海洋魅力，共享丰收的愉悦。
在吃饭的同时，可以观赏街道两边的表演，有舞狮的、坐花轿的、唱戏的、敲舟山锣鼓的、唱渔民号子的，还有挑盐、豆干制作、百工表演的。这里有一条古老的横街，街上陈列各项岱山“非遗”产品，还有创意集市坊，既满足旅游者对岱山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能看到岱山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变”。千人宴为东沙打造非遗小镇带来了经济效益，拉动了人气，宣传了东沙的文化，达到文化遗产旅游的目的。
（二）渔民画——海岛古镇生活样态的再现
岱山渔民画实际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画，2000年左右更改为渔民画，自此其绘画主题有了更精准的定位。相对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渔民画的诞生时间不长，约有40年的历史。1983年，当地政府组织当地热爱绘画的渔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绘画技巧培训，这些学员依靠对渔民生活的真切体验与热爱，创作出了独具东沙特色的绘画作品，并培养了一批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渔民画家，受到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的认可与赞赏，将绘画水平出色的画家推荐出省外进行巡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渔民画创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期，但是，因缺乏新人加入、题材狭窄、创意不足等原因，迅速进入衰落期。21世纪初期，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加强，市政府对当地渔民画进行大力宣传与扶持，定期举行培训，但是参加的学员已不再是渔民了，更多的是外出求学归来的、系统地学习了绘画理论和技巧的学生和老师。老一辈的渔民画家认为，这些年轻的画家能带领古镇的渔民画走得更加长远。
蔡世成是岱山渔民画的代表画家之一，也是岱山渔民画中比较年长的一位。他大半生都与海洋、渔船、捕鱼打交道，对海岛生活有着独特的情感，谙熟渔岛的文化资源。他的作品就是对渔家生活的描绘与想象，用色大胆，构图饱满，情感充沛，画面充满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歌颂。《抢修》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画面描绘了一艘大型渔船的船底破洞漏水后，船员驾驶小船抢修的紧急场面，色彩对比强烈，动态十足，是对渔民生活的点滴写照。随着“非遗小镇”的旅游业的发展，渔民画成为文创和体验经济的主打产品，受到外地游客的喜爱。
（三）布袋木偶戏——方寸舞台上的百态人生
东沙古镇的布袋木偶戏，又名“掌中戏”“小戏文”等，俗称“下拢上”，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戏剧表演形式。布袋木偶戏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福建泉州、漳州的一种地方戏，于清中后期由宁波人朱谭山传入舟山，被称为舟山布袋木偶戏的始祖。2009年6月，布袋木偶戏被列入省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调研过程中，东沙布袋木偶戏的第三代传承人王嘉定先生接受了采访。他告诉笔者，岱山布袋木偶戏属单档木偶戏，布偶戏必须在特制的舞台幕后表演，通常是三个人协作完成，大戏、小戏、文戏、武戏，生旦净末丑，说唱白以及操纵木偶，全靠一个主唱艺人。他能同时操纵几个布偶并能够模仿男女老幼不同音质、不同风格，九腔十八调张开就来，模仿起来尽显人间百态。一个主唱，一个人敲小鼓，一个人拉二胡，仅仅靠3个人，便能完成一台精彩的演出。拉二胡、敲鼓的艺人作为陪衬，他们的演奏技艺同样精妙绝伦，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默契，这是长久的舞台经验与情感的认同才能完成的合作。
布袋木偶戏的内容多取自历史演义、公案小说、民间传奇、神话故事等，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它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并宣扬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在东沙古镇，布偶戏是渔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精神大餐，是海上艰辛劳作后的另一种人生体味，在当地深受大人和小孩的喜欢。
六、东沙“非遗小镇”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分析
东沙古镇作为浙江省“非遗小镇”文化振兴典型案例，从古镇的开发现状与人文资源的利用过程来看，存在着内涵开发不够、保护力度不够、宣传力度过窄、展示形式多样、社会群众参与程度不高等多种问题。
费孝通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有效看法，“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把文化遗产留在原处，一方面该族群人民与后世子孙得以接近利用;另一方面，为此文物与周边环境之关系，依借‘脉络关系带来知识与信息，有助于对文物历史的了解”。据此，东沙古建筑群应该在尽量保存原貌的过程中，进行一种文化的重构，使得古建筑群中以前所包含的旧文化变成一种新的文化，供人们享用，使得古建筑群有着活态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于东沙古建筑群的保护，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以价值提升为目标
