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在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4号，有个近年来声名鹊起的文化创意园。走进大门，“新华1949”几个颇具设计感的大字镶嵌在镂空红色砖墙上。修旧如旧的工业厂房和绿树相互掩映，别有一番味道。
园区的林荫小道颇为宁静。银杏树已长大，形成一道道阳光斑斓的绿色走廊。两旁是颇有格调的老建筑，每幢都有独特的历史。“大字本楼”“苏式折板屋顶”风采依存，但又被修饰一新，呈现出简约大气、新旧和谐共生的设计风格。
与老建筑相映成趣的是随处可见的绿植和许多高龄树木，绿化率达25%。园区的空间营造非常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主题庭院、下沉庭院及林荫廊架为入驻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创思和遐想。
这块土地是原中国印刷集团公司下属的新华印刷厂厂区，曾源源不断地输出重要思想和新知，打造出与共和国同龄的“新华印刷”优良品牌。如今，又转型升级被改造成为“新华1949”文化金融创新产业园（简称“新华园”），成为北京市高品质的文化创新空间。
新华园采用“3+2+1”的模式运营，形成三大增值公共服务平台（创意设计孵化平台、文化公共服务平台、科技创新交流平台），办好两大引擎活动（北京国际设计周分会场、文化产业高端论坛），构筑一个高端品牌化园区。这样既可以从物业出租、增值服务和活动策划中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借助园区平台实现文化创意设计产业、金融产业和科技产业的三业融合。用活动吸引行业，用服务聚集创意，用典型带动产业，以此推动园区的文化魅力，凸显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价值。目前，新华园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名片，每年都有许多地方政府或企业慕名而来，参观考察、洽谈合作。
目睹今日的新华园，知情的人们不能不联想到一个曾为之付出智慧、辛劳与汗水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罗钧。
武当之子
罗钧是谁？他就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前总经理、董事长。
古人有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罗钧自小备尝生活艰辛，在从武当山区走到北京的人生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晰的、坚实的负重前行的脚印。
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罗钧出生在武当山下位于原均县县城朝福街的县委家属院。因为修丹江大坝，县城要被淹，他便随父母迁址到丹江新城。在5兄妹中，他排行老大。他的父亲罗英富，在县委组织部任区级组织干事，“十年动乱”时被调到距县城30里外的一家县属企业当领导。母亲程秀英，原在县粮食局工作，因为身体原因，1964年精简人员时，退职回了家，但有规定的生活补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1969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因为接连下大雨，汉江水位徒增，丹江坝下洪水滔滔。从企业赶回家过节的父亲与几十位同船过江的人不幸一起遇难。那年，罗钧年仅13岁。家里缺了顶梁柱，从此，多子寡母的家庭有了更多酸辛苦辣。
父亲的去世，母亲的辛劳，生活的艰辛，社会的世态炎凉，反而激发了罗钧的志气，使他早早蜕掉儿时调皮玩耍的天性，比别的孩子较快成熟起来。
高中毕业后，经过一年多上山下乡的磨练，又经过两年在多地区技工学校的学习，1977年12月，他与6位同学，被分回位于丹江城区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文字六〇五厂工作。
文字六〇五厂是一个特殊工厂，它从1000公里外遥远的上海搬迁过来，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能算是大厂，职工人数最多时也没超过600。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工厂，在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和中国的印刷工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六〇五厂的主要产品是字模。在冷排印刷工艺出现之前，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上的字都是用铅字排印的。字模就是铅字的模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全国各地印刷厂所使用的字模，有将近一半是六〇五厂的产品。
1968年，在“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许多沿海企业迁到内地山区，这就是“三线建设”。为了保证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印刷机不停止运作，作为全国三大字模厂之一的上海字模二厂奉命整体迁往了武当山区。
