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晓
摘 要：新冠疫情爆發后，教育信息化生态被重构，融合创新应用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催生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变、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教育治理方法的优化。基于此背景，针对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中较大程度上存在的部门职能交叉重叠或割裂、沟通成本过高、经验式主导、粗放式实施等问题，文章以设计理论、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协同论等为依据和行动指引，对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项目进行研究，提出以“人人为中心”，塑造“教学—管理—研究”三个场能，构建多元化协调适应发展机制，逐步优化区域项目执行路径，提高绩效水平的行动方案，以期为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基于设计的研究;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推进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21）11-0032-06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相继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等系列重要文件，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深水区，成为推动基础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经济大省，G省一直致力于推动基础教育改革。考察G省近10年教育信息化发展，可以发现，从“三通两平台”的全面推进，到落实“强师工程”之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项目，再到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大赛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应用活动，该省一直致力于落实教育部等上级部门的各大教育信息化项目。但是，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G省本土的应用品牌和特色项目不足。因此，如何打造省域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品牌与特色项目，切实促进课堂变革，提升信息化创新应用的内涵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和突出任务。为此，G省于2019年启动实施“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项目”（以下简称“数字教材项目”），希望以数字教材的全覆盖、规模化应用为抓手，转变教与学关系，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引领课堂变革，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构建新时代的基础教育新格局[1]。
基于项目所涉及的经费投入大、覆盖面广、影响力强，为确保省级统筹推进项目的实施绩效，本文以G省实施“数字教材项目”为例，探究省、市、县（区）各层级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的路径、方法和成效，以形成具有可迁移、可借鉴、可复制、可操作的典型案例。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以及教育治理是多个关键词构成层级交错的系统，是一个多主体复杂适应、多要素协同发展的过程。本文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综合考察，将“基础设计的研究”“教育协同理论”“复杂适应性理论”作为推动数字教材应用研究的理论基础。
1.基于设计的研究
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 强调“设计”，始终面向情景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实施方案。梁文鑫、余胜泉指出[2]，“设计”具有三方面的特征：①设计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创造性的，设计源于实践中的具体的问题，因此目的性和针对性很强，而问题解决本身即是对各种理论的创造性应用。②设计是可扩展的，设计允许设计人员或者研究人员随着环境的改变及来自实践的反馈，对设计做出适时的更改或修正。③好的设计是循环迭代的。通过对实践过程的详细记录以及对实践结果的分析及再次优化，再经过反复的迭代过程，形成理想的项目实践结果，从而优化最初的方案。这种研究方法强调目的性、情景性、过程性、解决问题性和迭代性，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系统与要素之间的融合，为项目的“落地“提供切实可行又理性充足的依据，有助于形成项目的过程性数据和阶段性成果。
