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旭
Gem miniature gardening is the derivatively luxurious outcome of the Court Culture of Qing Dynasty， and it has specific factors as many types of rare jewels and stones are adopted by royal workshops to make miniature trees and rockery，besides it takes lots of manpower resources of local handicraftsmen. Since the Qing Dynasty，it always is the exclusive consumption of the imperial family as it is buried symbolized notions，for example，“Long long lif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essay is about this type of craft works，especial the piece of coral and ivory miniature gardening of copper cloisonné vase in Kangxi. The key point is the technical skills of cloisonné，which is the main line to string together for a map of Chinese typical handicraft，and to set on such solo aesthetic phenomenon.
一、引言
日本和中国都位于东亚，彼此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在建筑、语言和气候方面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古代日本文化隶属中国文化圈，其中建筑、造园等深受中国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离以前所属的中国文化圈，投身于西方文化圈，从此走上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建筑设计现代化道路。日本现代建筑设计在发展过程中一边对西方文化吸收、创造，一边继承本国的传统文化，取得一系列惊人成就。自20世纪末便有学者开始对日本现代建筑设计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
研究日本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能够为中国建筑设计走向现代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日本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设计的融合发展
（一）砖石建筑兴起时期。
1868年日本政治改革，这场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日本在科学技术、社会文化、基础建设、政治军事各方面迅速西化，这些想法很快就传播到了建筑领域。日本这一时期建筑设计的本质是模仿西方建筑，“拟洋风”建筑盛行，日本长野县开智学校（1876年，立石清重）是代表之作。
此时期的拟洋风建筑具有鲜明的外部形式特征：和式屋顶与西式建筑主体相结合。拟洋风建筑在立面形式上注重构图，强调形式感。同时期中国自开埠以来，传统建筑文化也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同样经历“中体西用”的思想变迁，但从历史时间轴来看，中国稍显滞后。由此推断，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日本自省意识强，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吸收西方文化较为迅速。而中国对于新技术、新文化抱有顽固的鄙夷态度，思想保守和向后看，旧传统文化的地位难以动摇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中国建筑发展较慢。其次在建筑领域，日本对西方古典文化的研究较为扎实和完备，为进一步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日本传统木构建筑的自我进化阶段。
在20世纪初期，探索传统样式相继出现三种倾向：近代和风、进化主义、亚洲主义。在这一时期是新的“民族形式”，明治神宫宝殿（1915年）是该时期典型的代表。从明治神宫宝殿的设计水平来看，建筑师对细节的把控能力、对建筑比例、色调的控制力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这表明日本已经能将现代建筑技术与传统完美结合起来。
（三）战后日本现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
20世纪初期，日本建筑师对于古典样式和西方技术的掌握已经成熟，这为他们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做了准备。战后现代主义思想迅速迸发生命力，现代主义建筑师登上历史舞台，随后大量现代主义建筑作品涌现。丹下健三、前川国男等建筑师为探索日本本国特色的现代主义建筑艰辛探索，丹下健三将重点放在对日本传统建筑语汇的转换上。在关于日本传统建筑的融合发展上，他反对全盘的地域主义，他主张要对日本传统建筑有所扬弃，抽象化、反思性地引用日本传统木构建筑。（如图1）丹下健三早期的作品香川县厅舍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丹下的建筑思想，香川县厅舍是日本地域主义的重要作品，它虽然是扩建项目，但是新建部分分成了高层的办公和低层的议会厅两个不同的体量，高层部分为均质的柱梁结构组成的正方体，处理得有几分日本五重塔的神韵，水平栏板和跳梁的组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观，结构柱上的悬挑梁处理成双梁形式，视觉上让人聯想起日本传统建筑的木构。（如图2）丹下健三在代代木体育馆的设计中，将功能、技术、形式三者完美融合统一，用现代的建筑技术将日本传统建筑的美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它由游泳馆和球技馆组成，两馆的观众席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覆盖其上的两个形状各异的屋顶，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悬索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内部空间，分别可以容纳上万人和数千人观看比赛。利用悬索结构的拉伸特征，丹下健三完美演绎了日本传统木构建筑屋顶的意象，悬索结构演绎了日本传统木构建筑中正脊的升起和山墙面的出檐，将日本传统民居屋顶的稳重、优美阐释得淋漓尽致，同时悬索结构呈现出的建筑内部的空间轮廓也演绎了日本传统木构建筑的空间意象。丹下健三认为，应积极、合理地利用现代建筑技术，钢的抗拉强度和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无疑将成为未来现代建筑的发展方向。
（四）新陈代谢派时期。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快速增长促使建筑业剧变。日本青年建筑师迫切渴望用时代技术成果表达激进的思想，新陈代谢理论诞生。新陈代谢派主张在城市和建筑中引入变化、代谢、过程、流动性等时间因素，强调持续对已经过时部分加以改造。以黑川纪章、菊竹清训、桢文彦、丹下健三为代表，展开大胆理论创新及实践。新陈代谢派建筑师在建筑理论、建筑技术方面紧跟国际前沿，成功地将现代建筑从几何中形状解放出来，形式趋于灵活。更重要的是，新陈代谢派建筑师从日本传统中寻找灵感，却又超脱于物质空间，传统元素符号在现代语境有了新的表达。