1978年元月，因在校是團支书的原因，罗钧被安排到厂团委工作。没过多久，厂部一个年轻办事员考取了大学，领导就让他接手，主要负责办公室文件的收发、保管和打字等其他事务。
1983年，表现优秀的罗钧被任命为厂党委办公室秘书。次年，北京的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招生，招生对象是可以培养提拔的后备干部。厂里推荐罗钧参加考试。整整20天，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钻课本，废寝忘食，最终被该院思想政治系思想政治专业录取。几年后获本科学历，学成回厂。
1988年3月，罗钧被任命为六〇五厂党委副书记，又过了两年，接任党委书记，时年34岁。1994年11月，中国印刷物资总公司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调整了厂里领导班子，38岁的罗钧成为厂长兼党委书记，从配角变成主角，而且两副担子一肩挑，分量更重。几乎可以说，他临危受命，面临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坎坷道路。
六〇五厂形势严峻，困难重重。首当其冲的是资金短缺。原来积累的家底，因字模停产，经济效益大滑坡，资产已不再丰厚。建立上海分厂投了数百万元之后，厂里资金所剩无几。这时，全厂人心涣散，悲观情绪弥漫。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经过艰苦的思考与准备，罗钧踢出了第一脚：改造旧的PS版生产线。经过两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维修改造的任务终于完成。在没有停止生产的情况下，PS版车间焕然一新，旧线变新线，所费资金也不多。这一年上下齐心努力，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产品销售也创新高。职工看到新的领导真心实意办企业，人心也稳定了。
但是，仅靠一条生产线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解燃眉之急。因此，罗钧多次组织人员四处考察，筹划上新项目。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决定上一条卷筒式PS版生产线。在克服了资金、人才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后，1996年8月，终于将新线建成。从此，两条生产线配套使用，年生产能力大增，使PS版成为六〇五厂的主导产品，填补了字模下马造成的空白，扫除了弥漫全厂的悲观情绪，使职工增强了走出困境的信心。
2000年到2003年期间，在拥有一定机电制造能力、改建两条生产线经验的基础上，罗钧率领大家又连续建成了第三、第四条PS版生产线。新線的自动化程度更高，控制系统更稳定，裁剪精度更高，车速也更快，很好地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在罗钧的主持下，六〇五厂探索了10年，稳定了10年，也发展进步了10年。在他接班的时候，面临着两个过渡：一个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个是印刷技术从热排向冷排的过渡。在这两个过渡中，六〇五厂都经受了剧烈的阵痛，并且坚持过来了。在这10年中，六〇五厂融入了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字模生产转型为专业的PS版生产企业，而且还利用闲置的资源开发了建材市场、综合养殖场、编织袋生产等多个项目，形成一业为主、多元化发展的有目共睹的良性局面。为此，他先后获得“全国出版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并且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走马京城
2004年10月的一天晚上，罗钧刚陪客人吃完饭回家，就接到时任中国印刷集团公司某领导的电话。该领导在电话里说，因为业务重组原因，六〇五厂整建制划归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罗钧要被调到北京另外安排工作。
这个消息对罗钧来说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虽然1999年被任命为中国印刷总公司副总经理之后，就有调北京的可能，但似乎那是很遥远的事情，然而，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12月30日，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与中国印刷总公司相关领导来到六〇五厂，宣布对新一届厂领导的任命，同时，也宣布把罗钧调到中国印刷总公司工作。
中国印刷总公司是一个国有独资企业，过去一直归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属领导。2003年，因国务院直属机构不能再管企业，于是把中国印刷总公司、中国印刷物资总公司和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三家直属企业合并，成立中国印刷集团公司，打包交给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但这些企业都还作为集团的二级公司独立存在。