2.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3]（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理论）是由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简称SFI）的John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所提出来的重要理论成果。该理论揭示了由适应性主体组成的复杂系统，通过演化、适应、凝聚、竞争、合作而产生的多样性、新颖性和复杂性作用。该理论强调四种特性，包括聚焦、非线性、流和多样性，并通过标识（tagging）、内部模型（internal models）、积木（building）三种机制，为人们认识、理解、控制、管理复杂系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该理论能够帮助人们认清事物的复杂性，并考虑项目设计的多种可能并建立系统思维，确保自我调节和主动适应的可能性。
3.协同论
协同论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教授所创立[4]。该理论发现，非生物和生物都有集体运动的自组织现象。哈肯教授指出，协同论是认识“自组织”秩序的规律之道，是一门合作的科学。“取更长的时间镜头，合作是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主流现象。没有部件之间的合作，所有的有机体无法存活;没有有机体之间的合作，生态和社会系统不复存在”。哈肯教授特别强调，合作具有必然性，而竞争暗含着多种资源的浪费，从能源、水到时间。保护资源是人类越来越紧急的事务，教育亦然，层级之间、部门之间、个体之间的隔阂，造成沟通与交流的繁杂和阻碍，亦容易造成成员精力、时间成本的增加。
以上三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任何一项社会活动及项目推进的设计性、复杂性、适应性和协同性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将三种理论作为实践依据，会增强项目设计与实施的合理性、可控性、有效性，同时减少资源浪费。由此笔者认识到，推进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协同的系统工程。实施过程中，受到政策、环境、执行主体和服务对象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过程性跟踪、精准性反馈和及时性调整。
具体来说：第一个环节，研究者需要从平台需求、服务需求和成长需求做好全方位的需求分析，与区域、学校和教师进行合作研讨，尽可能充分地把握他们的需求、兴趣、爱好、态度和愿望等。第二个环节，研究者要基于需求和存在问题进行“清单式”的方案设计，确定项目实施主体，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职责、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第三个环节是项目实施，包括团队组建、精准服务、过程跟踪、及时反馈与成果提炼。这是整个推进链条中最核心与关键的环节。只有通过实施才能验证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体现项目推进的价值。第四个环节是进行“以终为始”的项目绩效评价，按照预设目标、可视化管理进行效能评价。基于以上所述，按照时间轴进行循环、迭代、优化。
三、數字教材推动课堂革命的研究过程
数字教材是指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定通过的国家课程教科书为基础内容并包含相关辅助资源、工具的用于教学活动的电子图书。与传统图书不同，数字教材是便捷性、立体化、互动性、生成性强的权威和标准教学资源。推进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是规范、加强数字资源监管，以数字教材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质量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2019年、2020年G省实施“数字教材项目”的全过程为背景，按照“计划”“行动”“考察”和“反思”四个环节，从政策解读、理论依据、需求分析、问题剖析、解决方法来演绎项目实施的过程。
1.第一轮：2019年推进数字教材普及应用
（1）计划
①从基础教育改革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视角分析：G省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能够促进信息时代的课堂革命
2019年，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创撰文《以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促进信息时代的“课堂革命”》。该文认为“教育信息化的重点是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是融合创新，融合创新的重点是课程与教学改革，难点是课堂改革。”王创提出“守正创新，以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促进信息时代的课堂革命”，并指出在教育信息化2.0时代，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变革的内生变量，必须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应以“舍我其谁”的使命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推进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创新发展，构建基础教育发展新生态。王创提出：一是立足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新要求，构建“新学校、新课程、新课堂、新教师、新学生、新家长、新治理、新评价”的基础教育发展新生态;二是以实现“课堂革命”为目标，推动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三是守正创新、协同推进，因地制宜促创新发展。王创指出了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的现实背景和发展方向，明确了数字教材推进的定位和依据。[1]
