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婧
6月2日晚，谭婷开始了她的首场普法直播。直播间不时有观众通过弹幕提问，谭婷飞速比划着手语，一一回答这些问题。
过了一会儿，她在直播间看见一条咨询彩礼问题的弹幕，便用手语解释，没想到对方又发了一条弹幕：“我看不懂。”用手语和出声问了之后，她才发现对方是健听人。
她有些惊讶，尽量缓慢而清晰地做了出声讲解，随后问道：“不知道我说的话你能听清吗？”对方回答：“你讲得很清楚。”
2020年底，经过三年努力，谭婷成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中国第一位聋人律师”。她告诉记者，刚通过司法考试时，自己的心情就像刚结束高考的考生。如今几个月过去，她已经渐渐习惯了这份职业的常态，既有成就感，也有遗憾，然而，“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需要刻意去维持热情，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全国首个聋人准律师
2017年刚进入律所时，谭婷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有正式从事法律工作的一天。
谭婷的家乡在四川凉山，8岁那年，因为一场医疗事故，她失去了听力。父母带着她辗转昆明、攀枝花、西安等多地求医，却始终不见成效。
当地学校不收聋人，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谭婷只能自己在家照着新华字典学习。直到13岁，她的父母得知西昌有特殊教育学校，她才再次走进校园重读二年级，开始学习文法手语，并在不久后转到设有高中部的乐山特殊教育学校。
虽然回到了校园，但谭婷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少有开口说话的机会，声带逐步退化，放假回家时，父母已经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从小学到高中，她的聋人同学渐渐离开了学校，读到高中，全年级只剩下四个学生……面对这一切，谭婷能做的只有“死磕”，攥住“学习”这根稻草，避免自己跌入低谷。
2013年，谭婷考上重慶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成为学校那届唯一考上本科的毕业生。然而，对于聋人来说，即使拥有大学学历，就业选择依然十分受限。
谭婷告诉记者，在大部分聋人看来，到特殊教育学校当老师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除此之外，聋人经常选择的职业还有舞蹈演员、文员等等。不过，从来没有聋人做过律师。
2017年，大学毕业的谭婷看到“中国首位手语律师”唐帅发布的招聘聋人的消息，很受触动。考虑到唐帅会手语，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谭婷决定到律所试一试。
谭婷的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也是一名聋人，看到招聘消息后，两人一同进入了律所。那时候的谭婷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小助理，“就是帮着唐律师打下手，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她的确是从“助理”做起，确切地说是“律师助理”，负责协助律师处理案件。对她和另外四名进入律所的聋人律师助理，唐帅有两个要求，一是学会自然手语，以便和寻求咨询的聋人沟通;二是通过司法考试，成为聋人律师。对于后天失聪的谭婷，唐帅还要求她多开口说话，出声和人沟通。
起初，仅仅是向聋人了解最基本的信息，谭婷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自然手语没有专门的教程，只能在实践中学，因此只会使用文法手语的谭婷和聋人沟通时非常困难。哪怕是“西安”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文法手语和自然手语的表达都有很大差异，谭婷只能不断比划“兵马俑”“大雁塔”等当地著名景点，反复向对方确认。
渐渐地，谭婷对自然手语越来越熟悉，在沟通上花费的时间也比之前短了不少。
在律所，谭婷见到太多聋人由于缺乏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拿不出证据、求告无门。
记者见到谭婷当天，她正在处理一起劳动纠纷案件，前来咨询的聋人小伙没有和工厂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受了工伤也无法处理。
经过手语交流后，谭婷得知小伙不仅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工作服、工牌等任何能证明他和工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
谭婷告诉记者：“很多聋人没有法律的概念，被侵权了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求助。”
还有一次，一个聋人借给别人十多万元现金，等到要对方还钱时，却拿不出借款的证据。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谭婷。
然而，没有借条、没有收据、没有转账记录，借钱时没有第三人在场，谭婷对此也无能为力。“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感到很无力，只能告诉他，下次注意，不要再被骗。”
看到聋人们的遭遇，谭婷想考取律师执照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对于没有法律基础的人而言，通过司法考试并非易事，对聋人更是艰难无比。当初和谭婷一同进入律所的聋人们先后放弃，最后只剩下了谭婷一人。她也坦言，有时看着密密麻麻的字都头晕想吐，也会崩溃大哭，但哭完又“满血复活”，继续和法律书籍“死磕”。