此时，中国印刷总公司旗下还有几家独立核算的企业，分别是北京彩色印刷厂、北京印刷器材厂、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湖北文字六〇三厂和北京文化园物业公司。但这些企业几乎都已停产，中国印刷总公司合并报表后也是个亏损企业。
罗钧上任第一天，中国印刷总公司离任总经理给他移交工作。讲了一上午，强调了许多工作的难度。但罗钧接手后，遇到的实际情况，仍然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003年，中国印刷集团公司成立以后，它下属的中国印刷总公司基本上成了一家大的物业公司，管理着20多万平方米的物业和3000多个离退休及内退职工。由于是老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很多。罗钧上任后，把这些乱如麻的问题梳理为几类：有职工所住新华里社区电、气和环境设施问题，有住房分配问题，有转让土地房产问题、商业合作中合同纠纷问题，还有盘活现有资产、使总公司扭亏为盈问题等等，每一个问题都非常棘手。
新华里是总公司所属物业公司管理的以自己老职工居住为主的社区。这个社区共有两栋楼房，都是刚交付使用不久的回迁楼。他们现在用的还是施工用电，功率达不到，经常跳闸停电，一些冰箱和彩电都被烧坏了。另外，天然气也迟迟未通。罗钧亲任组长，物业经理任副组长，成立一个领导小组，集中力量解决问题。经过反复努力，终于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难题。这件事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大家都说新来的领导很务实。
总公司的办公用房是一栋七层高楼，当年用做培训，所以叫技教楼。这栋楼挨着鸿儒大厦建造。鸿儒大厦也是总公司的产业，已经被租赁出去。鸿儒大厦在南，叫A座，技教楼靠北，叫B座，总公司办公在B座。
罗钧上任后，楼里有三户职工各住一间办公室，在这里饮食起居，俨然当成了自己家。他们都是当年认为分房不公，找领导扯皮无果，强行搬进来居住的。面对三户老大难，罗钧不回避矛盾，采用做思想工作、使用法律武器两手并用的方法，因户施策、逐个击破，终于解决了这个顽症。
总公司地处北京西直门车公庄大街，交通便利，繁华热闹，周边配套设施齐全，按照市场行情，这个地段的写字楼每天每平方米的租金在4元左右。然而，两座大楼全年只有2百多万元租赁收入，且不能及时收回，职工发工资都成了问题。为了增加经济效益，罗钧决定改造技教楼，提高楼的品质。
经过大半年施工，改造工程全部结束，大楼的价值也提升了。他将总公司办公区域压缩在一层楼，另外全部租出去，出租面积约4000平米，一年增加近500万元收入，非常可观，再加上鸿儒大厦，租赁收入可达上千万。
总公司由亏损单位一下子变成盈利单位。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作为总经理的罗钧当然更高兴。他来的时间不长，化解了很多棘手问题，又盘活了存量资产，增强了企业实力，提升了总公司在集团系统的地位，得到了大家的普遍信任。更重要的是，这些成绩使他上任伊始的悲观的心情全然改观，在新岗位上重新建立了信心。
能者多劳
北京新华印刷厂是新华园的前身，主业是印刷书刊。从资产角度讲，应该是印刷总公司下属分公司，但因规模大，又是主营业务板块，就被定为二级企业，除财务与印刷总公司合并报表外，其他均由集团直接管理，由于产业的局限和体制的原因，经营不景气，陷入亏损局面。
该厂有一栋车间临街，面积约3万平米。为了缓和经营压力，1998年，租给一家私营企业做商场，签了20年合同。这个商场名叫“北京官园商品批发市场”（简称“官批”），批发为主兼有零售，有2000多个营业摊位，在京城很有名气。
刚开始，双方合作融洽，后来渐渐出了问题。租赁方付款不及时，截至2008年，欠新华印刷厂将近1亿元（含滞纳金）。
集团领导很着急，就安排负责财务的领导和新华印刷厂的领导成立了工作小组，向“官批”清理欠款。清了一年多，效果不理想。
集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罗钧来抓这件事。罗钧认为让自己追欠款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又推辞不掉，只好接受。
“官批”老板是以外商身份来开的商场。他聘的现场经理是当地人，有些蛮横。听说新华印刷厂先前找他们清款，就被他们砸了门卫室，警察来了也不了了之，羅钧心里不免有几分顾虑。
罗钧仍然采取谈判、法律两手抓的办法，先请了北京著名的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做代理。律师按要求，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同时，罗钧又约了“官批”老板面谈。“官批”老板来时，就带着这个现场经理。
会谈时，“官批”老板和现场经理配合，“官批”老板不说话，反而让现场经理唱主角。现场经理看起来直率、粗犷，其实相当狡黠，一会儿硬得像石头，一会儿又套近乎，就是没诚意。多轮谈判，对方总找理由搪塞。于是，罗钧一边谈，一边请法院通知开庭。边谈边打官司，持续近一年，才有了转机：对方重新开始支付月租了。2009年年中，法院作出一审裁决，要求“官批”支付欠租加滞纳金共9000多万元，分两年付清。两年后，“官批”付清了全部欠款，而且再没拖欠租金。事后，“官批”老板见到罗钧就说：“不打不相识啊，官司打完了，咱们也成了朋友！”