“数字教材促进课堂变革”成为该项目的轴线，一切过程都是为了实现课堂“点点用”“改改用”“创创用”变革，最终服务于人才的培养，造就21世纪的未来教师和卓越学生。
②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现实需求分析的设计：变革课堂、提高质量、促进均衡
G省2019年3月印发了“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定位“数字教材项目”是一个“提质”项目，是一项系统工程，着力推进全省公办、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化和全覆盖应用，提升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消除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水平差距。从目标上，“实施方案”指出该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国家课程数字教材与学科教学融合应用”“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型教学模式”。同时明确了2019年底、2020年和2021年的分年度目标，包括：2019年分批分步完成数字教材应用全员培训，整体提高教师数字教材的应用能力，增强教研和电教的专业支撑能力;2020年，全省各学校教师均开展数字普及应用，建设一批示范区、示范校和应用成果;2021年，数字教材应用的理念、内容和方法全面落实到学科教学。从具体任务上，对应以上的项目目标，将“全员培训”“确认试点”“示范引领”作为三大任务。从保障措施上，要求各地建立健全组织领导、系统培训、示范引领、监测监督等工作机制，完善经费投入、师资配置、专业研究、设施设备等保障机制，为数字教材应用全覆盖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针对上述目标、任务和保障，G省从时间、地区差异、服务对象、项目结果等方面做了设计，关注到逐层分类、螺旋递进、有效衔接的推进路径。
（2）行动
2019年，G省“数字教材项目”主要由省教育技术中心牵头，联合数字教材提供方“某出版传媒集团”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逐步推进三大任务：①省级层面，面向地市、县区教育局电教、教研等项目负责人及信息化中心校校长和骨干教师，完成9期数字教材融合创新应用的普及推广和教育信息化领导力的专题培训，由市、县区的受训者进行迭代培训，逐层扩散。②选取有代表性、积极性的区域，确定了7个县（区）作为试点，覆盖市级和县区级、发达区域与发展区域两个板块。③探索性派陪伴式导师团赴相关地区启动试点培育，组织部分信息化中心校和试点有关学校到深圳、东莞某学校参观、学习和体验。
（3）观察
①案例1：试点启动“陪伴式导师团”实地指导
2019年12月16日，某区教育局联合某中学举办了为期1天的“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项目省陪伴式导师团培训研修活动”。华南师范大学专家、某市教育教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相关校长、服务提供方有关负责人等嘉宾受邀出席活动。区教师发展中心全体教研员以及区全体中小学的业务副校长、教导主任和核心团队成员近300人参加了研修活动。8点40分至9点30分，申老师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运用数字教材的功能展示了数字教材应用课《中国石拱桥》。申老师采用翻转课堂模式，组织学生前置学习和课前小测;课中组织学生进行项目化深度学习，充分发挥数字教材的资源优势和互动功能，激发学生热情，丰富课堂内涵;课后以《撑数字教材长篙，向课堂革命处漫溯》为题，解读分享了数字教材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意义、应用策略和课后反思。9点50分，G省陪伴式导师团专家对该课例进行点评。专家高度评价在教学中精准渗透新课程标准的做法，注重多感官体验、语言建构和思维发展，培养了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专家指出：“申老师在课堂上深入开展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和学生与文本的互动，而不是人机互动”。专家非常赞赏申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提高学生的思维建构能力……
以上案例来自G省某地区的省数字教材应用试点单位。该试点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数字教材项目”，以信息化中心校作为数字教材应用的培育、引领、激发和辐射基地。从此次活动来看，该试点单位在推进数字教材工作上，已经常态化建立了“市—县（区）—学校”三级联动、“高校专家—教研—电教—继教—教师”多角色协同的机制，通过数字教材进课堂来研究、破解和提升信息化应用能力。从课堂教学情况来看，该试点单位所呈现的课堂理念关注核心素养、学习体验、思维能力，强调学习中的“互动”“质疑”，体现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价值和位置，对数字教材的应用方向具有示范性和借鉴性作用。
②案例2：非试点县（区）举行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培训