丈夫心疼谭婷，但对谭婷的一切选择，他都无条件支持。他从不劝妻子放弃考试，选择一条更为轻松的道路，只是通过陪伴，无声地表达自己的爱。谭婷学到深夜，他便陪着她一起下班;有时他要外出处理工作，便会提前买好谭婷喜欢吃的水果零食，摆在她的桌上。
2018年差10分，2019年差4分，2020年底，谭婷终于通过司法考试，打破了“聋人做不了律师”的成见。
谭婷把一只纸杯倒扣在桌上，告诉记者：“人就像跳蚤，你本来可以跳得很高，但是如果一直被局限在这只纸杯里，可能拿走纸杯之后，你也只能跳到纸杯这个高度了。”
“出名”之后
通过司法考试后，大量媒体前来采访谭婷。
“我没觉得自己‘出名了，也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她说，“无论别人知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始终是那个我。”
唯一的变化，就是谭婷更忙了。向她求助的聋人是以前的两到三倍，这些聋人大多白天打工，晚上找她咨询，因此谭婷下班回家后，仍经常忙到深夜。
事实上，谭婷接到的咨询并不局限于法律问题。有的聋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恋爱状况不顺，也会到律所寻求帮助。面对这些求助，谭婷也会尽量开解对方，能帮的就帮一把。有个聋人不知道怎么申请公租房，谭婷和同事们就教他怎么准备材料，还帮他写了一份申请。
有的聋人不懂法律，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不能维权，谭婷就一遍遍打着手语向对方解释，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搜集证据，证明自己被侵权。
为聋人普法一直是唐帅心心念念的事情。过去，有的残疾人机构也会请来法官和高校法学教授，再聘请一位手语翻译，为聋人开展普法讲座。但在唐帅看来，“这种讲座就像数学教授给小学生讲微积分，毫无作用。”他认为，法律专业术语对于普通人来说尚且晦涩难懂，聋人不了解健听人的思维模式，手语翻译使用的又是大多数聋人难以理解的文法手语，因此聋人听普法讲座时往往一头雾水。
唐帅让谭婷通过线下讲座和短视频普法，先把法律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再用自然手语讲述出来。这么做效果很好，一次讲座大概有四五十名聋人参与，对方都能听懂。
在一次关于高空抛物的普法中，不少聋人告诉谭婷：“如果你不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也是违法的。”
但要做直播，谭婷一开始也不太敢。她觉得，直播不像短视频，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剪辑、重来，她怕自己表现得不好，“我还是个害羞的小姑娘呀！”
不过，在唐帅的鼓励下，谭婷最终还是开设了直播，第一次就有400多人参与。
真正考验她的是与观众的即时互动。从第一次直播起，谭婷就发现观众里既有聋人，也有健听人，她需要在手语和出声之间不时切换自己的表述方式。谭婷通过训练，虽然能够出声表达，但为了能让对方听清，还需要慢慢地、用力地咬字。
对于聋人而言，谭婷的讲座不仅普及了法律知识，也让他们看到了更多可能。谭婷曾收到一条抖音私信：“谭婷姐姐，谢谢你。我长大以后，也想像你一样，成为一名聋人律师。”
她坦言，在当前的条件下，自己无法出庭，也因此受到过质疑。
“不可否认的是，出庭的确是律师工作中最精彩的一部分。不过人生嘛，总是会有点遗憾的地方。”比起这份遗憾，谭婷更多向记者强调的是，律师90%的工作都在法庭外完成，而且通过团队合作，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谈起未来的规划，谭婷很理智，她知道通过司法考试只是成为律师的第一步。接下来，她还要大量学习法律知识。同时，她还打算练好口语，有机会的话再学学唇语，更好地和人沟通。
3000万聋人需要更多关注
从“中国首位手语律师”到“中国第一位聋人准律师”，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实际上，律所的运营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除了直接上门求助的聋人，当地法律援助中心还会将一些聋人介绍到律所。然而，聋人的案子往往成本高、收益低。
唐帅开玩笑说律所是在“劫富济贫”：“对于健听人，我们的收费是按照正常标准计算的，低于这个标准，我们可以不接案子;但聋人经济能力很有限，他们会直接说自己只有多少钱，我们只能衡量这个价格。另外还有将近10%的聋人案件，做完以后收不到钱。”
通常情况下，聋人案件做得越多，律所亏得就越多。为了维持律所收入，唐帅把聋人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0%以内：“超过30%，整个律所就运行不下去了。”
除了接手聋人案件，培养聋人律师学法律、开展普法讲座，甚至为聋人提供就业机会、打造带货平台，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销。
这些年，唐帅陆续招了30多个聋人，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律师。每个月，律所要在他们每人身上投入五六千块钱。然而，能坚持下来的聋人少之又少，有的只来了一个月便离开。
除了培养聋人律师，普法也是一项只有支出、没有收益的活动，为了鼓励聋人们听讲座，唐帅会给每个到场的聋人发几十块钱，或者发米面粮油。他还组织了一些考试，检验聋人们听普法的成效，考試的前几名还能得到奖金。
“做这些事没有成效的时候，我从没谈过自己花了多少钱。”唐帅说，他已经抵押了自己和父母名下的所有房产，“好在现在谭婷成功了，证明我当初的想法是正确的，让聋人参与法律生活的道路是可行的，社会和政府可以接手这件事。”
全国有大约3000万聋人，仅有谭婷这一个聋人律师，远远不够。“任何事情从起步到发展都要经历一个过程，希望我们能打开一个出口。”唐帅说，他期待有更多人加入为聋人服务的群体，也期待着有一天，能有一个专门为聋人服务的“手语法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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