2006年以后，中国印刷集团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也提出所属企业要主辅分离，把主业独立出来，推向市场，参与公平竞争。为了弱化矛盾，集团要求把主业先分离出来，成立新公司，搬到异地重建厂房，辅业和有关人员不动。2010年，罗钧亲自负责的位于湖北襄阳的文字六〇三厂主辅分离刚完成，北京的新华、百花、人民美术印刷厂也陆续开始分离。集团的方案是：把百花和人民美术印刷厂合并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然后把厂迁到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将老厂区对外出租。
集团在亦庄征了60多亩地，盖了5万多平米厂房，百花和人民美术印刷厂先后搬了过去。因为这两个企业规模较小，人也不多，分流比较平稳，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但新华印刷厂就不同了：它1949年成立，是个有历史、有文化底蕴的企业，多年来为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印制了许多重要文件和著作，许多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都为该厂题过词。所以，厂里职工都有很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且，工厂规模较大，有近800名员工。开始，集团让曾担任新华厂厂长的老领导牵头分流。老领导多次到厂里与职工对话，都遇到很大阻碍。有一次，老领导与职工对话，从上午8点到深夜12点，始终谈不拢，职工情绪相当激动。可见，在切身利益面前，职工是不给面子的。
2010年7月，集团领导让罗钧出来协调处理此项工作。罗钧很意外，也很为难。那段时间他腹胀厉害，吃不下饭，身体很虚弱，怕挑不起这个担子。但集团领导态度很坚决，罗钧不好再回绝，就答应去试试。
罗钧单枪匹马，谁也没带。先与领导班子见面，发现除了厂长态度积极外，多数并不积极。后又与分车间座谈，但多是吵吵闹闹，搞得他头晕脑胀。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罗钧基本摸清了职工们的想法。他觉得，大多数人诉求是合理的，并不过分。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大半辈子，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很大，还没到退休年龄，突然面临失业，自然会有很多想法和意见。从企业角度讲，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标准在劳动合同法上有明确规定，不好随意突破，但内退待遇似乎有些弹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罗钧实事求是地向集团领导班子作了汇报，得到总经理支持。于是，罗钧从实际出发，对实施政策重新作了细致的调整。
主要矛盾解决了，分流工作就顺利推进了。前后用了两个月时间，厂里近800名职工分流完毕。北京新华印刷厂的主辅分离工作就此告一段落。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为表彰在出版企业体制改革、产业化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新闻出版总署、人事部也授予了罗钧“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的荣誉称号。
筑巢引凤
2010年年底，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搬到亦庄开发区，重新注册的企业名叫“北京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老厂址就是现在的新华园，占地60亩，地面建筑4万平米，都是老旧厂房和库房。这里区位优势明显，如何利用这块好地段，是摆在集团领导面前的重要任务。集团主要领导的想法是现状出租，办个图书大卖场。按当时市场行情，年租金可收3000多万，这对一直处在亏损状态的集团来说，太需要了。但是，罗钧却提出不同想法，认为现状出租和办图书大卖场的附加值太低，不划算，而且也不符合企业发展方向。
因为这块地皮是工业划拨用地，不能动原建筑物，只能局部改造。既然不能推倒重建，罗钧认为，现状利用也要尽量做到价值最大化。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最好的做法是投入一定资金，改造旧厂区，既保留老工业遗迹的风貌，又适合现代办公需要，把它变成一个融合的产业园区。
他把这个想法与集团主要领导作了交流，但结果却不理想。焦虑之中，他突然想到，如果能把粗略的想法变成具体详尽的方案，一定会增强说服力。于是，就找到清华大学清华安地设计规划院的刘院长，谈了自己的设想和难处，并请他做了设计方案。到底是专业高手，方案很快做出来，罗钧眼睛一亮，心情非常激动！
于是，罗钧便请制作方案的李诓工程师向集团领导班子作专题汇报。李诓是清华高材生，口才相当好，把规划设计的理念和思路讲得头头是道，展开了一幅诱人的图景。集团领导听完汇报后，都很兴奋，认为就应该这样改造。方案上报集团后，很快得到批复了。2011年5月开始动工，年底园区改造全面铺开。
在工程推进过程中，中国印刷集团公司的归属发生了重大变化，2012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司被正式并入中国国新公司，由国资委为出资人的一级央企变为二级央企，领导班子也有所变动，集团总经理到国新任职。根据离任集团总经理推荐和民意测验结果，2012年11月，罗钧接任集团总经理。