三、日本建筑发展演变的总结与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思潮来看，日本建筑师已经摆脱早期的形式模仿，这时期日本建筑已经开始理论模仿的阶段，具备处理传统与现代矛盾的能力。如筱原一男、前川国男等建筑师对日本传统建筑的材料、结构、美学比例、空间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融合尝试;而丹下健三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空间”概念展开实践。在此阶段，日本建筑师逐步摘掉“大屋顶”的传统符号，开始关注空间形态。日本的成功来源于对西方文化、西方技术、西方建筑设计理论的探索，同时得益于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四、中国传统建筑与当代建筑融合演变
（一）中国传统建筑与当代建筑融合发展的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对西方有用的文化接受和消化，另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充分挖掘其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传统建筑根源上讲，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道德经》“有无相生”道明，建筑的本质是空间，其内涵却未能被国人消化与理解。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仍然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建筑文化也不例外。发达国家的建筑及其理论举足轻重，但不足以视为金科玉律，中国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文化、新技术、才能改变国际竞争的弱势地位。中国第一批留洋建筑师归国后在理论、设计和教育多领域同时开展研究。梁思成、刘敦珍、杨廷宝三位建筑大师在这三个领域展开各自的工作。在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建筑（图3），董大佑设计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等。在这些建筑师的带领下，中国开始探索传统建筑与当代建筑的继承与融合。
随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高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建筑融合的作品，如戴念慈的中国美术馆，陈植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张的北京民族文化宫等。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建筑师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批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齐康的河南博物馆，马国馨的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这些作品初步体现了建筑师对于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化融合的探索。
（二）王澍对中国传统元素的抽象整合。王澍和他的作品对于中国建筑师在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与融合这条道路上的探索有重要意义。王澍抛弃了中国建筑界一直固守的具体意义的传统建筑元素意向的融合，转而用地域主义的手法来诠释中国传统建筑传承融合的方法。他用地域特色的表皮、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屋顶意向和连廊意向等来表达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中国传统建筑融合发展的思路。
五、中日建筑发展历程对比分析
（一）从历史观维度分析。如图4所示，日本和中国开埠时间趋同，但是产生的社会影响差异甚大。日本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敢于承认自己文化的不足，大胆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建筑及教堂在中国盛行之初，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抱着鄙夷的态度，不善于接纳西方文化，造成中国人很难从历史桎梏中走出来。从政治变革角度来看，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改革较为彻底。社会体制、生产方式、文化技术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传统思想，思想的解放起到关键作用。
（二）从教育角度分析。如图5所示，1877年开始就大量地邀请欧洲建筑师做设计、讲学、同时，很多建筑师留学国外，他們一直在努力学习世界上的尖端知识，日本建筑师与国际建筑保持紧密交流，是主动的摄取。英国建筑师康德在工部大学任教，对日本问题高度关注，他在教育和实践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其次伊东忠太发表著作《法隆寺建筑论》《建筑哲学》等，日本早在19世纪末，对传统建筑的认识就相当成熟，此时中国对传统建筑的认知还未发芽。日本扎实的建筑学理论研究，为迈向现代化奠定基础。日本追赶国际前沿的理论，不断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三）从建筑实践角度分析。如图6所示，日本经历扎实的理论铺垫，对新材料和新技术的灵活掌握，最终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点上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对建筑设计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纠结于形式，而是转向关注空间形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洋归来的建筑师为探索中国建筑不懈坚持。尽管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融合与传承进行了不断的尝试与探索，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建筑学界并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探索较大程度上还停留表面层次。
六、日本传统建筑的融合发展对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的启示
日本的传统建筑的融合发展之路其实是一条“模仿-融合-构建”的发展之路，纵观日本经历的两次外来文化输入的过程，不难发现这条发展之路是存在且不断重复的。在以丹下健三为首的日本建筑师的带领下，用“空间”的概念重新审视日本传统建筑，进而在“魂”的层面将日本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融合在一起，并不断发扬光大，终于在世界建筑舞台上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未来，中国的建筑师对中国的传统建筑的传承应该尝试跳脱出“具体意义”的拿来主义，而将思考和创意更多地集中在“抽象意义”的凝练和融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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