2019年11月，某市教育局在某小学录播室举办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培训会。该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出席培训会并作动员讲话，就进一步加快推进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工作提出三点要求。数字教材平台负责人进行主题介绍，详细解读数字教材项目的背景、数字教材综述、项目实施情况、登录及下载教材等内容。还通过“智慧课堂”网络与分会场开展在线问答解疑。该市教育局教研室、电教仪器站、信息中心全体人员及全市各初中、小学副校长和系统管理员参会。除主会场外，还在各完全中学和教育组设有分会场，并通过网络进行在线培训。
以上案例来自G省非数字教材应用试点地区。该区逐步常态化建立了本地化的“教研—电教—学校”联动机制，并利用网络开展远程培训。但该地区对数字教材的推进仍停留在“行政任务布置”阶段，领导开会谈要求，校长、管理员参与，未进入課堂应用和教学流程的重构过程中。
（4）反思
第一轮实践停留在“宣传推广”“应用普及”阶段，主要采取的行动是“会议”“培训”“研讨”。试点区与非试点区在认识、理念、方法、做法上有差异。同时，由于第一轮的项目经验、资源、时间不足，导致示范引领推动力不足。另外，还存在原计划不够具体、明确的问题，仍需要对项目的目标、任务和保障进一步细化、优化和提升。
2.第二轮：2020年推进数字教材融合创新应用
（1）计划
受疫情影响，结合第一轮项目实施中的需求与反馈，2020年对数字教材的实施做了重新研判和设计，特别是对原来的“三大任务”进行了拓展、延伸和细化。2020年6月5日，G省教育厅印发了“2020年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项目的工作方案”，明确了第二轮的实施蓝图，即以机制建设为基础，重点任务为驱动，试点培育为载体，跟踪与评价为保障，构建基于数字教育项目推进的信息化教育教学融合应用的生态环境，明确“硬件设备环境”“资源供给”“试点培育”“教师培训”“教学交流”“宣传示范”作为推进数字教材项目落地的六大任务。
（2）行动
2020年，按照“边做边研、边推边反馈”的原则，指导各地市、县（区）调整优化、细化2020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组织开发省级数字教材线上教师培训微能力课程资源，深入试点单位进行数字教材应用调研、教学应用观摩，体验利用教师培训微能力课程资源开展“双线双导型”混合式校本研修。将“数字教材应用”纳入省和全国教师教学信息化交流活动，设立了“基于数字教材应用的新媒体新技术课例征集”“教师演讲TECD”活动，分享和辐射推广数字教材的案例和故事。其他任务（如“陪伴式导师团”进课堂指导）受疫情影响未能如期开展。
（3）观察
①案例1：活用数字教材配套资源，开发形成了多种可自定义的教学流程
G省围绕智慧教育“课前—课中—课后—课外”四大场景进行产品开发，通过“内容+平台+设备”线上线下联动运营，研发出了“翻转课堂”“问题解决”“主题探究”“项目式学习”“个性化自主学习”“情景创设”“线上线下混合式”等多种教学模式，为课堂教学提供高质量、可实操的终端应用服务和指导。同时，面向某地区，提供更多教学案例和课程资源，支持学校开展“点点用”和“改改用”。例如，Z市通过“三步走”逐层培训的方式，推动“数字教材”的落地，并搭建“1+N”学校联盟（“名校+弱校”“中心校+教学点”）数字化学习共同体来落实区域推进。该市采用数字教材应用平台和“互联网+星湖课堂”，因地制宜开发本区域的校本混合式教学实践课程，灵活运用“同步线下混合式学习模式”“同步线上混合式学习模式”“自定步调与异步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开展教与学活动，实现了教学理念混合、资源混合、教学活动混合的跨区域、跨学校、跨班级合作教学，合力搭建数字化学习共同体，区域推进混合式教学模式。
数字教材支持课堂变革，课堂亦是教育的主阵地。G省重视实践研究，前期探索了利用数字教材进行“翻转课堂”“主题探究”“问题解决”共3种基础性教学流程，随后进一步逐步拓展至“3+N”种。Z市作为数字教材的实验区和试点区，项目启动时间早，实践态度积极，“面向课堂”“促进均衡”的定位也比较明确。尽管在实验区阶段遇到了技术、平台方面的各种问题，但两年来，通过优化教学、活用数字教材配套资源，开发形成了多种可自定义的教学流程，较好地形成了本地的行动案例，提高了教学质量。
②案例2：数字教材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2019年，G省面向教育局主管领导、电教主管、信息中心校校长和骨干教师完成了第一轮数字教材普及推广的培训。2020年，结合疫情时期线上教育、线上培训的经验做法，利用慕课开展大规模教师在线学习活动，研发面向教师微能力建设的优质线上系列课程资源，探索“双线双导型”校本研修模式。基于“人工智能+”教师能力发展联合实验室（超级课室）、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2.0、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项目，开展基于备课、上课、评价的30个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微能力培训及认证。同时开展跨地域的数字教材线上线下教学教研活动，以“互联网+教育”的模式为抓手，开展基于数字教材的双师同步课堂研究，通过示范课例引领数字教材的落地应用，优化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探索个性化、智能化的教学模式。某区以学科教研组为单位，全面开展了数字教材推广“双线双导型”扫描式校本培训，遴选出36位“国家课程数字教材应用先锋教师”，实行应用培育，示范先导。还有地区以市、区级名师工作室为基础，发挥数字教材的资源优势，开展“项目学习”研究与实践，以区、镇、校三级联合推动为策略，确保每镇至少有1所试点学校，做好示范引领作用。
数字教材建设已经纳入“G省教师信息技术2.0能力提升工程”，从技术、方法、内容、境脉等多维度提升教师系列微能力建设。数字教材培训教师不仅仅培训教师运用工具和数字教材的能力，还要通过数字教材的应用，结合信息化教学背景下课堂变革所需的系列微能力，培养全能的教师。另外，数字教材培训教师也不仅仅只培训一线教师，还要负责提升教育领导者、管理者、电教员、教研员的领导力和专业素养。