罗钧上任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带领企业转型升级。因为市场的放开，中国印刷集团如果再干印刷，只能死路一条。可是印刷集团不干印刷还能干什么呢？
国新公司委派一个副总牵头，印刷集团由罗钧牵头，共同组成调研小组。经过两个月调研，起草了《中国印刷集团改革发展方案》，正式提出中国印刷集团公司逐步退出印刷行业，向文化产业转型。但文化产业是个大概念，细分领域很多，集团往哪里转？资金在哪里？人才在哪里？那些日子，罗钧独自在办公室转来转去，不断思考与谋划，深感肩上压力沉重。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他终于想清楚，无论向何处转型，首先要解决的是企业吃饭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等天上掉馅饼，首要任务是盘活企业的存量资产。
正在改造的老厂区是集团最大、最优质的资产，起名叫“新华1949文化金融创新产业园”。“新华”是工厂字号，“1949”是建厂时间。加快改造进度，尽早招商，让园区产生效益，是罗钧眼前的工作重点。老厂区改造，有许多事先无法预料的问题。罗钧一边完善各种规划手续，一边应付各种外部干扰。为了企业能够生存，职工有活干，有饭吃，他认为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园区施工时，罗钧几乎天天到现场，督促施工进度，不断调整和完善方案，可谓是风里来雨里去。园区的一草一木，园区每栋建筑的定位，每一个细节，他都要认真琢磨，然后与设计师交流。
为了尽早获得效益，新华园一边建设，一边招商。因为申报北京市文化创意项目，罗钧认识了北京市西城区文创办公室负责人。该负责人帮忙协调了很多事情，使园区建设少走了很多弯路。园区的招商，她也介绍了许多优质客户，最重要的是引荐了北京市文化资产管理办公室，使园区获得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招商契机。
该办公室是北京市响应中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在全国率先成立的一个政府机构，由于新成立，正在四处寻找办公地点。文资办手里掌握了一百亿财政预算经费，用于支持全市文化产业发展。罗钧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便盯紧不放，希望他们入驻。俗话说“筑巢引凤”，罗钧认为，新华园就是“巢”，文资办就是“凤”;如果这只凤凰栖息到新华园这个“巢”上，四方的鸟儿都会飞来，形成“百鸟朝凤”的景观。
虽然争抢对手很多，但罗钧采取了“一切要求全无条件答应”的策略。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的诚心实意终于结出了期待的硕果。文资办入驻后，还成立了北京文化投资集团公司，集团下属有文创基金会、创新工场、贷款公司、文化产权交易、融资租赁等项目，这些公司都在园区。新华园建成后可用面积是5万平方米，他们就用了近3万平方米，剩下的不到半年被一抢而光。“百鸟朝凤”变成现实。
紧接着，罗钧将区位优势很好的北京人民美术印刷厂和北京百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改造的文化产业园区，合并作为新华园的连锁园区来经营。三个园区一年利润约数千万，加上其他收入，基本解决了集团的生存问题。
与时俱进
北京市文资办在新华园办公，北京的各项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在这里诞生。入驻园区的企业有文创方面的，也有金融方面的，文创企业需要钱，金融企业需要投资，项目和资本在这里得到结合。园区里每周都有读书会和各种沙龙举行，文创氛围十分浓郁。这些都使新华园成为一个自然生态圈，每天都有大量信息在这里聚集、碰撞，又裂变成更多新的信息，生生不息。与这些企业接触多了，得到的信息多了，结合集团公司实际，罗钧逐步形成了转型升级的思路，“平台”意识在他头脑里越来越清晰。
在为平台服务方面，他成立了专门为园区服务的物业公司，建立了园区网站，还为入驻企业提供法律、金融、培训、财务和人力资源等各种增值服务。更重要的，他还为平臺引入了投资概念，对入驻的优质企业进行深入投资，开展文化金融服务。北京市文资办是政府职能部门，它所属的北京文化投资集团公司旗下，又成立了几家控股子公司，很有发展潜力，正好符合他认为的投资方向。
北京文创基金公司是他们和文资办共同发起的基金公司，文资办出资7个亿，他们出资1个亿。此外，他们在北京文化科技融资租赁公司也投了2亿，并且当年见效。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触角伸到上海，与上海市委宣传部所属的上海精文投资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投了4千万元，占20%股权。由于这一系列投资取得了成功，文化金融概念不仅在他的思想中，也在集团公司员工的观念中逐渐形成。
从打造园区运营平台到选择优质企业做深入投资，罗钧一直不断思考，不断实践。到了2013年底，他对集团转型升级的想法逐渐完整起来，最终形成了“基地、基金、基业”的发展思路。基地是打造产业园区，建立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基金是成立自主控股的产业基金，围绕文化产业进行股权或财务投资;基业是在文化产业的细分领域寻找符合发展战略的优质企业进行并购。总体目标是将集团公司建设成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运营平台。