经过调研发现，东沙古镇中的很多人，对东沙古建筑人文资源的认识模糊，更谈不上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故而，应对优势资源进行整个挖掘，实现价值提升，以达到文化的广泛传播。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宣传提高知名度。东沙古镇中的博物馆众多，但有关于介绍东沙建筑变迁历史的博物馆却少之又少，在大多数东沙人的眼中，建筑只是一种历史的遗存，所以不用建立物质形式的资料馆。但经我们调研发现，东沙古建筑群的历史人文资源十分雄厚且是不可忽视的，建立资料性的大数据库是很有必要的。其次，要甄选优质资源进行重点的活化保护，在东沙古镇中对于存续状况好、有一定消费群体、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宣传。东沙的古建筑群承载的不仅仅是建筑中的人文，同时也反应着民俗等多方面的历史资源。要想对建筑进行活态化的保护，就要把“活”的东西融入建筑形式之中，比如将木偶戏、渔民画等资源与建筑资源的保护相结合，提升建筑资源整体的资源价值。
（二）以“活”态保护为手段
对于如何有效地保护东沙古建筑群，所谓“保护”不是封存，而是不断地利用和创新，找寻的是一种“活”态传承的发展方式，使东沙古镇在保护中能够存续以前的发展风貌。“活”态传承并非原生态传承：其一，就是要求居民人口结构的完整性和生活样态的多元性，这样才能保留古镇活力，东沙古镇的人文资源都体现在他们的古建筑中，没有了“人”的存在，建筑便失去了“生命力”，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把遗产留在原处供居民所享用”;其二是把东沙的地方性知识，通过有形的文化符号展现出来。
（三）以全民广泛参与为保障
人不僅是文化的消费者，也是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东沙古建筑群的保护，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东沙居民的文化自觉性，以全民的广泛参与为保障。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在东沙古镇，当我们问及年轻一代，关于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历史时，大多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只有在一些老一辈的人那里才能略知一二，这就说明了在东沙古镇，还是缺少文化的自觉性。这种传承不应该是政府强制的，而是由居民本身自觉去遵守，是在一代一代的耳濡目染中坚持下去的。
东沙古镇拥有的丰富人文资源，既见证了历史的进步，又承载祖辈遗留的无形文化资源，更是对东沙人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活动的记录与传承。对于东沙古建筑群与人文资源的保护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在本文中只是做了简短的探讨。今后，在保护中进行创新，在创新中加以保护，相信东沙古镇将会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保存文化，带动旅游，发展经济”的发展理念，显明了“非遗”融入东沙古镇文化建设的“遗产资源论”的现代性实践的必然结果。总之，关于“非遗小镇”的建设，没有模式，只有依据各自的“文化资源”，做到“生产、生活、生态”[9] 的融合发展，才能实现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注释：
[1] “遗产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旅游组织（UNWTO）对“遗产旅游”的界定是：“深度接触其他国家或地区自然景观、人类遗产、艺术、哲学，以及习俗等方面的旅游。”引王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遗产旅游研究》，《人文天下》，2016年4月刊。
[2] 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
[3] 方李莉：《本土性的现代化如何实践——以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技艺传承的研究为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4] 彭兆荣 著：《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5] 方李莉：《非遗保护的 3.0 层级与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中国木偶皮影》，2015年，第4期。
[6] 淘沙 著：《仙岛揽胜》，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7] 方李莉：《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 费孝通、方李莉：《西部开发的人文思考》，《民族艺术》，2000年，第3期。
[9] 戴宝宽：《关于非遗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思考》，《赤子》，2019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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