③案例3：以“人”为主体，点面结合、创新机制推动数字教材应用
G省通过购买资源和服务的方式推行“政企合作”，实施“数字教材项目”。G省建立了由行政部门统筹、教育技术部门牵头、教研和继教部门联动、高校引领、企业支持的“五合一”工作组。同时，实行省、市、县（区）、学校四级联动逐层落地，重点以“培育试点”作为抓手，邀约省内知名高校教育课程、教育技术专家及名校长、学科骨干组建了专家顾问团、陪伴式导师团。某市还成立了“数字教材常态化教学中的创新应用共同体”，以网络协作为基本组织方式，推进数字教材创新应用的常态化。
G省通过加强部门之间的纵横联动、内外互补，在部分地区、试点单位、学校等不同层面培养了一批推进数字教材的核心人员，包括高校资深专家、领导者、电教人员、教研人员、骨干教师，凝聚成数字教材的能量圈，为数字教材的决策、实施和问题解决提供有效支持。
④案例4：试点先行，打造课堂新样态
G省联动省、市教研院及人教社学科、技术專家，支持某区开展基于数字教材的教学课例研磨活动。“没有课堂，就没有应用”“没有教师应用的获得感，就没有数字教材应用的成就感”。在推进数字教材应用的过程中，该区始终将教师需求、课堂呈现、教学样态和教师成长作为抓手，从课程理念、教学设计、课程资源、教学实施等方面构建“三环五扣”的教研流程，打造着眼于课堂教学的课例。“在这个学期末，我接到数字教材课例打磨的任务。因为常态化教学任务特别忙，我当时只想到‘完成任务，并没有太多创新性的思考。直到在与专家对话时，我开始思考将数字教材融入课堂中，并且探索在低年级阶段加强学生的语言积累和思维发展……”林老师参与课例打磨，并且在磨课任务驱动中重塑课堂。
试点单位在数字教材的推进中具有探索、示范、引领和迭代的作用，是一个可控、可行、可全流程跟进的实践“沙盘”。试点单位具有高执行力，可尽早发现问题并及时改进，还可以实时呈现出数字教材推动的全貌，对全省的项目实施提供可借鉴性和引领性。
（4）反思
在研究方法上，本项目基于行动研究方法，以设计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协同论为基础，从单一的行政思维转向行政与研究思维相融合的方式来推进项目，对项目的实施和跟踪、方法和效果都提供了更加理性、精准和细致的帮助。
从项目本身来看，经过第一轮信息反馈后，不断调整、反思和改进。第二轮实践的推进目标、任务更为具体、合理，行动策略逐渐优化，市、县（区）和学校甚至包括教师端的反馈越来越积极、正面和到位。特别是得到教育主管部门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表现更为主动积极，且项目实施效果好。但也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受客观因素以及某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有些任务的推进效率不够及时、高效;二是执行水平受以往经验、能力和外部资源整合的影响，发达地区与发展地区、试点区与非试点区、学校之间和个体之间都有执行态度和内涵上的差异;三是不同单位、不同团队的深入协作具有一定难度，如部门之间具有主次关系，陪伴式导师团的合作式指导不太容易定位和协同。第一轮与第二轮行动研究执行过程的比较如表1所示。
四、结语
数字教材应用是教育变革的重要抓手，是技术内涵很强的工程，涉及到“人（主体）”“事（任务）”“法（方法和策略）”的系统设计，简单地采用发通知、报材料、开会的方式已经不能有效落实项目建设，部门孤立、业务分割也不利于项目实施。因此，急需加强相关研究，重构数字教材应用全覆盖项目的执行生态圈。推进数字教材应用的创新多元化协调适应发展机制如图1所示。
1.以“人”为中心
了解数字教材项目推进主体领导、管理者或电教、教研、技术人员，以及服务对象中的师生、家长等“人”，发现他们的需求和追求，尊重“人”的习惯、兴趣和价值取向，凸显“用户至上”“立德树人”的价值认知，从“利他”的视角利用数字教材为“人”赋能，创造成长的舞台和发展的平台。
2.构建“教学”“管理”和“研究”三个场能圈
推进数字教材应用是教学信息化变革的重要抓手。不仅仅是学校层面的教学和课堂应用，也不止于教育部门的推动，还涉及相关研究。将教学作为跟本、管理作为支持、研究作为引领，构建起教学、管理、研究三个场能圈，既保持每个“场”的文化能量与发展优势，又能促进不同“功能场”之间的对话与协作，构建创新实践共同体。
3.创新多元化协调适应的发展机制
机制是方法，也是项目运行的动能。好的机制能够“事半功倍”，提高绩效水平。同样，坏的机制也让项目如同“竹篮打水”，无济于事。需要进一步深化探索需求分析、调研观察、行动反馈、问题沟通、成果激励等机制在项目推进中的多元化、协调适应性作用，以满足并支持复杂、动态发展的项目要求。将教育管理转变为教育治理，由政府、企业、学校共同调节数字教材应用发展和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用技术开展服务，按照“找准问题，分析需求”“设定目标，明确任务”“全局设计，分工联动”“过程跟踪，精准指导”“成果输入，均衡辐射”“专家引领、行动研究”等思路，通过数字教材的应用促进课堂变革，推进信息化教学，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构建G省基础教育发展的“八新”生态。
参考文献：
[1]王创.守正创新，以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促进信息时代的“课堂革命”[J].中小学数字化教学，2019（2）：24-28.
[2]梁文鑫，余胜泉.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过程与特征[J].电化教育研究，2006（7）：19-21.
[3]卞爱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与区域终身学习系统的构建——以“常青藤”社区终身学习系统为例[J].中国成人教育，2018（17）：39-41.
[4]鲍勇剑.协同论：合作的科学——协同论创始人哈肯教授访谈录.[J].清华管理评论，2019（11）：11-15.
（编辑：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