除了内容转型升级外，他认为，中国印刷集团公司的名称也要更换，以避免在工作实践中屡屡遭遇的尴尬。经过艰苦曲折的努力，2014年6月1日，集团正式启用新的名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公司。事实证明，这个名称为集团带来很多机遇，愿意合作的各地政府和企业由此纷至沓来。
深圳一家叫华强文化集团公司的民营企业，是做文化主题公园和电影特效设计制作的。他们在资本市场新三板挂牌前定增10亿。2015年10月，罗钧得知消息后，想参加定增投资，接待他的刘总说：“本来额度已经没有了，但是冲你们集团的名字，也要定增。”为此，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投了5千万，进入该公司。
集团更名后，业务不仅走出北京，还开始走向国际。2015年底，一个偶然机会，罗钧认识了中实集团一个副总，向她建议：能否成立一支文化基金专做投资？这个办事利索、协调能力强的副总没多久告诉他，已联系好了，由上海一家证券公司挑头，联合了几家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美国尼尔·布什一起发起成立“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专做国际投资与并购。
2016年5月23日，“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启动仪式在上海海通大厦举行，罗钧代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签了字。美方的尼尔·布什也参加了仪式，大家共同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6月6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会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该基金被列入中美人文交流成果清单，成为国家重点支持项目。
在借助新华园平台进入资本市场等新兴业态的同时，罗钧还主导集团内部加快了退出传统行业的步伐，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让主要的非盈利传统项目顺利退出了集团，卸下了沉重包袱，使集团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轻装前行。
成功退出了传统行业，打造了文化产业园区，投资方面也实现了突破。罗钧认为，这只是在转型升级道路上刚刚起步，只是为文化企业提供了服务平台，自身并没有真正从事文化产业经营，这与集团新的名称和性质都不相符。所以，就有个心愿，控股一家上市公司，以此整合文化领域中某个行业的优质资产，把它做大做强做优，逐步使集团成为央企中的文化骨干企业，以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资本市场信息，他们找到一个相对符合要求的公司，就是上海华谊集团控股的三爱富公司，这是个老牌上市公司。华谊在三爱富拥有32%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国企改革要求，他们将转让三爱富20%的股份，放弃控股权。
罗钧设想，如果能拥有这家公司的控股权，就把它的主营业务改造成为教育产业。教育产业符合集团发展方向，市场前景广阔，在二级市场也表现不俗，估值较高。于是，2016年7月6日，他带队到上海与华谊集团洽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在转让股份的竞标中，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顺利中标。7月29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订了股份受让协议。至此，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在转型升级改革中，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如今，超期“服役”两年的罗钧已退出领导岗位，但他倾注心血的上市公司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入驻新华园，正以良好的发展态势，与其他改革成果一起，合力装扮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与新华园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朱洪，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特约作家、中国戏曲学院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启迪创新型城市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孙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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